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中秋全家福。孙晓云（左2）、孙晓霞（右2）、孙海云（右3）、朱萍凡（右5）
201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前夕，也是我们亲爱的父亲孙海云——一位96 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去世后的第一个夏天，我们姐妹俩代表母亲和全家人，冒着酷暑，驱车来到江苏海安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向该馆捐赠父亲1946年7月在苏中如南战役中负伤的弹片。这块弹片在父亲胸部，紧贴心脏70年，直到2016年12月父亲病逝火化后在骨灰中发现。弹片连同先前捐献的负伤血衣和公文皮箱汇集在一起，成为珍贵的藏品在该馆长期展出。它记录了战争的残酷、胜利的代价和新四军血染的风采，是父亲对苏中人民的回馈，也是我们全家的一份情感寄托。我们在纪念馆仔细瞻仰了陈毅、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领略新四军七战七捷的经典战役，仰望“天下第一刺刀”庄严的矗立，感受父老乡亲的火热情怀，深深感到铁军历史的厚重和伟大，同时体会到父亲对苏中战场的一片情愫……
父亲是由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新四军干部的。那是1940年的冬天，日伪统治时期的上海孤岛，长夜难明，寒凝大地。凄风冷雨中，有三位高中生悄悄地离开这里，穿过重重封锁，经新四军地下党扩军联络人李铮同志介绍，投笔从戎，来到了盐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这三位高中生就是我们19岁的父亲和李明、鲍虹阿姨。在此之前，父亲先后在江苏沭阳老家、海州师范、镇江中学读初中高中，后经人介绍到上海私立大中中学读高三。在学校期间，父亲参加了当地青年学生组成的“青年救国锄奸团”救亡组织，和同学们组织“读书会”，在进步思潮影响下，认真研读了《西行漫记》《政治经济学》等进步书籍，坚信只有找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能救国救民。因此，他从入伍那一天起，就坚定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从而开始了他不懈为之奋斗的光辉历程。
父亲入伍后最初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任团员、编写组长。战地服务团是新四军政治、文化、群众、民运工作的先锋组织，这支队伍按照“一切为了保证战争胜利”开展工作，在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的岁月里，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这支队伍尊重、团结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吸引了广大爱国的热血青年，紧密联系每个时期的斗争实际，创作和演出了大量为广大指战员和当地群众所喜爱的歌曲、戏剧等文艺作品，给部队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父亲从小爱文艺，会吹笛子、拉二胡、拉小提琴、唱歌、演讲、写文章，被称为“上海来的文艺小青年”。他沐浴着人民军队的阳光，焕发出了革命军人的朝气。
1941年，入伍几个月，父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与沈亚威叔叔合作，创作了反映部队苦练杀敌本领的《刺枪歌》，在苏中部队广为流传，如今被编入新四军歌曲集。父亲还创作了反映战士思想转变的活报剧《曹立山》，为当时新四军一师开展思想教育、立功运动起到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1941年，父亲任苏中如皋双北区中队政治指导员，组织群众在日、伪、顽的统治下开展革命斗争，扩大根据地，在反扫荡、反清乡中积极开展战地政治、宣传、组织工作。1943年，父亲任一师巡视团团员时，在溧水的石臼湖畔，与新四军文艺干部涂克创作了歌曲《石臼渔歌》，在新四军和当地百姓中广为流传，歌声飘过半个多世纪，如今仍在新四军老战士中传唱。父亲1944年8月担任苏中二分区组织干事兼文工团团长。他受上级命令，在如皋、南通等地区招收了26名中学生参加新四军。据老战士回忆，当时父亲用自学的乐器、戏剧常识，帮大家排演节目、教唱歌，在排演《红鼻子参军》时演员不够，他就亲自扮演红鼻子角色，同时反串反派角色，受到观众好评。团员们回忆说：“当时孙团长每到一处，人们都拍手欢迎让他给大家讲故事、唱歌”。直到父亲晚年，他还总是要唱歌给我们听：“东西地，长又长，小三子娶了一个大姑娘，在家能纺线，下地能种粮，人人都说小三子命运强。小三摇摇头，不是命运强不强，靠的是救命恩人共产党。要不是分田又分粮，哪有小三子娶的大姑娘。”“一根扁担软溜溜的，软溜、软溜、软溜溜的担呀呼嘿……”。这都是父亲在战争年代常给大家唱的，也是他记忆中最深刻的。
这些形式，在和平岁月不足为奇，可贵的是，新四军的战地文艺，是伴随着血与火进行的，是在衣着单薄、食不果腹的艰苦条件下进行的，经常是演出中遇到敌人追剿，立即卸幕撤离，还要扮成农民到老百姓家开展地下斗争。新四军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就因为靠的是理想和信念。新四军强调政治工作在前线，理想教育为核心，一切为了党的宗旨来进行，这是我们的军队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父亲曾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年代，指战员和百姓会喜欢我们创作的歌曲？并不是我们作品有多好，而是反映了在艰苦岁月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斗争必胜的信心”。在新四军的队伍里，父亲的革命意志和共产党员的修养得到了极大的升华，现在看来，其作品的流传也是因为新四军战地文艺的魅力吧！
1946年7月中旬，华中野战军为了抵抗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李默庵部向苏中解放区的大举进犯，在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的指挥下，于7月13日发起了苏中战役。父亲时任新四军一师三旅九团一营教导员。7月21日，在如南战役如皋的鬼头街，父亲在战斗中不幸被敌人的炮弹碎片击中左胸，身负重伤，昏死过去。是当地老百姓的担架队、妇救会成员，在死人堆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父亲，给他擦拭胸前的伤口并简单包扎，又用树叶遮住他的身体，以求荫凉和隐蔽，还给他喂水，并及时把他抬送到野战医院。在医院疗伤时，父亲抑制不住对苏中人民的感恩之情，支撑在病床边，写下了《我感到边区人民的热爱》这篇短文，在《护卫报》上发表，后被新华社战地记者发现转载至《南线散记》这本书中。父亲的战友吴健人叔叔以为父亲在战斗中牺牲了，含泪为他写下了悼词，后听说父亲还活着，高兴地把悼词撕了。70多年来，我们一直帮父亲珍藏着这本小册子。父亲受伤后休养一个月就重返战场，由于当时医疗设备欠缺，弹片嵌入胸部无条件手术，就一直保存在体内留观。记得我们小时候遇到阴雨天，父亲就会感到伤口隐痛，中午在藤椅上要多躺一会儿。母亲曾将一直保留的父亲当年负伤的血衣拿给我们看，除了领口、袖子能看出来是淡灰色的，前胸后背完全浸透了红黑色的血迹。
生命，是最可贵的，健康才有幸福。父亲您对身上的伤痛，总是置之不顾，乐观面对。加上积极锻炼，一直与弹片“和平相处”。您总是笑着对我们谈起您的“三不死”理论，即：“战场上未被敌人的弹片打死，在十年动乱中未被整死，在晚年未被疾病折磨死，这比起牺牲了的战友真是幸运多了！我身上的这块弹片，还有我这个老兵，是要重返苏中战场的。”是啊，您早已和苏中人民融为一体了！这是您的肺腑之言。
也许是青春的热血抛洒在苏中，父亲对苏中这片热土总是念兹在兹。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长期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工作，他秉承新四军的光荣传统，谦虚谨慎，勤奋工作，历任青年科长、政工研究室主任、政治部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的案头，总有一大摞的读书笔记、摘要卡片、剪报，他写文章、起草文件总能提纲挈领，抓住重点，秘书处的同志说跟父亲学到很多东西，包括语法、逻辑、修辞，当人们称他为“机关一枝笔、秀才”时，他总是笑着说：这个秀可千万不能是金子旁的‘锈’啊！”
离休后，父亲仍十分关心党和军队的建设，余热生辉。1981年8月，应中共江苏省委的邀请并经南京军区领导批准，父亲任江苏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参与苏中抗日、解放战争史的编写工作。他不计得失，义务加班，与党史办的同志只争朝夕，抢救、保护、记录了很多史料。据我们所知，父亲多次到北京采访粟裕、谭震林、陈丕显、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还撰写了新四军重要人物管文蔚、钟期光、王必成以及美国进步人士史沫特莱的回忆文章，精心整理、挖掘，编写了新四军烈士白桐本、李增援等的英雄事迹史料。父亲还先后参与编辑出版了《苏中抗日斗争》《苏中抗日根据地》两书共97万字，参加新四军和一师战地服务团团史编写，出版了33万字的《铁军轻骑兵》、2万字的《烈士英名录》，并参加省文联和上海新四军研究会办的《大江文艺》杂志编辑工作，写了数十篇各类回忆、缅怀的文章，先后在《江苏革命史料选编》《大江南北》《铁军》《老兵话当年》等书刊杂志上发表。
父亲在省党史办工作期间最为高兴的两件事，一是顺利完成《苏中抗日斗争》一书的编写，并得到胡耀邦总书记题写书名。记得父亲非常高兴地将此消息报告给全家，后来将这本书赠给我们姐妹，并在扉页上郑重题字：“向革命先辈学习！”二是父亲和新四军老战士、老战友卞庸中、王强叔叔，以苏中战役亲历者名义于1985年5月联名写信给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建议在江苏海安（苏中战役指挥部所在地）建立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纪念馆，以利用红色资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一提议很快得到江苏省委的批准，并得到中央军委、南京军区领导关心、支持。经过一番努力，1988年5月，江苏海安七战七捷纪念馆对外开放，成为红色教育基地。父亲将他的血衣捐给了纪念馆。捐之前，他还特地将血衣洗了洗，想不到放了半个多世纪的血衣稍搓一下就烂了。现在纪念馆的血衣前胸的弹洞依然可见。昔日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去，前辈的热血已化为遍地鲜花，昔日的战场上设立起了红色课堂，父亲是多么欣慰啊！
父亲晚年时，每当看到他为编写苏中革命斗争史而奔波，为编史而伏案疾书时，我们家人不免责怪他“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有好几次他因疲劳而发病住院，自己却不加理会，继续笔耕不辍。如今回想起，我们感到心痛与自责！他真是全身心扑在这份工作上，89岁时还亲笔撰写了《追忆陈毅首长二三事》文章，发表在《铁军》杂志上。直到2013年93岁高龄，还在奋力完成一篇有关陇海铁路炮车战役的回忆文章，在《金陵晚报》双拥周刊上发表，并荣获三等奖。他所写的文章一旦被采用，从不接受稿酬，总是嘱咐我们帮他代买些纪念品赠给编辑部工作人员，如买手电筒、指甲刀、巧克力等，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苏中的战友、乡亲来采访、慰问他时，他总是热情招待，留他们吃饭。
在我们整理父亲遗留下来的文稿时，发现保存下来最早的一份是《对1948年华野部队干部工作的基本估计及几个问题的初步经验总结》。在这份父亲亲笔撰写的文稿上，内容包括1948年在济南、兖州、淮海等战役后部队伤亡情况、干部工作的基本估计、收获和缺点以及干部在职培养、基层骨干培养、轮训、提拔等问题的经验与建议，有大量的数据与实例，通篇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圈圈点点多次修改，可以看出父亲的极端认真。
在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还竭尽全力在家人的帮助下，重新编印了《闪光的历程》一书，赠送给在世的新四军战友和他们的子女。《重印后记》里写道：“这是为了给我们的后代留下点滴精神财富，同时给研究苏中党史、军史的同志提供些有益的参考资料。新四军战士的革命精神永存，大家的心永远象入伍时那样年轻！”
父亲在世时，有时我们帮他抄抄文章、打字，参谋一下写作建议，他总是十分开心地表扬我们：“这是在做好事，功德无量！”
今天，当我们回忆起他在耄耋之年说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时，深深感到父亲一辈子都在以实际行动传承新四军的铁军精神，默默无闻，平凡枯燥，却又熠熠生辉，伟大崇高！今天当我们作为新四军后代重返苏中战场时，在感知、感恩、感怀与感谢之外多增加了一份传承红色基因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视察南京军区时并在之后的多次重要场合反复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殷殷嘱托，对于革命后代来说也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要像当年父辈传承新四军铁军精神那样，将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牢记共和国的江山永远是红色的。永远像父亲那样，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竭尽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