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七师 甲全军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2年-1943年，中共领导下的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在敌、伪、顽的严密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下，处于最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部队减员、经济困难，成为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三大难题。
坚持在敌伪顽腹心之地的新四军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在坚持对敌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1941年5月1日，新四军七师成立时兵力不足2000人，抗日游击区不超过40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百万。到1945年北撤时，已拥有革命武装近20万（主力部队3万，地方武装、民兵15.6万），根据地面积2.25万平方公里，有14个县级政权，人口300余万，成为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同时，七师也从初期靠打“资敌”（没收资敌者的财产）勉强维持军费和地方政府财政，发展成为在新四军、八路军中军费来源最充裕，伙食标准最高（每月10元，主食大米，另发零用钱、1支牙膏、香烟3条），军装最整齐（军部特批，全军唯一用进口龙头细布缝制），武器装备最先进（全日式），拥有3万雄兵的主力部队，被誉为“富七师，甲全军”。
抗战期间，七师对新四军的财政、物资贡献最大。据新四军赖传珠参谋长日记的不完全记录：1942年底-1945年春的2年多时间，仅七师支持给军部及通过军部转交新四军五师的现款，约达5300万元法币（按当时价，折黄金26.5万两）。其中，1944年1月-1945年1月的1年间，上交现款高达4400万元。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供给标准，可供20个甲级师的1年供养；是1937年11月-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给新四军拨付总经费不足220万元（皖南事变后即停供）的20倍以上。此外，七师还上交军部大量军需用品、通讯器材；多次在资金上支持二师、五师。按当时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规定，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总收入中1/3归地方政府、1/3交军队、1/3交军部推算，至1944年，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年财政可支配收入应已不少于1.5亿元（当时实物价：10元可购买大米3担）。自1945年10月七师师部北撤至淮阴，至1947年春新四军正式撤编和1948年大成公司撤销为止，七师师部和华东局国区部曾分三次向苏皖边区政府、华中分局、山东分局、华东局移交工厂设备、黄金、资金、及在国统区银行存款。据负责清账移交的孙冶方、薛暮桥、张凯帆、沈君常等同志回忆，总资产应在1亿元以上，折合50万两黄金。
这在中国革命战争史和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以及二战后各国反政府的武装割据战争史上绝无仅有，堪称战时经济的奇迹。陈毅、赖传珠、谭震林等军部领导在生前，李先念、宋任穷、陈丕显、叶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悼念时任七师政委兼皖江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文章中，对七师在抗战危难时刻，在经济和物资上给予二师、五师和军部（部份由军部上交延安）的巨大贡献，一致予以高度评价。
这一奇迹，是七师和皖江军民共同创造的，其中传奇人物曾希圣和蔡辉是奇迹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和实践者。没有曾希圣和蔡辉的超人智慧、超人胆识和高超的商战谋略，就不会有雄冠全军的“富七师”。
新四军第七师指战员帮助群众开荒种地
1942年8月：军部急电求援
1942年8月下旬，新四军军部为解决冬季军需，急电当时战事较为平缓的七师暨皖中（1943年后改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筹款筹资。电报内容大意：“急速筹集大批款子和布匹、药品，赶往苏北军部，以济军需。”为此，赖传珠参谋长特派新四军供给部叶进明副部长，率精干小分队日夜兼程赶往七师皖中地区督办。
为什么要到七师呢？因为自1941年5月1日七师成立以来，在七师政委曾希圣、代师长傅秋涛经略下，1年之间，以巢无为中心的根据地活动区域，从约4000平方公里扩展至2.25万平方公里。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不足2000人发展6000多人，民兵达2.5万人。在沿江以无为为中心东至和（县）合（山）、西至庐江、南至巢湖的广大地区，基本站稳了脚，在无为县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财政工作，在皖中财经委主任唐晓光、副主任林立、后奕斋领导下，也做得比较出色。1942年全年财政收入达到2478万元，除留用1540万元外，上交华中局、军部749万元，结存189万元，在华中各根据地中财经状况首屈一指。
叶进明到皖江后，约1个星期，就组成100多人武装运输队，由兵站站长马大勋同志率队，每人携1万元和1至2匹布以及药品、电池。师部派十九旅五十五团团长张铚秀率2个连及6名营团干部会同含合独立团马长炎团长率领的3个连，共5个连的兵力，武装护送到淮南的二师，再由二师护送到苏北军部。武装押运途中，在津浦路附近的和县北部离滁河不远的石灰张村，与闻讯前来阻截的500多名日军血战1天，击退日军10余次进攻，迫使敌寇溃退。独立团三连长彭司宝、五连长王志树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当晚，武装运输队从官渡过滁河。抵达二师防区，军需物资、钱款丝毫未损。此后，又送了一批。至1942年底，七师累计上交军部钱款749万元，占财政收入1/3，另有布匹、西药、电池等军需用品，未计。
当时，七师为什么富呢？从客观情况看，七师与新四军其他师相比，有一定的地理和环境优势。苏北（三师）、苏中（一师）两地，敌情严重，加上为敌人重点扫荡区，损失很大。那里虽然有一些工商业，但大多数为敌、伪控制，老百姓很穷，能拿出来的钱、财很少。二师（淮南）、四师（淮北）的情况同一师、三师相差无几。六师及浙东纵队虽地处江南，但游击区域不大，其中心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公路、港口都被敌伪严密控制和封锁，财经上也很困难。五师地处大别山及周边，根据地不巩固，是最艰苦的，尚不能自力更生。此外，1941年5月-1942年底，敌伪集中在苏北、苏中扫荡，在苏南清乡，企图寻找我主力部队决战；七师坚持隐蔽发展方针，虽然与敌伪顽小规模战事不断，但无重大战事，客观上给予了皖中人民休养生息的条件。因此，军部的赖传珠参谋长和华中局财经委曾山主任，从1942年秋开始，都不约而同地把解决军部军费困难的主要来源寄希望于七师。
其实，七师筹款筹物也是有极大困难的。1942年秋冬为军部数次筹款后，自身曾面临着财政枯竭。当时，七师主要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沿袭大革命时期打土豪的办法，靠打资敌筹款，尤其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断供给，就是以武力向汉奸夺财；二是以地方武装在水路交通要道设卡，收“买路钱”（收出入境商人所携货物的过境税）。这两种做法，如果分寸把握不准，很容易扩大化，伤及中间派和中小商贩利益。而且，皖江根据地核心区巢无庐根据地从游击区到形成稳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仅1年多，政权建设也刚刚起步，仅有1个县级政府。1942年初才成立的皖中财经委员会，只有3个货物检查处（兼税收机构），其中两个货检机构设在游击区，所可控税收极为有限。
叶进明到七师后，曾希圣曾寄予厚望，向军部请示后，任命叶进明为七师供给部部长。但叶进明是搞兵站和军需供给出身，长于武装筹集军需，并不擅长抗战时期的生财之道。皖中财经委唐晓光主任是国民党原合肥县县长，长于征收税赋，但如仍依常规，必竭泽而渔，加重人民税赋。如何在根据地内外敌伪据点林立，东线津浦、北线淮南两条线被严密封锁，南有大江日本军舰日夜游弋、西有大别山桂系盘踞，根据地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的经济承受力极为有限的特定条件下，既不与民夺利，又为抗日军队和根据地的发展和保障军部和兄弟部队之需，开拓新的财源，成为曾希圣和皖江抗日政权面临的重大挑战。
新四军第七师运输队在运送军用物资
1942年12月：曾山雪中送炭
1942年年底，曾希圣到军部和华中局汇报和参加华中党校学习时，到处为皖江“挖人”，主要是财经、军工方面的领袖人才。当时，华中局已成立了由曾山领衔的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是朱毅、方毅。曾希圣找到曾山，要求尽快选派有能力的财经领导干部到皖江抓经济。但当时曾山手里几个新四军有名的财经高手，已各有其位（苏中陈国栋、苏北骆耕漠、淮海顾准、淮南陈穆、淮北李人俊、鄂豫边范醒之，后苏皖汪道涵）。唯江南六师的蔡辉（蔡悲鸿）当时正在华中党校学习，曾山想调他去华中局财经委。曾希圣碰到谭震林（当时从六师暂调军部任政治部主任），得知谭将调二师任政委，也想调蔡辉随任。曾希圣抢先找曾山要人，又通过叶进明向军部催要蔡辉。曾希圣对叶说：“七师部队所能筹集的钱和物，现在看来要枯竭了，但地方的财务潜力还不少，你要组织力量征收……你报请军部，要求增派财经工作的干部来七师。你们的任务是既要保障让七师发展的要求，又要尽力满足军部对我们的要求。” 曾山经过权衡，认为皖江是军部财源重点，决定将蔡辉调七师。
1942年冬，我军截获国民党拟于1943年春对盐阜区（军部所在）重兵扫荡的情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组织部分干部向各师根据地转移，曾山和七师政治部主任何为夫妇及蔡辉、谭伟、徐德明等一批财经干部，就先后赶到皖江七师所在地无为。
后来，曾希圣在1958年曾感叹说：“曾山派蔡辉到七师，真是雪中送炭啊！”而谭震林则埋怨道：“蔡辉当年跟我走，决不至于被冤死”。
1943年1月：皖江英才际会
曾希圣，1904年生人，长蔡辉近10岁，当年仅38岁。
曾希圣1941年5月1日出任七师和皖江党政军领导以前，虽没有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独立带兵和独立开辟、主政根据地的经历，但他有过人的谋略和大局洞察力，善于驾驭全局；性格坚强，坚忍不拔，工作作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执行纪律严格，讲究一丝不苟，为人胸襟坦荡，坚持原则，爱憎分明，不搞阴谋诡计，不算计人。虽有刚愎自用的不足，但在皖江时期用人不拘一格，不搞小圈子，“五湖四海”的党内外统一战线工作搞得非常出色。在军队建设中，曾希圣善于“兼容并济”。当时的七师部队中，既有皖南事变突围的坚持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的部队和干部，又有延安调来的长征干部，还有长期坚持皖南和江北游击战争的皖南、皖中地方武装和干部，也有当地爱国人士在国民党名下发展的各类民众抗日武装。曾希圣经过一系列调整，使各部形成合力共同御敌，从不足2000人的小武装发展成一支有3万精兵的主力部队，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功显赫。在地方政权建设中，曾希圣坚持以地方干部为主、以统一战线为基础，依靠在当地有威信的拥护共产党的爱国人士和熟悉地方情况的地方党领袖，使政权建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据传，党中央曾评价说他对中国革命有两大贡献，其一：在中共苏区反围剿和长征中，曾希圣领导的二局以其特殊的手段获取了大量极其准确可靠的敌军调动军事情报，为红军反围剿和长征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其二：皖南事变后，开辟皖江根据地和创建新四军七师，在四面受敌包围的极其艰险困难的条件下，使七师由开始不足2000人迅速发展到3万多人，并为兄弟部队提供了大量财政和物资上的支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深受谭震林、曾山器重的蔡辉，到皖江又受到曾希圣的特殊偏爱和器重。据七师老同志说，曾希圣在毛主席、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一直在军委掌控核心机密，虽战略全局观很强，但资格老，位高权重，为人耿直，要求严格，好发脾气，骂娘，拍桌子，吹胡子瞪眼是常事，大家都心存畏惧。唯有蔡辉和他相处时可无拘无束，情同手足。在七师工作期间，曾希圣谁都骂过，唯独没有跟蔡辉红过脸。除了工作上十分顺手外，蔡辉和曾希圣虽然年龄、职务、资历相差很远，但两个人都善读《三国》，爱下棋、打麻将，两个人都有长期上海地下工作的经历，都是敌工情报的高手，很多方面情趣投合。蔡辉的爱人李宁和曾希圣的爱人余叔，当时都年轻漂亮，都是从上海投奔新四军的青年学生，参军、入党的时间差不多，也相处融洽，情同姐妹。
皖江行署主任吕惠生（1941年选任为皖江根据地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无为县县长，1942年被选任皖中行署主任）、曾任皖江行署副主任的唐晓光（1939年任国民党合肥县长，1942年初任皖中行署财经委主任，同年入党，1943年上半年出任行署副主任），都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广泛的社会人脉。在军事领导岗位，战将如云。七师军队主要领导人代师长傅秋涛（参加过平江起义，领导湘鄂赣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七师组建前，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代师长兼皖江军区司令员谭希林（1927年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秋收起义和长征）、七师首任参谋长孙仲德（曾任红军皖西北游击师师长，七师组建前在皖江一带游击，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首任政治部主任何伟（曾任鄂豫皖区党委组织部长、书记，七师组建前任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七师副政委兼组织部长李步新（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后坚持皖赣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前任皖南特委书记）、七师副参谋长兼十九旅旅长林维先（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长征后，坚持大别山武装斗争）、七师政治部主任王集成（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央红军）、七师政治部副主任黄火星（1930年参加中央红军，经历过赣东北苏区反围剿和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七师十九旅参谋长张铚秀（1933年参加中国红军，长征时曾任红六军团营长），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精英。
蔡辉实际主持皖江财经领导工作后，地方财经收入和军队供给、军工、装备都有明显改善。行署领导和军队将领们绝大多数都非常支持蔡辉的工作，要兵给兵，要干部给干部；也经常三两结伙到汤家沟吃“小灶”，与蔡辉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
1943年春，与蔡辉相继抵达皖江根据地的，还有一位，在此后皖江财经工作中发挥了重大支持保障作用的重要领导人张凯帆。张凯帆是安徽无为人，早在芜湖读中学时，就在国文教员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创始人之一，时任芜湖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影响下参加了革命。1929年-1933年，就是皖中地区党的领导人之一，抗战初期，又受党的派遣，在皖江领导组织民众抗日活动，组建了皖中第一个抗日地方武装。张凯帆又是新四军中的大才子，有与李一氓齐名的一笔好书法，尤其擅长诗文辞赋。在奉调皖江前，张凯帆任新四军二师司令部秘书长（司令员罗炳辉将军）、津浦路东各界联防办事处秘书长（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兼办事处主任，方毅为副主任、张凯帆主持日常工作）兼参议会秘书长。办事处实际是行署级的政权机构。办事处下辖来安、六合、仪征、嘉山、天长等6县，南临长江，北倚淮河，西至津浦，直逼汪伪“首都”南京，是新四军二师与四师、七师、苏北一师和军部的通道。主要职能是筹粮、筹款、征兵、支前、货检、保证部队给养和领导抗日政权建设和民众抗日组织。1942年12月底，张凯帆携夫人史迈共赴皖江。史迈与蔡辉妻子李宁同为1920年生人，今安徽枞阳县史家湾人。史迈出自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抗战爆发后，兄弟姐妹有4人投身革命。到皖江后，和余叔（曾希圣妻子）、李宁（蔡辉妻子）、吴铭（陆学斌妻子）、严行（黄耀南妻子）因年龄、出身、文化、参军、背景、资历状况大体相似，故一见如故，情同姐妹，结下很深厚的战斗友情（史迈、吴铭、李宁的亲密交往，一直延续几十年，直到他们相继去世）。张凯帆比蔡辉大5岁，但和蔡辉在气质上相近，外柔内刚，文质彬彬，都写一笔好字，文学修养很深，善饮、嗜烟、好打麻将。张凯帆和蔡辉都有过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经历，都有过被捕入狱的经历，都有脱党后寻找上海党组织的经历，都有组织地方抗日武装的经历，都有创建和领导抗日民主政权的经历（张凯帆1940年3月任二师津浦路东第一个抗日民族政府来安县的县委书记。1940年10月，蔡辉任苏南第一个抗日政权沙洲县工委书记、县长）。这些经历和经验，成为两人情投意合的基础。更为巧合的是，1933年张凯帆坐牢时，蔡辉的胞兄蔡志锷是他的同室狱友，两人曾共同组织狱中斗争。蔡志锷在狱中被公称为“红色律师”，常为狱友打抱不平，表现很突出，与张凯帆有过生死之交。由于这一层关系，两人的私交甚深。
七师皖江根据地一大批久经考验、文武兼济的革命精英，在曾希圣、傅秋涛、李步新、张凯帆的领导下，凝聚成统一的、强大的领导核心，这是皖江财经工作能在1943年以后异军突起的组织基础。
1943年，在无为汤家沟时的蔡辉（蔡悲鸿）
奉调皖江之前：蔡辉崭露头角
蔡辉奉调皖江时，不到30岁，但已有10多年的革命经历。蔡辉（原名蔡志伦，在六师时化名蔡悲鸿）生于1913年，上海南汇县万祥镇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嘉定黄渡师范和上海新陆中学高中部。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参加革命活动，1936年在法租界被捕判刑1年，1937年获释。领导过学运、工运、农运。“八一三”后，任中共浦东特委领导之一，组织浦东的民众参加抗日组织和地方抗日武装。1939年8月奉党组织调派，参加何克希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先后在路东特委领导下，任苏常太地区太平桥办事处主任、常熟东塘市办事处主任。是新江抗（沙家浜部队）的创始人之一。1940年4月，谭震林调到路东主持领导苏南抗日斗争，先后成立新江抗和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十六旅）、江南保安司令部。9月江抗总部从苏常太迁至澄锡虞地区，同时成立了澄锡虞总办事处。谭震林到江抗东路苏常太的第一站，是常熟东塘市办事处，蔡辉时任办事处主任，代表路东特委向谭震林汇报工作，深受谭震林赏识。澄锡虞总办事处成立后，谭震林令蔡辉任财经委主任，为部队筹钱筹粮筹物。1940年10月，为在沙洲建立战略通道，派蔡辉兼沙洲办事处主任、沙洲县工委书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组，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1941年2月，沙洲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蔡辉任县长。沙洲县（今张家港市）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在敌后首批创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与大革命时期红色政权建设的内容、形式、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创新性。谭震林是中共领导下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苏维埃的创建人，参加过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领导工作，有丰富的红色政权建设经验，对党在抗战时期以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有独到见解。谭震林特别重视沙洲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数次亲临沙洲县指导、帮助工作，多次和蔡辉一起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在谭震林的直接指导下，蔡辉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8月到沙洲县的短短几个月时间，迅速打开了局面，做成了八件大事：
第一件：建立起县、区、乡、村四级政权。县政府设有秘书科、财经科、司法科、河工局、江防局和文教科。另配有交通站和警卫排。到1941年6月止，全县共建立了7个区政府（党的区委同期建立），区长由民主人士担任，副区长由党员担任。在43个乡建立了由民直选的乡、村政权，乡长中党外人士占70%。在谭震林、蔡辉争取团结下，集合了一批当地的爱国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帮会首领参政主政。他们中绝大多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始终和中共站在一起。
第二件：迅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通过改编地方抗日武装和宣传动员征兵，到1941年7月反清乡斗争前，已建立了1000多人的沙洲县警卫团；后编入六师十八旅随主力撤至苏中。
第三件：恢复发展了教育和文化事业。1939年，全县仅有1所中学，22所小学。到1940年夏，江抗进沙洲后，学校陆续开办。1941年2月，全县共有中学4所、40多所小学。县政府文教科负责全县小学的教育辅导和经费安排，每期发给每个班级20多元补助费。组织民运工作人员或者知识青年，到乡、村普及办夜校，宣传抗日，进行成人教育。1941年3月，县政府正式出版《县政公报》及副刊《星火》。3月1日，苏南地区唯一发行抗日革命书籍的书店“江南书店”开业，并到各主要集镇流动设摊，传播抗日文化。
第四件：大兴水利，发展生产。沙洲的河流，东西曰“套”，南北曰“港”。由于港湾多年没有疏浚，致使通江河道淤沙沉积，泄水不畅，造成农田排灌困难，农业歉收。1941年春，蔡辉领导的沙洲县政府成立河防办事处，组织全县数万民工，历时半年余，疏通了以北老套为轴心，南及南横套，北到金鸡港，西至长山港，东抵一干河的36条半港套河道全部疏浚，全长100多公里，当年大片农田都获丰收。是抗战时期，苏南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第五件：普遍建立以抗日和维权为中心的群众组织。通过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实行加薪、发展生产、锄奸缉私、文化宣传等活动。各地都组织起“职工抗日协会”、“车夫工人总会”、“教师联合会”、“学生会”、“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最为活跃。各乡“青抗会”积极组织青年参加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办夜校，组织青年学文化，传唱抗日歌曲，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缉私队到交通要道、港口查截贩卖私粮的奸商，配合反经济封锁；响应县政府禁烟（鸦片）禁贩的命令，查烟查赌，取缔赌场、烟点，使全县烟、赌基本禁绝，社会风气迅速好转。“妇抗会”主要发动妇女做军鞋，送给部队；在县政府支持下禁止虐待妇女，反对买卖婚姻，争取妇女解放。
第六件：建立起新四军沟通大江南北的战略要道。沙洲在苏南有特殊的地缘特点。占据沙洲，一可为苏中、苏南新四军的联系建立战略通道，掩护部队、干部南北进出；二可作为沟通苏中、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敌占区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的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的桥头堡。沙洲县政府以武装控制码头、民船，发动群众建立秘密交通线等方式，迅速建立起六师的敌后战略通道。在掩护人员进出根据地方面，有两次较大规模的：一次是1940年3月-7月，通过中共地方组织控制的外轮，组织运输、接应了从上海动员的新兵1500多名，这些上海兵，后来成为六师十八旅五十一团、五十二团、五十三团的骨干。另一次是1941年七八月间，鉴于苏常太地区的形势日趋恶化，六师师部急令坚持内线的部队及地方干部迅速向沙洲集结，北撤苏中。苏常太地区的党、政、军人员、新四军十八旅军械所的近百名人员以及设备、十八旅后方第一疗养所的近百名伤员、十八旅教导大队、江南保安司令部及警卫一团等2000多名干部、战士，在沙洲县军民的掩护下安全北撤苏中，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
第七件：整顿社会经济秩序，打击不法奸商，在维护大众利益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主要措施有四条：一是控制港口，掌握航运，设江防管理局。在沙洲沿江各港口和内河交通要道设立税卡，按东路财委会颁布的征税办法征收赋税，包括各集镇商行、棉花行、粮行，税收量每天七八千-1万余元（法币），每月约有25万元-30万元。二是征收夏粮，大部分乡村均按时完成。三是发行“抗币”，统一币制。四是县政府要求各乡“农抗会”普遍以农民入股形式等筹建“信用供销合作社”，实行公买公卖，遏制了少数奸商操纵粮市、哄抬物价的投机行为，实惠农民。
第八件：建立起与沦陷区开展特种贸易的桥头堡和大通道。沙洲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根据谭震林司令的指示，蔡辉亲自掌控成立了江防局，对粮食、棉花、食用油等敌区稀缺的战略物资实行“货管”，采用武力禁止对敌占区的自由贸易，由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实行对敌区贸易的“专营”。蔡辉和上海盛慕莱、蔡志锷、朱玉龙等爱国商人联手，在上海设立了地下商业中心和仓库，抓住日军长江封锁线水上哨卡对德籍货轮不检查、和上海法租界货轮码头不受日军控制的漏洞，通过内线控制了3艘千吨级德籍货轮开展敌区贸易。一方面，按平价收购统管的粮、油、棉、盐运至上海高价出售（差价3～4倍）；另一方面，又购进军队和根据地急需的大批军用物资、西药、布匹及其他轻工业品。同时，利用县政府实际掌控的“大一货船公司”和其他民营船队的航运资源，沟通苏中与敌占区上海至芜湖等口岸进行民间贸易，迅速打开了局面。到1941年春，沙洲我方控制的十几个码头成为长江下游大江南北货运集散的中心，码头灯火昼夜通明，仅十二圩港、太子圩港，每天就有四五百名码头工人上下货物数千吨。蔡辉出任沙洲县长的6个月，通过商业税和敌区贸易，为新四军六师和军部筹款约五六百万元（时价相当2.5万～3万两黄金），还购进二三百万元的军需物资，对在经济上支撑新四军六师和苏北军部的生存发展，做出特殊贡献。
1980年，李步新（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原七师副政委、皖江区党委副书记）在为蔡辉平反奔走时曾说：蔡辉到皖江，给七师、皖江根据地带去了3笔别人不可替代的无形资产（大意如下）：
第一笔：蔡辉在江南六师谭震林言传身教下，创建领导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导思想、宝贵实践和经验、教训，以及张凯帆在淮南二师领导行署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导思想和经验，对1943年以后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无疑都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据张凯帆回忆：“当时七师防区的根据地建设、政权建设，远不如二师。二师防区不仅建立了县级政权，而且建立了区乡政权。七师辖区仅仅建立了一个无为县政权……皖中处日伪顽三面夹攻之中，巩固程度还不及淮南。”
第二笔：蔡辉在六师主持地方财经委工作，参加敌伪军工委工作领导，特别是在沙洲县，依靠抗日民主政权和武装力量，以战略物资实物贸易为基础，建立起敌后广泛的贸易统一战线，大规模开展敌区贸易实践中形成的商战思想和实践经验。
第三笔：蔡辉在上海和苏南工作时期，已建立起以上海为中心的广泛和可靠的商业、交通、情报网络，和经过长期商战实践，对敌区物价变化、运输和商运通道、军需品来源、金融渠道、日伪敌情等经济、政治信息全面而准确的把握。
（作者单位：北京新四军研究会）
新四军第七师兵工人员在碾磨炸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