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1943年3月：蔡辉临危受命
1943年3月，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皖江区党委和皖江行署改组，七师政委曾希圣兼区党委书记，副政委李步新兼副书记；张凯帆任皖江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吕惠生）、党组书记。原皖中财经委撤销，成立由叶进明任处长、蔡辉、倪子干任副处长的财经处，蔡辉兼货管总局局长。财经处成立前后，部队实行地方化，大大强化了地方政权建设的武装保障。皖江行署财经处成立后，着重抓了几项主要工作：
（一）加强公粮、田赋和税收工作，协助贯彻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
（二）加强货物管理，以控制战略性货物和易货贸易来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
（三）多方扩大税源，主要是流通税，增加财政收入。
（四）发展公私经营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繁荣经济。
（五）成立银行，发行抗币，控制金融。
（六）保障军队、军工所需一切物资。
货管总局的主要职能：一是通过下设的货检机构收税，二是通过贸易增收。下设会计科、货管科、贸易科，兼具有财政、税收、实业、贸易四大职能。七师和皖江根据地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总局”实现。1943年4月，经蔡辉提议货管总局更名为皖江贸易总局。
财经处与皖江区党委、行署的被领导关系，分为三条线：第一条线，凡是与老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各项财经政策、税收法令和重大经济决策（如发行大江币、税制调整、发展合作社），由财经处提出，区党委和行署批准后由行署颁发法令，由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第二条线，为保证上交军部和七师军队财政需求，由区党委副书记李步新兼任总金库主任，向财经处下达任务并监督实施。财经处的收入，包括大江银行的收入，统交总金库支配。第三条线，由贸易总局组织领导实施的敌区贸易，既是财经主要收入来源，又具有高度机密性和风险性，也是敌区情报、交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为避免泄密和决策失误，由曾希圣亲自挂帅，直接对蔡辉实行一对一垂直领导。并指令区党委敌工部段洛夫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副部长吴锦章（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外贸局局长）协助蔡辉开展对敌贸易，同时开展敌区工作。为了保障蔡辉和贸易总局的安全，曾希圣特调一支200多人装备精良的警卫大队拱卫（大队长周云祥是红军时期的营级干部，20世纪50年代曾任山东省、安徽省交通厅厅长）。蔡辉还抽调精兵500人组成水上武工队，负责水上治安和武装。
蔡辉一到皖江就面临着七师成立以后最严酷的战争考验：1943年，日军为贯彻其大本营对华新政策和1943年《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一面大力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深化对其占领区的殖民统治；一面加紧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残忍的扫荡和清乡，以确保对其意义重大的京、沪、杭占领区及长江下游的交通安全。同时，留踞在大别山区的桂系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乘机向根据地进袭，使七师处于敌、顽两面夹击的困难局面。1943年3月12日—20日、4月30日—5月6日，日军两次重兵突袭我皖江根据地巢无中心区。一度曾包围我七师师部和七师独立团，造成很大损失。5月11日—12日，又发动对无东区白茆洲皖南支队和特委总部的突袭。6月10日，日军配合伪军刘子清部又袭击我和含地区的含和支队和含巢大队。日伪军在4次扫荡中，共出动兵力1万余人。在我军以较小代价粉碎日军数次重点扫荡后，我军又于11月1日、11月20日—27日，经数次反顽战役，重重打击了妄图夺取皖江根据地巢无作为中心区的反共顽军10个团的猖狂进犯。其中，11月20日—27日磨盘山一战，在老百姓支持下，歼敌700多人，俘敌400多人，取得反顽自卫斗争的空前大捷。
我军在对日伪反扫荡和反顽自卫战争中，虽然取得胜利，但我军力量的削弱和财政损失很大，人民群众的损失更大。军部于1943年9月调谭希林代师长率二师十六团增援七师的军力；军队地方化以后，新整编成立的3个支队兼军分区（皖南、含和、沿江）也在反扫荡和反顽战斗中进一步壮大，总兵力比1942年增加了1倍以上。这样，一方面从民取税的财政来源锐减，另一方面部队迅速扩张，皖江财经状况一度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部队供给一度十分紧张，战士没有烟抽（原来每月配给10包），每天5分钱的菜钱常常发不出，更难以完成支援军部的款、物任务。
蔡辉临危受命，即向曾希圣，张凯帆提出七条紧急筹措资金的应对措施，经区党委、行署批准后全面实施：
（一）调重兵沿江、沿湖、沿路实行粮食封锁，掐断日伪的粮源；并由贸易总局实行对敌区粮食贸易的垄断经营（原为自由贸易）。
（二）盐业贸易国营化，由贸易总局统一组织供销（原为自由贸易）。
（三）以皖中金库的名义，发行债券，以大额本票（按当时物价折算成实物，凭本票可领用实物）形式紧急回笼法币100余万元；尽快建立银行、发行抗币，以回笼法币、伪币，控制金融。
（四）以繁荣经济、互通有无和增加流通税源为目的，鼓励民间非货管物资的自由贸易，对进出根据地的敌、顽区商人、商贩和根据地商人、商贩一视同仁，实行一站过境税制（敌、顽区为多头、多次抽税），并由地方武装和民兵组成护商队，确保过往商人在根据地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抽调数百名干部充实贸易总局所属各地方的基层货管（兼税收）机构，在水、路交通要道全面设卡收税。
（五）建立发展壮大公营经济，发展公私合营的合作社，形成公营经济在对敌贸易和军需、军工生产领域的主营主导地位，带动民营商贸和手工业的发展。
（六）建立汤家沟自由贸易区，以长江航运为载体，以我为主，与敌、顽区开展大规模的三边特种贸易，“以出养进”，以迅速增加根据地的财力和大批量进口所需军用物资和民用工业品，满足根据地军民的需求。（当时上海粮食价格是根据地3～4倍；根据地工业品是上海的3～4倍）。
（七）抽调一批有文化、有能力、德才兼备的县区级领导干部充实财经队伍，加强党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能力。
皖江抗日根据地
开辟对敌特别贸易商港
皖江贸易总局在无为三宫殿成立后，1943年4月份即移师汤家沟西北部的陈家村。开辟二坝为对敌区特别贸易商港，由货管科长李树华负责联系接待；开辟汤家沟为开放商埠，广招天下客商。总局在汤家沟万字会内挂牌成立“集成号商行”，蔡辉化名张光华，兼任总经理；又聘民主人士、当地商界首领沈济民（行署副主任唐晓光的岳父）出任经理；由“集成号”吸收民营资本，设立合作社性质的“裕民号”和“正大号”，专营五金、百货等民用商品，由金其赞、郭方明两位民间人士分任经理，仍然归“集成号”领导，重大事务由集成号倪化黎负责；开设了国营“利民盐号”，由李树华兼经理，统控盐业批发。“集成号”商行统一对敌区战略物资的易货贸易，出口粮、油、棉、麻、烟草、山货、土特产品，易货进口盐及布、煤油、纸张、机械设备、民用工业品、军需物资、军工物资等工业品。进口货物中，凡军用物资，统由“集成号”商行调拨给七师供给部门和军工部门；凡民用物资，则由“裕民号”、“正大号”负责处置。“裕民”、“正大”商行主营非属货管范围的一般贸易，主要依托民间供销、生产、消费合作社组织，调节市场，一方面平价供应五金、百货、民用工业品，一方面组织粮、油、棉、土特产供给“集成号商行”。为保障公平交易，也大量采用易货形式结算。盐由国营“利民盐号”批发供应，以平抑盐价。接着，又相继成立了 “仁和旅社”、“舒六饭店”、“大江银行汤家沟分行”、“大江银行永丰钱庄”等公营服务企业，为过埠客商提供食宿、结算服务。蔡辉把汤家沟作为全战区贸易振兴的重点，经济战略眼光十分敏锐。汤家沟，历史上是无为县沿江三大商埠之一（二坝、汤家沟、三宫殿），也是江南芜湖市与江北间三大商品集散地之一（东部裕溪口、中部二坝、西部汤家沟）。裕溪口是淮南线南端，为日伪军占领；二坝与敌重兵屯占的芜湖仅一江之隔，敌伪防范极严；三宫殿不通水路，又紧临日伪占领的无为县城。相比之下，汤家沟位于无为东乡、巢无根据地中心，东衔含和地区，与二师、军部相通，西有沿江区沟通五师，北靠严家桥皖江根据地和师部中心区，南有大江与敌相隔。周边分驻有七师三大主力部队（含和支队、七师直属部队、沿江支队），汤家沟所在的无东区白茆洲，驻有皖南特委和皖南支队领导机关。且交通便利：虽南距长江约2华里，但有内江环绕而过，小火轮可直航长江；又有公路西衔无为县城、三宫殿，向东至二坝、裕溪口。皖南事变前，汤家沟曾是国民党规定的新四军防区，一度是九江—裕溪口800里沿江富贾云集的南北贸易集散地。皖南事变后，汪伪刘子清部于1941年7月曾一度割据无为东南部，无为、三宫殿、汤家沟、二坝、临江坝及裕溪口等重镇成为汪伪据点，我军则在外围游击。1941年7月—1943年初，汤家沟是刘子清部师部驻地，在两军对垒中战事频频。1942年底，在我军不断打击下，刘子清部东移含和地区。我军重新控制无东区、二坝、汤家沟、三宫殿一线。但汤家沟在日伪残酷统治下，昔日繁华商埠已萧条衰败，居民四散，无商贸可言。皖江实行粮食贸易管制和垄断经营后，芜湖米市粮价暴涨，带动南京、上海粮价暴升。我方则以汤家沟为主要交易中心，有大量粮食可供出口，短短二三个月，吸引了大江南北大批商贾蜂拥而来，各类商行、大批易货进口的工业品源源而至，米行、盐行、五金行、百货行、客栈、食府、钱庄、豆腐店、肉店、山货行、中药店，纷纷开张，各类手工业作坊应运而生，几华里长的集市200～300家各类商铺林立，仅粮行多达10余家，常住人员也从二三百增至3000余人。内江千帆林立，码头昼夜繁忙，白天集市人头攒动，夜晚灯火辉煌，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景象，被誉为“小上海”。
蔡辉三大奇招，粉碎敌伪经济封锁
在蔡辉亲自组织策划下，“集成号商行”通过三大运作，至1943年底，已彻底粉碎了敌伪的“经济封锁”。第一招：以盐粮为突破口
第一个运作：以盐、粮交易为突破口，联合中间商，沟通大江南北。盐是根据地军民的必需品，也是敌伪严格禁运的战略物资。当时芜湖敌占区的盐由苏北输入。控制运盐船的是江苏驻芜湖的船业老大—杨大炎，他与芜湖商界、军界关系密切，与汪精卫的亲信、伪芜湖商会会长汪子株关系甚笃。他们合伙经商，控制着皖南的盐运。杨大炎又名杨在田，是江苏沙洲县锦丰镇的富商巨贾，当时任江苏省驻芜湖民船同业公会会长。蔡辉在沙洲县工作时，杨大炎是统战重点人物之一，蔡辉曾利用他当时掌握的沙洲十二港和运通代理行，成立了“一大轮船公司”，从事敌占区贸易。我方实行货管后，芜湖船运生意也大为萧条，杨大炎的生意日见清淡，苦无出路。蔡辉一上任，就主动与杨大炎取得联系。杨大炎闻讯张光华即蔡悲鸿后大喜过望，立即过江拜访。双方商定，再度联手合作。第一笔生意是盐、粮交易。杨大炎从芜湖大盐商处调盐给我方，交换我方大米。盐在根据地稀缺，米在敌占区价高。我方网开一面，敌方亦半闭眼。我方派出周金祥常驻杨大炎处作联络员，维持双方经常联系。这样，从首批1000担盐交易开始，通过杨大炎介绍，蔡辉又结识了上海专营大宗食盐、棉布等商品的巨商周云海夫妇。周在上海有一家“海记公司”，在芜湖设有分公司“芜湖海记公司”。集成号、海记与杨大炎三家达成以下协议：周云海以1斤食盐换我2斤大米（市场价1︰3）、1匹龙头专用布换我200斤大米（市场价300斤大米）。运输及安全，则由杨大炎负责。首批交易，即易进棉布500匹、食盐2万担。食盐交“利民盐号”按平价出售，棉布运师部、军部做军衣用。周云海于1943年秋成立了“扬子盐运公司”，在芜湖中山路设有办事处，内有我方人员进驻，接待来往革命同志。周云海夫妇组织了一支民船队，从苏北盐、阜地区贩盐经运河、长江辗转至汤家沟交换大米。皖江食盐市场曾一度为“扬子江盐业”所垄断。可惜周云海好讲排场，挥金如土，一年后终被高利贷压垮。但其芜湖办事处仍旧为我地下交通维持到“北撤”前后。我方汤家沟镇上设置了“芜湖海记公司仓库”，如遇到日伪军扫荡，就挂上用中文、日文名写的“此仓库物资属日本军粮采购委员会”的牌子，日伪军见标牌则绕门而过。我方派联络员进驻芜湖海记号，使其又成为我方秘密联络站，接应进出芜湖干部、商人。同期，又在杨大炎名下，于芜湖中山路建立了集成号控管的“运通运输行”。名为商业运输机构，实为我方在芜湖最大的地下交通联络站。“运通”成立后，凡与我方有关人员途经芜湖，也均由杨大炎负责接待，并及时提供日伪军事情报。自此以后，这条沟通大江南北、敌我之间的商业、人员大交通线，掩护了大批往来敌占区的干部，传递了大量情报，运输了从上海运往江北的大批日用、军工物资、机械设备，成为从未发生过一起意外的“黄金线”。
皖江地区一向交通便利、商旅畅顺。自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武汉沦陷，国民党军队退守到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后，皖江地区就成了京、沪、杭以及无锡、苏州、芜湖等城市商人与大后方重庆、西安的国统区做生意的必经之路。汤家沟则是皖江的闸门。汤家沟重新开埠通商的消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加上税低、过境安全、商品丰富，一时间万商云集。江北的粮油、土特产品在这里集中，流向江南；江南的工业品在这里转口江北广大地区。有时一个商队就是几百人，一条商船就是几百吨货物，有时一天进出货船上千艘，每天上收的过境税（当时进口税率：布匹、棉制品、药品和食盐5%，化妆品10%，奢侈品20%，军需用品、农业生产资料免税），最高达百万元。尽管战时经商是高风险行业，但巨额差价的巨大吸引力，反而刺激了长途贩运业的发展。当时，上海与皖江比，民用工业品、盐、布、纸张的差价为1︰3；大米差价、山货差价5︰1。
第二招：进口军需和特种物资
第二个运作：依靠爱国商人，进口军需及特种物资。在用粮食、棉花、土特产品等农产品易货棉布、盐、民用工业品等的贸易局面迅速打开的同时，蔡辉又恢复了与上海爱国商人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的秘密联系，授命他们设法以上海为根据地采购电台、西药、医疗用材、特种纸、油墨、炸药、雷管、印刷设备、无缝钢管等特种军需品。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等爱国商人，是蔡辉1940年在苏南沙洲县开展敌区贸易时所建立和依赖的商业骨干核心。盛慕莱是嘉定县黄渡镇的乡绅巨贾，1908年生，抗战前曾任黄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和黄渡镇镇长，在当地办学修路，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威信高，关系广。其妹盛琉芸，是蔡辉在黄渡师范读书时的同学，也是地下党员，1933年与蔡辉结婚，不幸于1936年牺牲于敌狱。盛慕莱受蔡辉、盛琉芸的影响，一直积极支持共产党。1940年春夏之交，在蔡辉领导下，他买通了德籍外轮3艘，在法租界码头设立秘密仓库，以粮油贸易为掩护，为苏南新四军六师运送了大批军需物资和1500多名从上海到江抗参军的新兵，贡献很大，曾受到谭震林的接见和勉励。蔡志锷是蔡辉的胞兄，1910年生，1928年入党，1933年—1937年被捕后脱党，后在浦东经商，开有钱庄和棉花行，也是盛慕莱的商业合伙人。朱玉龙，抗战前系上海海关警员，有一定文化，会英语，与伪海关、码头、军警、商界、帮会各界混得很熟，更精通上海十里洋场的人情世故。这个人胆子大，路子多，1939年起在上海法租界搞货运站，曾帮助新四军供给部采购军需物资，与军部供给部叶进明、徐雪寒、吴思孟等有过业务联系。1940年经盛慕莱介绍给蔡辉，专门负责“走私”军需物资至沙洲。蔡辉非常欣赏他的才干。在蔡辉多方扶持下，朱玉龙于1942年冬—1943年春，在上海成立“江运公司”，地址设在上海成都路弥尔登大厦。公司任务是专为皖江运送药品、军工物资。营业额虽不大，但贵在雪中送炭，做得及时，最主要的是给特种贸易闯开了路子。例如，在上海采购时，如何躲避宪特的侦查监视，运输时如何瞒过海关检查；在长江水域航行时，如何对付敌人等，为以后开展机密贸易提供了宝贵经验。
1943年4月，应蔡辉之邀，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等率凌良才、杜海林等一批上海爱国商人赴汤家沟考查，从此进一步开辟了汤家沟—上海的特种贸易通道。盛慕莱1944年秋按蔡辉的部署，在蔡志锷、朱玉龙协助下，以重金在吕班路30号（今重庆南路）“日本海军联欢社”名下的中央洋房租房设立了“中华物资公司”。公司为公私合营性质，注册资金黄金400两，公私各半。私方代表汪国华（原美孚公司经理人）为经理，公方代表蔡志锷为副经理。公方代表盛慕莱任芜湖办事处主任，公方代表朱玉龙任采购主任，还有武汉同志（蔡辉的妻弟，1938年入党）亦系我方重要工作人员（不公开出面）。总经理汪国华的办公室与伪海军部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叶树初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汪国华、盛慕莱、朱玉龙等人每天西装革履，轿车进出，司机、秘书前呼后拥，经常高朋满座，皆是上海工商界巨子，相比之下，叶树初就显得较寒酸。盛慕莱、朱玉龙两人有意拉拢叶树初，经常请客送礼，热情、豪爽、大方，很快就与叶树初“称兄道弟”；通过叶树初，盛、朱两人又和驻伪海军部的日本顾问吉冈拉上了关系。盛先以合伙做生意为由，让叶树初偷偷发了点财；很快，叶的“发财梦”越做越大，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盛乘机让叶入股，条件是由叶负责提供一条千吨级伪海军军舰，打着伪海军旗号，为“中华物产”跑长江运输。条件是从上海发货按货值付运费10%，支付现金；从无为返沪载货亦按上海市价收运费30%，但以大米实物支付。发货表面上以布匹、食盐、焦炭、医疗器材、药品、五金为主，私下夹带军工物资；返回上海货以大米、烟叶为主，到上海后由中华物流公司在八仙桥聚昌米行出售（略低于市价）。后在叶树初和吉冈默许包庇下，假以伪海军办事处名义，通过各种关系打通缉私、海关、兵工厂关系，为新四军采购了大量军用物资、机器设备，甚至枪械毛坯、炸药、雷管等。汪伪海军军舰进出吴淞口以及在长江上航行，不受关卡检查，通行无阻，抵达无为时在江心停泊，船上伪海军人员一律不得上岸，由皖江贸易总局组织人力于夜间用驳船装卸货物。蔡志锷回忆说：“由于叶树初、吉冈等贪财，我们以财为饵，利用汪伪海军军舰在航运上畅通无阻的机会，购运军用物资；与此同时，我们又给汪伪海军军舰上人员一些额外的好处，以便我们夹运军工物品。此事由朱玉龙、武汉负责组织采购并包装。然后将这些炸药、雷管、工作用机、钢轨等夹在其他货物内运到根据地。接着，又由盛慕莱贿通汪伪兵工厂厂长，卖给我们大批枪械毛坯及零配件，相机运出。”（蔡志锷：《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
1943年6月，大江银行成立，并对外发行“抗币”。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初期票面为木刻，在背面写上票额（小额：100元、1000元，大额：5000元、1万元，最高5万元），盖上叶进明、蔡辉、倪子干三人之一的名章就投入市场，且票额大、数量少，实为本票；后发行木刻石印流通币，但技术含量低、数量少，无法适应市场统一抗币的迫切需要。但建胶印钞厂，需要精密制版和对开橡皮印钞机等大型成套设备和各种特种原材料（印钞纸、油墨、化学制剂）和各个工种熟练技术工人。除了从上海突破，别无选择。1944年秋，根据上级要求，蔡辉委托盛慕莱为皖江筹建一个当时技术、设备最先进的胶印“印钞厂”，并指派徐德明（新中国成立后派驻香港华润任副总）、沈君常赴上海协助、督办。盛慕莱、朱玉龙等人神通广大，很快就落实了印刷设备及原辅料的采购事宜；又通过蔡辉的亲戚老中医蔡玉堂，找到中华书局印刷厂的技术骨干过雪川。过雪川当时30岁，17岁就进入中华书局学徒，擅长彩印拓石制版，会拼绘制礼券、钞票、钱票、股票等原版。由于战时兵荒马乱，经济萧条，工厂半停工，印刷工人的最低生活都难以保障，过雪川也半失业。为打消过雪川的顾虑，在盛慕莱亲自陪同下，过雪川于1944年春节刚过，就秘密抵达了皖江根据地考察。过雪川受到蔡辉、叶进明、沈君常、徐德明的热情款待，并亲眼目睹根据地的繁荣景象，在蔡、叶的进一步宣传启发下，坚定了投身根据地的决心。几十年后，过雪川回忆说：“一踏上根据地所看到的情景，就对我产生很深的影响。这里与日本占领的上海完全不一样。人民生活安定，买卖东西既公平又方便。特别是粮食到处都可买，与上海轧户头，搭六谷粉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次我到根据地时间虽不长，但亲临其境，开了眼界，受到了教育。看到共产党领导干部平易近人，人民安居乐业，尤其是粮食到处买得到，抗日救国的气氛十分浓烈，对我的教育很深，深感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于是我晚上下决心跟共产党走，要为根据地印出抗币而奋斗，哪怕遇到再大的苦难也要干到底。”（过雪川：《长江边上的斗争—记大江银行印刷厂的筹建和北撤》）过雪川回沪后，花了2个月时间，在家中既没有设备又没有工人的条件下，秘密组织石刻制版；又秘密串联，动员招聘了65个（含家属）印刻业各个工种（切纸、绘图稿、拼底板落石、上机大版、雕刻铜版、钳工、电工、泥水木工等）的技术工人。为解除技术工人们的后顾之忧，贸易总局规定，凡到根据地的，可以按原薪发双工资（根据地一份、上海一份，从中华物产领薪），可以到中华物产领大米。当时在上海，能买到白米吃，就很不容易，现在每月领到白米，技术工人和亲属都很高兴。1944年4月中下旬，盛慕莱、朱玉龙利用伪海军军舰将全部印刷设备和辅用材料运到芜湖，又通过芜湖“运通”，安全运至汤家沟；4月下旬，又通过地下交通线，将过雪川率队的印刷厂全套技术班底，护送到汤家沟。20天以后，“伍元、壹元、伍角、贰角”四种面值的大江币正式开始挂牌印刷。过雪川后被任命为大江银行印钞厂厂长。这批设备1946年10月北撤时，蔡辉以集成号名义租用了1条拖轮、4条大木船，将印钞厂、军工厂、报社的机器物资，经南京转入苏中内河，在二师游击队接应护送下，运至六合县的八百步桥，由苏皖行署副主任汪道涵亲自组织民工拆分运至天长县，再装船过高邮湖过宝应，安全无损到达安丰源，并入华中印钞三厂。
大江银行印制的彩版小面额币发行后，每日兑换的伪币、顽币需用麻袋装、汽车运、轮船载。我方在金融领域取得主动权和垄断权。除上缴军部、支持各师数千万及用于敌区采购外，还兑换成美钞、日币，存入南京敌区银行，为解放战争期间华东局国区部开展对国统区经济、政治斗争奠定了丰厚的资金基础。
通过敌区贸易引进机器设备、原材料，也极大改善了宣传、军工生产条件。据皖江根据地的《大江报》总编辑舒文回忆：“1943年下半年，蔡辉、吴锦章等同志领导的汤家沟大成贸易公司（此记忆有误，应为集成号商行）给我们从敌占区购买了印刷机械和铅字、纸张、油墨等。自此，《大江报》就由油印改为拓印，组建了印刷厂。”（舒文：《皖江地区的党报—大江报》）七师兵工厂1943年3月才形成生产能力，北撤时已壮大到800多人，能制作子弹、手榴弹、掷榴弹、刺刀、掷弹筒、迫击炮、炮弹、地雷等，改造、维修各类枪、炮等，是后来华东军区军工生产部的主要技术力量之一。七师军工部长乔坚1943年从军部调七师，是兵工厂唯一的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空军工程部修械部副部长。七师兵工厂改装的平曲两用82mm口径的迫击炮，在100米内平射，可摧毁敌土木据点。1945年在攻击日伪据点、解放战争在枣庄战役中，发挥过无坚不摧的威力。据七师军工部陈效光（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城建局局长）回忆：“从敌占区购进的材料，种类繁多，究竟有多少项，现在已无法精确记忆。各种炸药、雷管、TNT、硝酸、导火线以及化学制剂，五金工具中仅锉刀一项的各种规格就有方、圆、尖、粗、中、细等好多品种，而每个品种又有许多的尺寸。大的设备有各种机床，小的材料有琴钢丝、甚至连胡琴弦也是从敌区购进的。最重要的材料，要算是做炸药的原料和做炮筒的厚壁钢管和生铁；机械设备，则根据当时生产的需要想法购买，如车床、牛头刨床、冲床、老虎钳。这些设备一旦买到，立即送兵工厂投入使用，不需要我们储存保管。这些物资都是大船从长江运进，由河道小船转运，源源不断的运达根据地。”（陈效光：《皖江根据地军工生产物资供应》）。
第三招：拓展特种贸易
第三个运作：运用执政优势，拓展特种贸易。1943年春，为进一步巩固扩大皖江东部的和含根据地，继而开辟江浦、全椒两县的游击区，控制淮南路东至浦口一线，直逼南京城下，确保七师与二师、军部的交通联系，七师以300多人的和含独立团（团长马长炎）为基础，与七师五十五团一部分组编成和含支队，全支队成立时共1000余人（不包括区乡武装、地方游击队），师参谋长孙仲德兼支队长，黄火星任政委，副支队长马长炎，参谋长张铚秀。下辖4个大队、1个特务连、1个教导队。这一地区临近南京、西控淮南线、东迫津浦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南京沦陷后，即为敌、伪、顽、我必争之地，四方势力犬牙交错，反复割据，由于多头收租收粮，生产力破坏极大。当地百姓迫于生计，大量种植鸦片，形成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中心。我方控制这一地区后，即设货检机构，先禁种烟，不仅无效，反遭百姓抵制；后实行特税，税率30%～40%，百姓仍私相交易，防不胜防。货检没收的鸦片亦不知如何处理。1943年夏，蔡辉根据含和货管处的情况汇报，报经曾希圣和区党委批准，决定利用和含地区的鸦片资源，作为对敌贸易的特殊武器。任命和西大队赵鹏程兼任和含货管处处长。起初的“特货”来源一是货检机构查没；二是实物税。随着根据地实行禁烟和私营鸦片统由含和货管处管辖的公司收购后，交贸易总局集成号易货军品、军械、美元、黄金，重点保障军队特需。蔡辉经曾希圣授权，指令赵鹏程与贸易总局单线联系，负责“特货”组织。赵鹏程是和县陈家沟人，早年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参加了青帮，排行悟字辈。因辈分高，被称为赵二爷。抗战后，利用青帮师徒关系，收编国民党溃军，建立和县抗日游击队，1938年率队参加新四军。和含青帮约10万人之众，每村每乡都有大大小小的刀会、番会。赵鹏程既有政府委令在身，又有武装力量（和西大队下辖2个由当地人组成的游击中队）在手，更有帮会龙头老大的威信，他广收“门徒”，广结朋友，大力开展统战工作，把禁烟控货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和含地区的财经收入，很快成为皖江贸易总局新的财源。和含支队的军工生产也借势大大发展。《新四军第七师》一文中记载：“含和支队至1944年，兵工厂由1个发展为3个分厂，共有四五百名工人，兵工厂生产的机器和物资材料的原料，主要是通过和西大队赵鹏程的关系，在敌占区建立采购网，从车床到炸药、无缝钢管，都能从敌占区安全地运到兵工厂，再由工人们制造手榴弹、地雷、枪支、布匹、弹药。这些武器弹药和布匹,不仅能基本保证含和支队的战斗力需要和干部战士的衣服，而且还武装了和含敌区的民兵，加强了根据地的整体力量。含和支队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先后办起了被服、毛巾、鞋袜等6个小工厂，专门生产军需用品。”（新中国成立后，赵鹏程曾任安徽省体委副主任。在文革中，这段工作也成为他的“罪名”。）
抗战期间，国内的鸦片贸易都以政权为背景。鸦片贸易从来都是暴利性交易，抗战期间则由各方特务机构秘密掌控。日军是由关东军特务机构主管，日本驻华特务机构的特别活动经费和伪满洲国政府财政经费，80%依赖鸦片交易收入。国民党则由戴笠的特务系统和胡宗南、汤恩伯的部队勾结，与敌伪区做特货生意。我方的贸易关系也兼具特工性质。在敌伪顽区，鸦片是特权的象征，只有掌控军政大权的达官贵人才有权支配；有需求的豪商巨富们则不惜千金求购。我方利用所掌握的鸦片，在对敌经济战中大大增加了砝码，发挥了三大特殊作用：一是通过与敌伪内部高层的秘密交易，我方进一步获得大量情报机要和军火、黄金、美钞。二是通过鸦片交易，收买、控制了敌伪一些重要岗位各个环节的军警人员，为我军地下交通线和军品采购线的开辟和安全，大大减少了意外风险。货物在受检被堵的关键时刻，一包鸦片就可能化险为夷。三是百倍以上的差价，为我根据地获取了巨额利润，客观上对抗日救国大业起了重要作用。
鸦片特货贸易究竟规模有多大？由于历史的原因，史料没有披露。但其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作用，应予以正确评估。
“曾老虎”和他的三大翅膀
经一年的努力，自1943年春—1944年春，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财经收入，以贸易性收入和流通税收为两大支撑点，实现高速增长。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也取得进一步发展。这一年，皖江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比1942年净增长2倍以上，不少于6000万元。1944年1月24日—10月9日，七师分三次上交军部1400万元。这一年的发展，与三位杰出人才的调入皖江根据地有很大关系。政权建设：由于张凯帆的调入，大大加强了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财政战线，由于蔡辉的调入使皖江财经工作突飞猛进；军队建设，由于谭希林的调入，使七师的军力和军事指挥能力提高到新阶段。有人戏说，1943年“曾老虎”添了三大翅膀，不飞也得飞。也有人戏说，张、谭是文武两翼，协助曾希圣支持军政大局；蔡辉虽小，但没有尾翼，老虎也上不了天。
1942年5月，曾希圣就提出：“无为变有为，繁昌更繁昌”的经济目标。皖江贸易总局成立后，特贸工作直属曾希圣垂直领导。曾希圣经常到汤家沟，和蔡辉，段洛夫、吴锦章等一起分析敌我形势，参与决策讨论和方案制定，帮助解决困难，协调各方面关系。
曾希圣高度重视建立经济统一战线工作，多次出面和蔡辉一起接待重要客商和派往敌后的同志，和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等一批爱国商人非常熟悉。区党委、区行署根据蔡辉请求，陆续抽调了一批皖江最精干的干部充实贸易总局，无为联中（实为我党领导的干部培训学校）的毕业生、从敌顽区投军的知识青年，都让贸易总局择优首选。由贸易总局派往敌占区的县团以上干部，曾希圣有时还亲自参加送行。贸易总局从敌占区回汤家沟述职的骨干，曾希圣有时和蔡辉一起听取汇报，总结得失。曾希圣丰富的敌区工作和情报工作经验，对指导和推动皖江对敌贸易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希圣的领导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创新型的重大决策敢于拍板，敢于负责；二是关注细节，尤其是敌后工作的安全事宜，经常对派出同志千叮万嘱，关注到服饰、行走路线等细节，使大家受益匪浅。但一旦决策后，具体实施就完全放手，给蔡辉充分发挥的广阔舞台，非常尊重和保护蔡辉的首创精神，不抓辫子，不搞秋后算账，蔡辉也不辱使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作者单位：北京新四军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