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多次用“世界大同”概念来表述，受到世界热烈欢迎和响应。这就告诉我们，世界大同早已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且日益走向实践。本文力图从理论上分析世界大同从空想走向科学并走向实践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成为利益共同体——世界大同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人类从彼此孤立的状态发展到彼此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15世纪以前的数千年里，各个部落、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生活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中，虽然有一些简单的商品交换，但那只是发生在局部的范围内；虽然有若干次大征伐，更多的则是野蛮的掠夺和抢劫。人类大范围的联系和交往，是从1500 年前开始的，从此以后，世界主要大陆之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交往日益紧密。这里有几个关键节点起了决定作用：一是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开拓了新的市场，引发了商业革命，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二是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大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语）。这是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三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科学和技术相结合为特征，以电力为核心标志，催生了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等新兴部门，培育了汽车、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的创造，大量修建公路铁路，电话等通信工具也开始广泛使用。资本主义到处建立势力范围，世界被瓜分完毕。这就是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四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原子能、生物工程等为主要标志，迎来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加快了信息、资本和商品在国际间快速流动，促进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五是近些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生产变革正在聚集力量，摧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来意想不到的新变化，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前不久，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今天跨境宽带数据流量相比2005年增长了45倍，这不仅是货物和观念的交流，而且支撑着巨量的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往来。现在，跨境流动已十分广泛，全球大约有2.22亿人口生活在出生国以外，人们仿佛生活在相互为邻的“地球村”了。
    利益决定一切。在世界范围内，什么都可能变，但不变的是利益。由经济全球化推动的人类利益一体化，为人类走向世界大同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个利益共同体，应包括生产的合理分工，产品的互通有无，资源的相互补充，技术的互鉴互用，信息的相互沟通等等，正是通过互联互通，使人们的需求得到最大满足，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从而促进人们共同发展、共同解难、共同繁荣、共同幸福。

科学社会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世界大同的理论引领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精神，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决定人们的思想认识。世界大同的发展，就经历了从空想（朦胧的认识）——自然（不自觉）——自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行动）的变化过程。
    世界大同最初是由我国的先贤孔子提出来的，其核心思想是“天下为公，美美与共”，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任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各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等。一百多年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理想国”的构想，关键词仍然是公有制、精英治国、有序秩序等。进入近代以后，民主革命先驱康有为、孙中山也根据当时的发展状况和人们认知的程度，进一步阐发了世界大同思想。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孙中山提出“大同主义”。与此同时，西方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提出了《乌托邦》社会，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世界公民主义”，大意都包括公有制、公民宪法、和谐共处，社会多元等。很明显，无论是中国的康有为、孙中山，还是西方的莫尔、康德，比一两千年前的孔子、柏拉图等人更接近现实。然而，这种设想毕竟是悬在空中的幻想，正如恩格斯论述的那样：这种设想“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马克思、恩格斯联手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第一次使世界大同思想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让某种设想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存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争议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以无懈可击的理论逻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如下真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不相容性，必然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国家政权，将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将自行消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实践，并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笔者认为，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们朝思暮想的“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和基本原理不会变；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会有变化，但基本原则不会变；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有变化，但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不会变。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一些乐观的西方精英迫不及待地抛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从此以后资本主义最终胜利，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20年后，随着中国的崛起，怀疑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人越来越多，研究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成为时尚。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使世界大同从科学走向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同志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高度，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全球长远发展出发，明确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必须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具体说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随着实践的深入，人们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全新理念，是凝聚世界和平发展正能量的一面旗帜，是指引世界人民创造美好未来的“世界梦”，是指导一切和平友好国家开展和平外交的战略决策，是未来治理国际秩序的“中国方案”，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不可估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把世界大同从空想变成科学的话，那么习近平同志则把科学变成了实践。

新兴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发展壮大——实现世界大同的力量

    从历史发展长河来看，实现世界大同必须挖掉三座大山，即闭关锁国、战争霸权、私有制。在挖掉闭关锁国的孤立主义方面，人类已走过几百年的历程，尽管有些国家是自觉的，有些国家则是被动并付出沉重代价的，但基本上都融入世界大家庭了。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尽管声誉不佳，但总是有历史贡献的，它们为了推销商品、获得原料而奔走世界各地，用金钱和大炮轰开了各国的大门，软的硬的一起来，客观上促使世界各国联系起来。本来这个进程已接近尾声，但由于近年来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又有所抬头，使得全球化的进程又有反复，但大趋势是世界各国普遍联系，不可逆转。在消灭战争霸权方面，任重而道远。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总有个别国家抢占先机，获得先发优势，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独占鳌头，然后凭借实力发动战争，侵略掠夺其他国家。先是英国在第一、第二次经济全球化中成为“日不落帝国”，到处通过战争争夺霸权，后是美国代替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级争霸，苏联解体后是美国“一超独霸”，成为近几十年战争的总根源。战争是世界大同的总祸根和总负能量，不消灭战争，世界大同就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可以局部的、有限的实现）。消灭私有制，则是最后实现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大同的最后一战。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最终实现世界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主权的国家之间进行，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利益对抗，所以可以联合，共建共荣。但使他们对立的是私有制决定的利益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不可能什么时候都一致；各主权国家的利益不可能任何情况下都一致。因此消灭私有制之时，就是世界大同真正实现之日，但这是数代人努力的漫长过程。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起决定作用，因此战争不断。一般说来，是战争还是和平，起决定作用的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力量对此。当战争的力量超过和平力量时，战争的危险极大存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之所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到处挑起战争，就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实力超过其他国家，当战争爆发时，弱小国家只能挨打并割地赔款，中国近代以来就是这种状况。因此，要想避免以至消除战争，最根本的举措是主张和平的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军事、政治和文化实力，达到战争与和平力量的均衡，当力量达到均衡时，大国之间以最传统的算计方式思考：到底值不值得冲突，怎样做才对自己最好……两国都会基于相对实力、政府意志等因素作出判断（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洛）。过去几百年间，经济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国家始终在西方，先是英国，后是美国，加上资本主义本性使然，到处挑起战争，使世界处于对立的两级。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发展出现“东升西降”的情况，东西方实力对比出现越来越均衡的状况。过去，西方发达国家曾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大幅度上升，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已占到近50%，按购买力评分计算，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根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可占到世界的65%以上甚至达到80%。到那时，战争与和平的力量对比将发生根本逆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获得根本的实力支撑，世界大同将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健全并优化国际治理体系——世界大同的制度保障

    走向大同世界就要解决大同世界由谁管、怎么管的问题。教训和现实都说明，建设大同世界，逐步建立、健全并不断优化国际治理体系具有关键作用。世界大同具有三个层面：理念层面、决策层面和具体操作的制度层面，三者缺一不可。
    无规矩不成方圆。凡是有人和人发生关系的地方，就必须先制定规矩，建立正常秩序，否则就会乱套。所以法制化，既是治理一个国家的必然保障，也是治理全球的必然趋势。1645年，旨在控制欧洲内战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创造出了主权国家的概念，由此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通过协调国家间的关系确立了那个时候的国际秩序。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以英、俄、奥、普为首的战胜国建立维也纳体系，该体系开启了一个剧烈的转型过程，先是在欧洲，后在全世界，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世界无主，战国争霸，世界失去秩序，完全是“丛林法则”起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英、苏为主导建立了雅尔塔体系，建立了美苏争夺霸权的国际秩序，一直到苏联解体后形成了一超独霸的体系。近几年由于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体系，除美国仍因经济、军事、科技实力雄厚而称霸全球外，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伊朗和土耳其等也成了区域性全球性大国。习近平同志指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在目前经济实力“东升西降”，国际格局出现一超多强的情况下，是健全和优化国际治理体系的好时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提出了科学的最佳方案，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数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多的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新国际治理理念的核心是一个“共”字，其内涵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其次，新国际治理理念充分体现了新的条件下国际关系中的权利、利益、责任等关系。在国家主权根本原则不变的条件下，权利、利益、责任等日益体现关联性特征，国际关系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关联权利、关联利益、关联责任，以邻为壑、你输我赢、排他结盟、独占独享等陈旧观念和做法已不合时宜。再次，贯彻新的国际治理理念必须对旧的国际治理体系进行改革。旧的治理体系是在西方强权政治主导下制定和形成的，许多都不符合新的国际关系实际。比如，在经济、安全治理领域，小多边封闭政治集团、排他性贸易集团、针对他方的对抗式军事结盟体系以及文明冲突思维等等，都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障碍，必须改革。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过程应该体现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精神，要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当遇到分歧时应该通过协商解决，不能搞小圈子，不能强加于人。这种新的国际治理理念，既是当前解决国际关系治理难题的正确道路，也为实现世界大同治理方式提供了基本构架。

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主导作用——建设世界大同的重要因素

    根据过去经验和当前情况，在稳定和优化国际关系中，大国具有不可代替的主导作用。公元1500年以来的国际秩序，大都是实力雄厚的大国主导下形成的。因此，构建未来的世界大同，必须注重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目前世界上的大国、强国——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是世界大同的负能量；其他强国如俄罗斯、日本、印度、欧盟等，各有不足、很难胜任，唯一可靠的是新兴大国中国。中国作为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则是稳定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完全应该发挥好世界发展的引领作用，维护稳定的压舱石作用和建设和谐世界的示范作用。为此，必须具备以下五种能力：
    经济实力。在世界上起主导作用的大国，首先必须是经济强国。经济实力是一切实力的基础，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一切都是空谈。在“丛林法则”仍起作用的今天，一切靠实力说话。目前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管是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都还不足以强大。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经济总量将赶上并超过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大大提高，到那时才能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强国，才真正具备主导世界的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占有特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落后就要挨打，经济发展了而军事实力上不去同样要挨打。过去强国称霸世界，就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军队作支撑。现在，中国越来越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人民对中国越来越寄予厚望。为此，必须按照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强军目标，扎扎实实打造一支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世界一流的人民军队，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为世界做贡献的战略支撑。
    “锐实力”。中国不称霸，也不强加给别国任何东西，主要靠影响力来赢得号召力、凝聚力，引领世界。这个影响力包括：先进理念，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政治制度，随着实践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中国制度优势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先进文化，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许多诸如“和为贵”等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都影响很大，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优越的发展模式，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持续发展之路，创新发展之路，和谐发展之路，绿色发展之路，总的是科学发展之路，提供了宝贵借鉴；讲究诚信的大国风度，中国讲“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
    控制力。即妥善处理复杂国际矛盾，管控好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分歧，这是考验一个国家能力的重要方面。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革的年代，矛盾叠加，纷争不断，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摩擦和碰撞难以避免。和平国家与争霸国家的矛盾是绝对的，联合合作是相对的，美国绝不愿意看到东方大国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如何处理好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重大考验。赢得胜利要靠综合实力、战略定力、策略耐力和处事能力，对此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号召力。中国在国际上的号召力来自影响力产生的凝聚力，同时也要大力开展大国外交，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和组织，结成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在这方面，中国的实践是成功的，金砖四国、G20、互信等平台已经搭建，“一带一路”航道已经开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已经指明，走向世界大同的道路将越来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