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司令陈玉生，驰骋苏中驱日寇”的佳话在苏中家喻户晓；陈玉生的爱人杨桂芳巾帼不让须眉，但涉险筹枪抗日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藏枪
1938年3月中旬，陈玉生领导的200余人、100多支枪的“抗日救亡大队”被国民党顽固派以发军响、给番号、整训为名，骗到南通缴了械。陈玉生爱人杨桂芳的枪却“漏了网”。原来，杨桂芳随大队一到南通，发现军营满墙标语，却没写“抗日”两字；住处如临大敌，无半点欢迎气氛。她便留了一手，把随身带着的短枪藏在一农户毛缸头篱芭底下。顽固派没收到杨桂芳的枪，派专人盘问，杨桂芳说：“我们老百姓打鬼子，是用命拼，要是有枪，谁还往这里跑哇？”顽固派半信半疑。风头一过，她把枪取了回来。
3月下旬，遭重创冒死突围的陈玉生等人在白蒲一座庙中落脚，又饥又渴。人没了，枪也没了，驱寇豪情降到冰点。杨桂芳走出庙门，从老乡家里弄来了半篮子山芋、花生、萝卜等吃的东西。突围出来的11个人，谁也不肯先伸手。杨桂芳一见急了，大声说道：“大老爷们，阴沟槽都跨不过，还怎么去打鬼子？是个汉子在南通跌倒，到了白蒲就要站起来，这才叫为‘江东父老’长脸呢！”听了这席话，陈玉生接过话茬说：“对，从白蒲开始，先拿伪区公所开刀，把现有人员武装起来，重建抗日队伍。”吃过饭大伙说干就干，有人嘀咕枪是战士胆，10来个人就一杆枪，怎么袭击区公所。杨桂芳说：“老乡家里短锹柄，黑布一裹，夜里蒙伪军小菜一碟。”这支11个人一支枪的队伍，当夜就拿下了白蒲伪区公所，第二天夜里又连袭丁埝、林梓两个区公所，缴获步枪12支，子弹300余发。为陈玉生创建抗日游击队奠定了基础。
借枪
杨桂芳堂兄杨峰是个铜匠，成天走村窜户修铜盆、铜炉、铜手饰，人脉极广。可以用职业做掩护，是个不用化装的“侦察员”。
杨峰眼尖心细，按照桂芳的吩咐，经过10多天的观察，发现黄桥和季家市的伪军有往来，骑着脚踏车一次不超过3人。杨桂芳接报后，觉得机会难得，为确保信息准确，她沿途走访调查，并意外地发现横巷南边有座伪军必走的桑木桥，便思量着如果能在桥上做点文章，“借”几支枪回来还是有可能的。
杨桂芳把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跟陈玉生一说，陈玉生不但同意，还增派了3名战士。得到了支持，杨桂芳信心满满，她把桥上的“文章”交给了杨峰，桥两头的敌情监视安排给了两名战士。就这样等啊等啊，整整等了8天，从季家市方向传来信息：“伪军来了”。可季家市的伪军没有黄桥的伪军胆子大，桥狭，又无栏杆，不敢骑车上桥，而是下车步行。敌变我变，杨桂芳果断吩咐杨峰他们，操木棍两头夹击。桥上伪军一见这阵势，想掏枪，手里的车子又无处放，一动脚桥板就跷，一时急得无计可施。杨桂芳发话：“把枪放下，桥下说话”。到了桥下，杨桂芳换了副面孔说：“伪军兄弟们，今天不杀你们，命留着杀鬼子，枪‘借’定了，你们什么时候站到抗日队伍里来，枪什么时候还给你们”。
这一小小伏击战，“借”了长枪两支，短枪一把。
缴枪
同年8月，满沟芦苇，满田高粱，青纱帐把乡村集镇漫得只剩下人的头顶，为游击健儿打鬼子除汉奸提供了天时地利。
一天，杨峰找到桂芳说：“季家市据点里一个小鬼子隔三差五往东头一小寡妇家跑，申时来，酉时走，还背着盒子炮。”得到这一情报，桂芳没有立即回答，她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先去看看再说，也没来得及跟陈玉生商议，当天下午，兄妹俩便冒着火辣辣的太阳上了路。走到街东头，她发现小寡妇家东边有两间破屋，一打听，早已无人居住。杨桂芳心中一喜，一个“引狼入室”的计谋便由然而生，她把行动计划告诉了杨峰。约摸着申时左右，杨峰远远的发现了一个鬼子，大摇大摆往这边走来。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跟杨桂芳开了个玩笑，动手吧，不曾准备，放弃吧，机会稍纵即逝。一向果断的她来不及跟杨峰商议，立即到隔壁的旧衣站购了件女人穿的花布小褂，把杨峰拉进破屋，叮嘱他依计而行，自己则手握木棍，藏在暗处。
小鬼子老远就看见前方有个“花姑娘”，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杨峰真沉得住气，直至小鬼子到了跟前才转身往屋里躲。鬼子不知是计，紧追过来，两手把门一推，震动了杨峰事先放在门框上的沙土，纷纷扬扬洒得小鬼子灰头土脸，眼睛都睁不开，气得嗷嗷叫。杨峰上去就是一扁担，不过心太急打偏了。小鬼子意识到危险，手往腰间摸枪。杨桂芳冲了出来，用木棍顺手往鬼子腰眼头一捣，杨峰又赶上一扁担，结束了鬼子性命。缴了枪，兄妹俩急忙跑进了青纱帐。
（杨长虎张德新丁帮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