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校长从小学退休回家的时候，我还是苏北农村的小学生，因为暑假到城里叔叔家玩，所以与蒋校长有了一面之缘。蒋校长的学校在本地农村，我之所以要强调农村，因为当时城乡差别极大。叔叔所住院子，住户多半是工人，辛苦的三班倒工人，即使这样，也比在农村做校长要好。
    蒋校长推着二八大车进院子时，我正用调羹挖西瓜吃。看见蒋校长，我真正明白了作文里常写的慈祥与和蔼可亲是什么意思，蒋校长简直就是从作文里走出来的典型教师。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衬衫，衣服虽旧，但他就有本事穿得挺阔。在经过我身边时，他弯下腰笑着问我“暑假过得开心不开心”。
    第二天他带着外孙回乡下。外孙坐在自行车后面，我们挥手道别，都不敢说话，怕吵了上夜班的大人们的觉。
    蒋校长一走，阿婆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说蒋校长是老革命，应该进城做校长的，却一辈子在乡下，把女儿的前途也耽误了。
    后来老房子一片一片地拆迁，老家原址上立起少年宫，过去的街坊四邻分散去了城市各个小区，叔叔家也搬了，蒋校长也不知去向。
    再见到蒋校长已是三十多年后。那次我受人之托，采访一位93 岁高龄的老校长。一般而言，事先我会收到被采访人先进事迹的材料。但这一次并无材料，对方告诉我老人姓蒋，是一位老革命，为人淡泊，1949年之前就是乡村教师、校长，1949年后还是乡村小学的校长，一直到退休。
    看到老人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小时候见过的蒋校长。蒋校长思路敏捷口齿清楚，除了听力略差之外，其他方面甚好。
    你说我是老革命？哈哈，他笑起来依然那么慈祥。
    以下是我从他的叙述中摘取出的一些故事。
    193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还是学生的我去镇上买笔墨纸砚。镇有城门，城门口设双岗，由日军把守。按规定进出城门的中国人必须向站岗的日军鞠躬，我那天戴着帽子，鞠躬时忘记脱帽。日军当即冲上来打我耳光，我被打得耳朵嗡嗡作响，心里又怕又恨。我斜眼望着日本人，以记住这张脸。我之前不懂什么叫救国，但那一刻有了一个质朴的愿望，希望自己今后能为建设国家出力，国家强大了，中国人便不再受此屈辱。
    那时候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战，可我的家乡不仅被日本人蹂躏，还受到战争导致的地方混乱的煎熬。乡亲们都希望能有人来维持社会秩序。
    10月的一天，镇上出了一张布告，告示的内容大意是说：他们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有他们在，大家不必害怕，署名周苏平。周苏平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民运科长。这份布告的作用非常明显，随之不久，有身穿便衣的工作队出没，在村民间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平息了日军入侵所造成的混乱。
    我16岁那年，进城卖花生，回家路上被汉奸和日军抢了，一分钱都没剩下。那时候我发誓，要穷尽一生寻找救国之路。1941年初，我被新四军推荐到一所小学工作，除了教书，还在老百姓当中开展抗日宣传。我就是从那时候起开始当老师，一当就是一辈子。
    1942年1月，组织上派我去苏南四行署干训班学习，那次学习对我一生影响巨大。学员们互称“同志”。为期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中，每天两粥一饭，早晚餐以萝卜干下饭，午餐两个素菜加一盆汤。虽然吃得简单，可粥菜都弄得清清爽爽。所谓的教室，不过是一间空空的房子，同志们以自己的背包当板凳，膝盖是桌子。参加学习的同志都坐得笔直，如同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