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记
反侵略与保卫的战场上
是枪林弹雨
是血雨腥风
是处处可见的尸骸
那是战争，也是历史
正义和邪恶的交锋处
是思想的博弈
是路线的纷争
宣讲、罢工、囚禁
那是战争，也是历史
当所有一切被时间淹没
逝者如斯
残酷的战场、精深的战术
深邃的思想、赤胆的忠诚
全都定格在一页纸上
现代的我们追逐的历史
是书上的一段文字
影视里的一段情节
我们为之嬉笑怒骂
我们为之哀婉叹息
可这些都真实吗
真实与否，有人在乎吗
谁来纠正错误
谁又来还原真相
无论如何
请告诉我一个真实的历史
穿过繁华的龙蟠中路和珠江路，记者来到位于黄埔路的南京军区司令部第五干休所。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一位白发老人，他就是被誉为军史“活辞典”的王辅一将军。他热情地招呼我，一句问候，一杯热茶，我成了将军家的座上客！
这房间紧凑窄小，光线略显幽暗。王辅一的家和外界只一墙之隔，隔离喧嚣的同时，也构筑了另一个空间。堆放在书架、茶几、书桌上的书籍和纸张，增添了这里的宁静感，墙上开国将帅们题赠的条幅，佐证着王辅一将军不同寻常的身份。
王辅一在参加筹建南京军区军史馆时，用放大镜鉴别文物
王辅一生于1929年7月，江苏赣榆人。194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月由地方调到八路军，后又成为新四军的一员，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任南京军区百科编审室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副主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2年6月被评为研究员。他从事军史战史研究多年，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罗炳辉将军传》《项英传》《近看项英》《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等等。多年战火的磨砺，使长期在我军高级将领身边工作的王辅一，成为不少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大家喜欢称他为军史“活辞典”。面对感谢和称赞，王老总说：“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信任是金钱买不来的。”
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
和王辅一聊天，没说上几句话，他便起身找出各种资料来佐证。那些资料，有的是繁体竖排字，有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您觉得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泛黄的历史史料里有价值吗？”
王辅一反问道：“如果书上、影视节目里的历史是失实的，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脑袋里装的都是假历史，你不觉得恐怖吗？”
的确，在我国传统中，“史”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透过它可以知兴衰，可以“资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欲亡其国，先亡其史”的说法很有道理。
“在乏味的资料堆里翻阅、查询，这可是个苦差事，您坐的是普通人坐不住的冷板凳呀！”看着堆积如山的资料，我不禁感叹。
“我并不认为这是冷板凳，深入其中，才知乐趣。当看到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那种心灵的满足感是任何快乐都比不上的。”王老用他如痴如醉的表情否定了我的说法。
“告诉后来人一个真实的历史。”这就是王辅一的座右铭。对军史、战史资料烂熟于胸的王辅一有着超强的敏感性，他发现了新四军军部成立的时间是1937年12月25日，而不是1938年1月6日；新四军江南首战地名是“韦岗”，不是“卫岗”；明确了我军高级将领张爱萍的出生日是1910年1月9日等。同时，他对研究工作又有着近乎倔犟的执着。在撰写《韦国清传》时，为弄清长征中韦国清在任特科营长时为红军渡河架桥一事，王辅一专程到江西于都、会昌两地，现地测量河道宽度，分析当时寻找架桥材料的可能性；他翻阅大量资料，找到了1933年7月1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在这张报纸的第二版上，有当年6月30日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一文，这是诠释“八一”建军节由来的最好史料。如今，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均被党史、军史学界接受。
对历史的熟知，对史误的敏感并非王辅一与生俱来的，这源自他兢兢业业的研究精神。他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日写3000字”，为此，他给自己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进书房。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他便开始了为将帅书写辉煌、传播党史军史的历程。1991年,河北少儿出版社准备出版《早陨的将星》丛书，辗转找到了刚刚离休的王辅一,邀请他撰写《罗炳辉的故事》。王辅一因为熟知罗炳辉的生平事迹，便爽快地答应了。他废寝忘食地撰写,不到半年就拿出了书稿。后来，这套丛书获得了中宣部颁发的1992年度精神文明产品“五个一工程”作品奖。
离休21年来,王辅一先后完成了陈毅、周子昆、许世友等26位将帅的传记、传略或专题业绩文章,共计460多万字，主编《新四军事件人物录》《军事大辞典》等七本书，共计610多万字，帮助军队、地方、老首长们编审出版了十本书，共计420多万字。“能写伟人和将帅的业绩，写我党我军的光辉历史，我觉得非常荣幸和自豪，这也是我战胜劳累的动力。”王辅一分秒必争地写作，不辞辛苦地查阅资料，他的大脑中积累了丰富的史料，这也为其敏锐地发现各种史误奠定了基础。
和项英结下不解之缘
因为撰写《项英传》《近看项英》等，王辅一的名字和项英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提到和项英的不解之缘，王辅一笑道：“说来话长。”
1982年，王辅一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纂和组织工作，接受了“项英”这一最有争议的人物条目的撰写任务。王辅一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后发现，资料的差别之大，绝无仅有。1941年皖南事变前的资料以颂扬为主，皖南事变后至“文革”时期形成的资料绝大多数是持批判态度的，而“文革”之后的资料则褒贬不一。王辅一以严谨治学的态度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
1984年，他拿出“项英”条目征求意见稿，对项英一生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并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过失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指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而不是重大责任或全部责任。”在当时这可以说是对过去几十年观点的一种挑战，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的充分肯定和赞许。为此，王辅一备受鼓舞。
但实事求是地评价项英谈何容易，王辅一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在开展研究工作。当时，王辅一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因对项英评价的不同观点，他被军事科学院某些领导指责为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并让他离休。面对单位领导的谈话和众人的不理解，王辅一没有退却，回到南京的家中对项英继续潜心研究。“为了研究作出这么大牺牲，您觉得值得吗？”“值。当时我没有辩驳，现在更没有后悔，因为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天下。”
出于历史的责任感，王辅一决心写出一部全面反映项英一生功过的专著。为此，他全身心投入，十余年来，为了搜集到有价值的史料，走南闯北，四处奔波，查阅誊写了大量的资料。金陵图书馆一位管理员被王老的精神感动，主动为其提供了一本1939年出版的《项英将军言论集》，王辅一如获至宝，高兴得几天都没睡好。他还走访了熟悉项英情况的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中顾委常委李一氓，原东南分局青年部长、中顾委常委陈丕显，项英的女儿项苏云以及其他了解情况的人。只要和项英沾边的线索，王辅一都不会放过。其间，王辅一的老伴以及家人齐上阵，不仅鼓励他抓紧写作，还帮助他校对书稿。而书稿的最后修改加工他是在老伴病危之际完成的，白天护理瘫痪在床的老伴，夜间灯下伏案工作。历时十年，不少章节数易其稿，1995年，长达42万字的巨著——《项英传》终于写成。
写作中的王辅一
一经面世，《项英传》便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它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让史实大白于天下，其中对项英是王明派去的、高敬亭是项英错杀的、“三山计划”等十大非议的澄清在网络上被竞相转载，终使项英烈士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王辅一还先后在中央、省、市报刊和广播电台上发表了20余篇评述项英功过的文章，共20余万字。
为信仰不懈追求
2006年12月的一天，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王辅一躺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有人拿着一叠纸围在他的病床边。原来此时南京军区筹建军史馆工作已经进入了紧张的施工阶段,有几处需要王老核准后才能施工，因为时间紧迫,工作人员不得不带着资料来到他的病床前询问。王辅一听完情况，二话不说，把蒙着纱布的左眼扒开了一条缝，吃力地看了看，确认了资料的正确性。这一幕深深地感动着筹建军史馆的同志们。2009年，渡江战役、南京解放60周年，有关人员找到王老，请他撰写宣传文稿。王老欣然答应，苦战三个月，撰写的56篇系列文章在南京广播电台相继播出。《南京日报》转载其中36篇,南京电视台据此制作了专题片《大江作证》，而作为创作者的王辅一不但没有拿到分文报酬，就连名字都没有署。“我得到的是一种精神的满足和享受。”说到这里，王老没有半点怨言，反而充满了喜悦。
“当一个人甘心付出，不求回报的时候，他一定是有动因的，您的动因是什么呢？”对记者的提问，王老笑答：“是我对党的深厚感情，我的人生经历决定了我对党的感情。”
1939年的一天，十岁的王辅一正在地里割草，突然日军飞机来了，围着庄子低空盘旋。“地里到处都是蛇，一个小孩在地里本来就很害怕，再加上不知道飞机是不是投炸弹、开枪，心里就更害怕了，那种恐惧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日军产生了仇恨。”日军占领了王辅一所在的赣榆县，年幼的王辅一耳闻目睹了日军的屠杀。那时候王辅一正在上小学五年级，很快各个村庄里成立了儿童团，王辅一当了儿童团团长。“我父亲是乡长，县里来了人多住在我家，能接触到不少共产党员。”王辅一也于13岁如愿以偿地入了党（时为青年党员）。
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王辅一很快就成了村里的抗日小骨干。除了担任儿童团长，王辅一还兼任着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每天晚上都要站岗放哨。1944年8月，山东滨海开办滨海中学，这实则是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王辅一经人推荐，考取了。1945年1月初，滨海军区到学校招人，从400个学生中仅选中王辅一一个人，调到军区当了一名缮写员，从此开始了他握笔杆子的人生之路。回想过往，王辅一感慨万千地说：“在我和乡亲们最危难的时候，共产党就像黑暗里的明星一样，给恐惧、困惑的心照亮了一条道路，这就奠定了我一生跟党走的决心。”
面对书本、网络、影视作品中出现的诸多对历史的错误解读，王辅一忧心忡忡。“现在我离休了，但仍然想为党、为社会做点什么。看到那么多错误，我很着急，我想利用自己的所知所学让年轻人了解党的光辉业绩。”知道了王老对党的那份深情，也就懂得了他对历史真相的那份不懈追求。
王辅一的付出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赞许。2002年5月底，王辅一家里热闹异常。一个青年人将一块黑底黄字的牌匾钉在了王辅一家客厅的墙上，上面写着“淡泊以明志，行思而致远”。这是项英的家乡武汉市江夏区的民政局科长程宽富为感谢王辅一为项英著书正名，自己动手烧烫、刷漆、制作，并亲自带着工具和部件千里迢迢赶来悬挂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王辅一被总政治部表彰为“全军先进离休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为其颁发了“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和证章。建党90周年时，他又被总政治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在给王辅一的信中写道：“您对我党我军历史的研究造诣颇深,是闻名军内外的军史专家,是新四军史研究的权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您离休20年来,始终没有放慢为党、为国家、为军队奉献的脚步……您矢志不渝为党和军队书写辉煌的执着信念,非常令人钦佩,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曾经，王辅一因工作过度劳累昏厥住院，神经科医生告诫他：“您患了植物性神经紊乱，不能再搞文字工作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从事文字工作，反而将他历练得更加精神矍铄。问及原因，他翻开笔记给我看：“为党、为国家、为军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它会带动个人学习，带动个人用脑，带动体力锻炼，振奋革命精神，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使我的生活更加充实，生活质量也会更好。”
不知不觉，半天过去了，天黑了，老人也该累了吧。走出王老的家门，我想到了项英，想到了我们的历史，感觉有些释然，我想说：
没有欺骗
没有谎言
真实，是历史的灵魂
您为史实而战
我为真相而来
感谢您
带我认识了一段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