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初期，在新四军老军长、上海市市长陈毅领导下，人民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将民生凋敝、污浊不堪的旧上海变成了人民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欣欣向荣的新上海。本文对解放初期陈毅领导上海人民开展的社会治理工作进行简要综述，以求对推进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借鉴和启示。
陈毅对上海民生问题的治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困扰大上海的第一个民生问题就是严重的物价波动，这是国民党政府长期通货膨胀的恶果。受通货膨胀打击的人们，只相信硬币银元，不相信钞票，加上投机商兴风作浪，上海解放后大约10天，银元价格就被哄抬近2倍。陈毅进入上海不久，便开展了一场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5月28日，市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布使用人民币，限期禁用金圆券，规定以人民币1万元（旧币，实为1元，下同）折合金圆券10万元的比价进行收兑。这项工作虽然进展顺利，但人们怕物价飞涨，一拿到人民币马上就去买东西。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回到了银行。无数银元贩子敲着铸有“孙中山”和“袁世凯”头像的两种硬币，沿街叫卖。原本1块银元值100万元人民币，一星期就涨到1400万元。如此下去，不消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赶出上海，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会站不住脚。
陈毅深知局势的紧迫。上海物价一旦失控，天津、北平和江浙几省都受影响。陈毅与华东局财委斟酌再三，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抛出10万银元，以使价格回跌。同时，报刊和电台开展宣传，陈毅也严正警告投机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然而，投机者并不罢手，10万银元被一吸而空。6月7日，1块银元涨到1800万元人民币。陈毅决定采取最后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交易所，报告中央后，毛泽东主席表示赞同。
6月10日上午10时，两个营的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突然包围了8层高的证券大楼，向正在楼内进行投机交易和其他活动的2000多人宣布：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讯问搜查。各组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各房间搜查。在“厚生证券号”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光操纵行情的电话就有25部，夹墙里还搜出几十块黄金。清理盘查工作持续了两天一夜，最后只将250名投机主犯扣押。这场干净漂亮的突击战，霎时传遍上海，震动全国。第二天，1块银元从价值2000万元猛泻到1200万元，大米跌价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用油跌价一成半！“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与上海投机资本交锋赢得的第一场胜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23日，蒋介石对大陆实行海上封锁。他们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控制了东海门户，各国商船开往上海的航道被完全切断。进口的柴油、汽油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等工业原料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用10余天，停工的纱厂从5家发展到100多家。杨树浦发电厂是烧柴油的，油源一断，上海将大部停电。另一方面，外销产品又堆积在码头运不出去。面对严峻局面，陈毅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全面展开了反封锁斗争，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困难：
协助工商业复工复业，渡过困难。缺资金的给贷款，缺原料的贷原料。永安纱厂有三百多万斤棉花及1万纱锭纺机运不进来，陈毅专门关照银行、铁路、贸易各部门通力协助，甚至专派车皮去香港拉运，终于将原棉和纺机全部运到上海。又如，成品纱布运不出去造成滞销，20支纱每件市价只11万元（低于成本），国家就以12万元收购。私营工商业真正感受到国家的扶持。
开展紧缩节约运动，大力减少开支。陈毅说：“要靠我们党员干部自己首先紧缩，拿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来克服困难。”他身体力行，在国民党特务伺机刺杀他的情况下，将警卫人员从16名减为6名。同时，从7月初起，他带头在机关食堂改吃大灶，所有高级军政干部无一例外。领导干部这样与人民同甘苦，自然振奋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发挥工人阶级积极性创造性。上海电厂每月要“吃”3万吨油。市委和陈毅支持工人进行锅炉大改装，将99.7％的燃料由油改为煤炭，仅此一项每月就节约大量外汇。公交公司也研究以煤气作动力牵引汽车，不久改装获得成功。
妥善处理10万失业工人。政府发救济粮，组织失业工人修海塘“以工代赈”。同时号召在业工人捐献每月工资的1％用作救济。
反封锁斗争的结果，纺织业7月中旬只有4成开工，到11月达9成以上，私营纱厂产量增加了75％。机器工业原开工20％，由于解放区扩大定货，增加到60％。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走上了复苏。
这个胜利的意义何在呢？陈毅说：“帝国主义曾轻蔑地说，共产党人只会管农村，管城市一无人才，二无效率。上海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共产党下了‘海’就会淹死……事实证明我们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
从夏天到冬天，经历了反封锁斗争，经历了3次物价大波动的考验，上海经济日渐走向康复发展之路。不料，随着春节临近，投机商认定春节后初五开“红盘”的日子，物价必定狂涨，于是又一次掀起抢购风。经历了前几次物价波动的锻炼，陈毅与财经干部们已练出几“招”。节前陈毅就忙于同财委制定方案，请求中央火速大量调拨物资，组织水陆运输……直忙至春节过完。
大年初五一开市，投机商们来势汹汹张开大口，国营公司供多少货吞多少，专等货源告绝价格飞涨。不料此番国营公司供货源源不断，价格纹丝不动，仅仅几天，投机商们钱囊见底，仓库堆满，国营公司物资依然充足。
初九陈毅接到财委报告：“大老板们吃不下了，想朝外吐了，价格开始下跌。”“好！”陈毅说：“让那些屡教不改的投机商破点财，吃点苦头！”上海第四次物价上涨之风很快以私营银钱业倒闭一半、投机商行倒闭十分之一为代价，偃旗息鼓了。事后，上海一位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自此，上海市的物价逐渐趋于稳定。
除了物价问题，居住环境也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沪西有个叫“药水弄”的地方，陈毅去看过，还同破衣垢面的居民们谈了话，又请专管城市修建的工务局长赵祖康去看。这里四周烟囱喷灰吐雾，化学品气味呛人，猪棚似的小屋七歪八斜，没有路灯、自来水，也没有道路，垃圾堆，死老鼠、烂菜帮泡在脏水沟里……陈毅在赵祖康面前摊开市区地图，指着一大片密密麻麻的黑圆点说：“像药水弄这样的棚户区，全市有300多处，再加上零星棚户，居民近百万，等于每6个上海人中就有1个住在这样的地方！”他和赵祖康及干部们反复讨论，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先解决棚户区吃水、用电及厕所问题，以后逐步改造。
随后，改造棚户区的工程在上海全面展开。4年之内，全市180多处较大的棚户区，由国家投资进行了改建。1952年，第一个工人住宅区——曹杨新村拔地而起。陈市长多次去新村看望工人家庭，并布置继续建造。波兰一家报纸说：“解放了的上海，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
陈毅对上海社会秩序的治理
上海解放初期，社会秩序混乱问题突出。首先是国内外反动势力频频捣乱破坏。1949年7月6日，上海几十万军民举行了纪念“七七”抗战并庆祝上海解放游行。这时一个美国人驾车擅自闯入游行队伍，阻断队伍行进，并态度蛮横地抗拒交警指挥。陈毅果断下令：“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这位美国原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被拘留以后，嚣张气焰顿时无影无踪，老老实实向中方人员上交一份“道歉书”。消息公诸报端，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意识到，中国这头东方睡狮苏醒了，不可欺侮了。上海市民拍手称快：“过去美国吉普压死人只有对天哭，现在美国领事犯了法也要办他，人民政府有志气！”
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是对上海社会秩序更为严重的威胁。1950年2月6日中午，蒋机分4批进入上海上空，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500多无辜居民被炸死。轰炸的中心目标是供应上海80％电力的杨树浦发电厂，机器被炸坏，造成全市性停电。夜幕降临，到处漆黑一片，一时间人心惶惶，抢购囤积活动遍及全市。陈毅在市府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抢修、抢救和各种应急措施，调整防空火力部署，并即刻将情况报告中央。天亮后，他披了一件黑色大氅，冒着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乘敞篷吉普驶往杨树浦发电厂。陈毅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沿着炸歪的梯子爬到数丈高的锅炉顶，察看输送带破坏程度，计算恢复部分发电最快需用多久。空袭警报响了，市长和大家一起蹲到防空壕里继续研究。在市长的鼓舞和激励下，工人连夜奋战，比预定时间提前6 小时实现了部分地区恢复供电。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蒋军在台湾蠢蠢欲动，国民党遗留和派遣的特务分子趁机兴风作浪，暗杀、爆炸、纵火、盗窃情报事件不断发生，严重破坏社会秩序。镇压反革命势力已经势在必行。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主席给中共上海市委发来电报：“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陈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揭发，向敌人张开了天罗地网。
4月27日夜，全市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捕行动。由公安人员、解放军战士组成小组，分赴各马路各里弄，深夜突袭预先侦查监视好的对象。至清晨4时搜捕行动结束，一共逮捕了10058名反革命分子。紧接着，陈毅召集了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和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公布进行镇反搜捕情况，讲明政府的方针政策，得到各界拥护。当天下午，上海市党政军和各界群众代表1万多人云集逸园，参加对反革命分子的公审大会。此后，根据毛泽东“可抓可不抓者坚决不抓，可杀可不杀者坚决不杀”的指示精神，将一些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匪首、特务、恶霸一一正法，还有一大批分别判处了徒刑。对坏人的坚决镇压，市民称快，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
除了反革命势力以外，流氓帮会也是危害社会秩序的一大毒瘤。在旧上海，下层各行各业都有“霸”。这些流氓集团以青帮、洪帮为主，成了上海底层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对此，华东局通过潘汉年与逃去香港的帮会头子杜月笙谈妥，接管后他们不动，我们不杀其上层。入城后，陈毅又派人找到留在上海的黄金荣，要他按政府法令办事，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黄金荣惟命是从，并将手下大小头目的花名册呈交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被先后正法。没出两年，盘踞上海半个多世纪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陈毅对上海社会风气的治理
解放初期的上海，社会风气存在着很多问题，危害最大的是“黄赌毒”。上海解放时登记在册的妓女有近2000人，未登记的暗娼不计其数。为了净化社会风气，上海市宣布取缔娼妓制度，先后关闭妓院800多家。妓院封闭了，街头暗娼却难禁绝，有天晚上甚至拉客拉到陈毅警卫员头上了。经再三研究，陈毅同意民政局、公安局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钓鱼”。结果几天下来，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就收容了近4000个妓女。入所第一件事是为她们全面体检，结果发现70％以上都患有性病。一笔不小的外汇费用报到陈毅面前，治梅毒用的青霉素当时全靠进口。美蒋封锁，要从香港转口，价钱更高。陈毅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他又说：“对她们这些人，我们有几条：一是给治病，二是治好了给职业，三是参加工作以后各单位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这些在旧社会被任意买卖、蹂躏、遭人鄙弃的女性，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同情和关切，许多人感动得哭了。短短几年内，上海街头的妓女基本绝迹。
在旧上海，各种类型、规模的赌博活动层出不穷，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上海解放后，一批以聚赌抽头危害社会的流氓恶霸、赌头赌棍分别被逮捕法办，或者送劳动教养。随后，一批公共赌博场所被改建为文化娱乐或体育场馆。陈毅亲自参与设计规划，将原由英国人经营的跑马厅北边建成人民公园，南边建成人民广场。同样，逸园跑狗场变成了文化广场，好莱坞赌场则改建为长宁区工人俱乐部。为了进一步遏制赌博，政府严禁生产和运输、销售赌具，并集中开展了几次打击行动。如1953年5月至7月期间，开展了全市范围的禁赌行动，取缔危害社会治安的聚赌摊点400余处，惩治了一批首恶分子。1954年，市公安局再次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性禁赌工作，对于严重违法且屡教不改的惯赌实行收容教养。与此同时，各工厂企业和街道、里弄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禁赌宣传教育活动。社会上的赌博活动从此基本绝迹。
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国是受毒品祸害最深的国家，上海曾是制贩运毒的主要口岸和转运站、集散地。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同年7月，上海市成立了肃清毒品委员会，8月8日组成市禁毒委员会总指挥部，由许建国、扬帆任总指挥，下设办公室、群众动员部、宣传部、作战部、量刑部、登记部、检查巡视部，各区也成立相应组织机构。8月13日，市公安局抽调警力1000余人，各分局干警全部投入，在全市范围统一集中搜捕，共捕获重大烟毒犯501名，传讯350名。8月21日，许建国在全市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上作关于禁毒问题的动员报告。9月17日，在虹口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这期间，全市共召开大小会议3万余次，直接受教育人数250万人。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坦白登记的毒犯有4000余名；收到群众检举揭发贩毒、吸毒材料2.2万余份；毒犯及其家属主动交出毒品2800余两。至11月，肃毒运动基本结束，全市共破获制贩运毒大案159件，处理毒犯1.3万余名，缴获毒品1.3万余两及制毒、吸毒器具6000余件。
在禁烟禁毒运动中，为贯彻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的方针，把吸毒的人与制、贩、运毒犯区别开来，规劝他们自动戒绝。此外，民政、卫生部门组织大批医务人员和医疗物资，积极帮助烟民戒除烟毒，人民政府拨款3.6亿元（旧币）作为戒除烟毒医疗费及补助家属困难费。人民政府的一系列有效措施，终于帮助10万烟民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公安、边防、海关严格检查防止毒品走私和海外毒品输入。到1953年底，上海已成为无毒可吸和无人吸毒的城市。
几点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领导上海市人民努力改善民生，安定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民生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党和政府开展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斗争，结束了长期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叹为“奇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彻底好转。经过两三年的努力，“黄赌毒”等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丑恶现象，被基本禁绝。印度《实业报》主编拉吉积绍·辛格来上海参观，漫步街头与市民们谈话，回去后写了专稿《上海的奇迹》，其中赞叹道：“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领导上海市人民进行社会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要高度重视党委的领导核心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是全面高效地推进社会治理工作的关键。上海解放初期，社会治理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从根本上得益于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委的领导核心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工作中，我们仍然需要高度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党的领导不能淡化、弱化、虚化。只有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并充分发挥各级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工作才能顺利推进，取得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
要始终坚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基本坐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治理工作关系千家万户，关乎民生福祉，因此一定要始终坚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基本坐标，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上海市解放初期的社会治理为什么卓有成效，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无论是稳定物价、改善居住环境，还是打击反革命势力和黑恶势力，消灭“黄赌毒”现象，都是为民造福，顺民心，合民意，理所当然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我们仍然需要借鉴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治理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习近平指出：“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把社会治理当做民心工程，做好做实，决不能图虚名，把社会治理变成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社会治理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因此，社会治理工作必须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住不放，抓出实效，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要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是新社会的主人，社会治理既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也是人民群众的事情。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既能够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果，也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所以我们决不能把社会治理理解为党和政府单方面进行的社会管理，一定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上海市解放初期的社会治理能够在短期内获得显著成效，就是让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的结果。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中，我们同样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说：社会治理“要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第137页）只要我们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一定能够取得显著效果。
（本文作者为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