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被俘，关进了上饶集中营。
    林植夫是福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在东瀛，他认识了同在日本留学的崇安人、同盟会会员朱尔英，与当时在日本的蒋介石也有一面之交。
    1931年4月，闽北红军第一次解放崇安县城时，朱尔英带着妻子和儿子到了福州。此时，林植夫在福州担任福建学院院长，经林植夫推荐，朱尔英在福建学院中文系任教。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闽变”，建立福建人民政府，林植夫和朱尔英均以知识界人士的身份参加了新政府。翌年1月，“闽变”在蒋介石的军事镇压下失败，政府成员被通缉，林植夫被迫离开福州，朱尔英也无奈地回到崇安。之后，朱尔英成了崇安县的大地主。
    林植夫和朱尔英失去了联系。
    1938年春，林植夫来到江西南昌参加了新四军，先任军部秘书，后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皖南事变中，林植夫被俘，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1942年6月，集中营从上饶转移到闽北后，先后设营于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的下梅、建阳县的徐市和回瑶。1943年9月，集中营从建阳县回瑶迁到崇安县城的老鼠排村，林植夫也被关押在这里。这期间，第三战区向在南京的蒋介石呈报了一份拟将处决的集中营新四军干部和爱国人士名单，内有林植夫名字。蒋介石考虑到林植夫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交往较多，杀了他政治影响大，指示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要对其特别关照。这样，林植夫不但保住了性命，而且还被任命为国民党少校农业教官，可以自由进出崇安县城。
    这年冬季的一天，林植夫在崇安县城溜跶时竟然意外地遇到了朱尔英。久别相逢，两位朋友喜不自禁，朱尔英急忙邀请林植夫到家中叙坐。叙谈中，林植夫告诉朱尔英：“闽变”失败，他被迫出走，几经周折到了延安，后参加新四军，并在军部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皖南事变时，他突围未果被俘，从此被囚禁在集中营。林植夫说：“别看国民党给我穿上了少校军装，实际上国民党并不信任我，暗地里还派出特务监视。”朱尔英笑着说：“老朋友，不用怕，我现在是国民党崇安县参议长，还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少将高参”。言下之意今后还是有能力关照林植夫的。此后，林植夫便时常到朱家作客。
    在朱尔英家，这两位朋友常常谈论抗战方面的事，每当此时，朱尔英的儿子朱宗汉就会在旁津津有味地听。林植夫见朱宗汉少年英俊，讨人喜欢，就有意识地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特别是讲朱宗汉的表兄孙克骥在新四军中冲锋陷阵的故事。时间一长，朱宗汉的爱国热情被点燃，不但参加了革命，还成为中共崇安城工部的书记。
    1944年初，林植夫把埋藏在心底深处的一桩事透露给了朱宗汉。在皖南事变突围被俘前，叶挺军长对林植夫说，如果你被俘，是能够保住性命的，而我则可能会死。他用铅笔在两个指头大的纸条上写下了“此去生死莫卜，如有万一，妻子儿女希望朋友照顾。叶挺”。叶挺将字条交给林植夫。说到这里，林植夫心情十分难过，他看了看朱宗汉说：“我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因为还没有将叶挺军长的字条送出，所以我不能死。”说着从棉衣的夹缝里取出叶军长的嘱托给朱宗汉看。
    两人谈话后不久，林植夫再见到朱宗汉，高兴地对他说：“现在可以放心了，我已经将军长托办的事办成了，我把字条托付给了一位王姓大夫（新四军被俘人员，曾留学德国）。王大夫医术高超，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张超等人病了，都要请他诊治，估计敌人不会杀害他，相信他一定会有机会获释的。”
    1945年10月，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双十协定”。根据协定，国民党当局被迫解散集中营。但对林植夫的释放，国民党方面却提出了3个附加条件，即必须要有家产10万元以上、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任县级以上职务、在军队中有少将以上军衔的人担保。作为林植夫朋友的朱尔英正好具备了这3个条件，于是朱尔英出面，在履行了担保手续后，林植夫终于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