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期间，新四军党的最高领导人项英，抛下正在浴血奋战的部队和叶挺军长，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以及少数随行人员，于1月8日深夜悄悄出走，试图钻出敌人的包围圈未果，于1月10日下午回到新四军军部，这是项英革命生涯中极其遗憾的一段历史。归队后项英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检讨说，“临时动摇”、“行动甚坏”、“影响甚坏”。长期以来对这一历史事实并无争议。但近几年来有一些书籍和文章，蓄意替项英离队行为辩解，其中尤以长期研究项英和新四军历史的王辅一所写的书和文章最为离谱。王辅一无视项英本人对离队错误的检讨，将项英中途离队的责任推给当时的军部作战参谋叶超，指责“叶超没有完成联络任务的过错是历史不能容忍的，应当受到谴责”。
我们是叶超的子女，通过研究有关史料，查阅父亲有关皖南事变的文稿，发现在王辅一笔下，似乎新四军最高领导人在战斗危急关头私自出走这件事，“应当受到谴责”的不是事件的主角项英，而是当时的一个普通作战参谋叶超。这是颠倒是非，误导读者。因此，我们不得不写此文与王辅一商榷。
项英“临时动摇”导致中途离队
新四军的情况比较特殊，叶挺尽管是军长，但因为是党外人士，所以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决策权。项英虽然名义上是新四军副军长，但因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所以新四军的最高指挥权和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项英手中。1941年1月7日上午，新四军在北移途中于星潭受阻，当面之敌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师，身处前线的叶挺军长主张部队打下星潭，冲出包围圈。但周子昆副参谋长说：“是不是回去跟项副军长把情况研究一下？”研究打星潭的会议于1月7号下午3时在百户坑指挥所召开，叶挺主张集中主力打出星潭去，但项英迟疑不决，会议断断续续一直开到夜里10时，居然拖了七小时之久。叶挺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项英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由于项英的优柔寡断，导致贻误战机。可见叶挺并不能独立行使军长职权，项英实际上成了“军长之上的军长”。对此，皖南事变亲历者张铚秀说：“实在不该否决叶军长的正确主张，这主张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时隔一天的深夜，项英却在战场情况最危急的时候，既不做任何决策，也不交待别人替代他的指挥，就失踪了。叶挺发现项英等人不见后，曾派人到处寻找，最后确认他们已经离队，才于1月9日电告毛泽东、刘少奇。当日中原局复电叶挺、饶漱石：“望你们竭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走苏南。”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叶挺：“希夷、小姚（即饶漱石——编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央又来电：“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等人不辞而别，导致新四军领导中枢瘫痪，在干部中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张铚秀在论及此事时说：“若他们自始至终坚定地与叶军长站在一起，患难与共，那对叶军长不知有多大支持，对部队的士气不知有多大鼓舞！那样，我大军从西面杀出重围亦未可知。”
项英在离队又归队后，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不管发生何种情况，无论有任何理由，都不能、也不应该离开正在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指战员，所以他在给中共中央电报中检讨说：“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子昆，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到时与军部汇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项英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承认错误，丝毫没有把错误推给别人的意思，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勇于承认错误、正视错误的应有觉悟。
项英离队与叶超“联络任务”无关
项英承认自己离队是由于思想临时动摇造成的，但是几十年后研究项英和新四军历史的王辅一还是想让这段历史有个“新”的说法。为此王辅一假设了一个“联络任务”，他说“叶超未完成联络任务，导致没有能使项英和军长叶挺一起研究怎样处置当时的情况”，从而将项英离队与参谋叶超联系起来。他在书中写道：“叶超奉命去找叶军长，找到后不敢说明项、袁、周找叶军长的真实意图，又在找到后不赶快回来报告叶军长在哪里……如果叶超联络任务完成得好，讲清他去联络的意向，叶军长来同项、袁、周会面，或项、袁、周知道叶军长的位置去同叶军长会面，研究一下怎样处理当时的情况，那段历史就可能重写。”（《近看项英》第355-356页）王辅一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周子昆要叶超去请叶军长，叶超走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见叶军长……汇报一下情况，然后向叶军长建议，军首长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办，但未讲其他首长请叶军长去。”（《江淮文史》今年第一期第134页）
项英离队是否与参谋叶超有关，需要搞清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项英是否想找叶军长商量如何处置当时面临的情况；二是项英有没有派叶超去找叶军长过来开会；三是项英有没有向叶超交代过找叶军长的意图；四是项英离队前是否知道叶军长的位置。
叶超生前在1981年5月安徽芜湖举行的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的首次年会上有个发言，发言稿经整理成《悲壮的史诗——回忆皖南事变的经过》一文（《皖南事变回忆录》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他从军部作战部门的角度比较全面地回顾了皖南事变的整个经过，其中提到1月8日晚（即项英等人离队前的时间）他在执行任务途中碰到军部主要领导人的情况。因为这段内容被王辅一采用支离破碎的手法引用，使得原意面目全非，所以有必要先完整地复述一遍这段内容，以此与王辅一对叶超的指责进行对比。
叶超的回忆原文如下：“8日晚八九点钟得到一个情报，上官云相命令国民党部队收紧包围圈，企图将我消灭于这个山区。军首长立刻研究，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抢先于敌，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由于时间仓促、紧急，马上就走，原来的前卫变成了后卫，后卫变成了前卫。周子昆副参谋长要我留在原地，组织后续战斗部队马上出发，并把他的一匹乘马留给我，要我完成任务后，骑马赶上去。我留下来组织后续部队，把三团的队伍赶快调上去。我带领这些战斗部队向前赶，路堵塞了，我就让沿途的机关部队靠一边让路，让战斗部队通过。
“当我赶到高坦的时候，天还在下雨，天时地利对我们都不利，大家都站在那里淋着。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同志也都站在那里淋雨。我下马以后，向他们汇报了战斗部队陆续上来的情况，说明现在通过的就是三团的部队。这个时候，茂林方向的枪声很密。他们没有什么指示，也没有说到底怎么办。我问了周围的同志，得知叶挺军长在离此约一百米左右的徐家祠堂里休息，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我向参谋长提了个意见，建议军首长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办。我的意思是军长在那边祠堂里，是不是到那边一起研究一下。参谋长叫我去请军长来。
“我到徐家祠堂见到军长后，先汇报调动部队的情况，然后说项、袁、周在路边，并向军长建议，是不是首长们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办，我不敢说参谋长要叶军长去。”
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首先，叶超不是项英等人的随行人员，是在执行任务途中偶然碰到项英的，若叶超再晚到高坦一会儿，可能与项英碰不上。如果项英真准备找叶军长研究怎样处置当时的情况，应早就派身边的人去找叶军长。其次，叶超在高坦碰到项英等人，向他们汇报了部队的调动情况，他们并没有任何指示，也没有说到底怎么办，项英也没有让叶超去找叶军长。再次，当叶超从周围同志那里得知叶军长在离此约一百米的徐家祠堂后，是他主动向周子昆建议，“军首长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办”。叶超的意思是几位首长到叶军长那边去商量一下，但是周反过来让叶超去请叶军长。研究处置当时情况到叶挺所在的祠堂比较合适，露天淋着雨研究显然不合常理，所以周的做法不像有请叶军长研究问题的意思。
叶超奉周子昆之命而不是奉项英之命到徐家祠堂，见到叶军长后，没敢说参谋长请军长去，理由很简单：一是周子昆为副参谋长，本应与叶军长和司令部机关呆在一起，而当时周子昆不仅没和军长呆在一起，反而要军长过去，有违上下级关系的常理。二是周子昆既没有说是项英请军长去，也没有交待是什么意图请军长去。故叶超也无法向叶军长讲清为什么周子昆请军长去。王辅一无端指责叶超毫无道理。
王辅一的文章说因叶超未及时赶回，使得项英等人不知道叶挺的位置，因而未能去与叶挺会面。这又是谎话。项英等人不知道叶军长位置吗？首先，叶超是从项英周围的同志那里得知叶军长的指挥所在一百米左右的徐家祠堂。项英周围的同志都知道军长在那儿，说项英等人不知道军长的位置，无法让人理解。
从项英离队前与李一氓的一段对话中也能看出项英是知道叶挺位置的。当时李一氓问项英：“叫过老叶没有？”项答，叫了他不来。这说明项英是知道叶挺位置的。接着李一氓描述了与项英分手后的情况：“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想告诉他项等人离队的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这说明不仅项英周围的人知道叶军长的位置，不与项英在一块儿的人也知道叶军长的位置。
项英决定离队是非常仓促的，这也可从李一氓致中共中央电报中证实：“等我知道项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不见老叶（挺），行数十步，袁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可以看出，袁国平、周子昆都没有要离开大部队的思想准备，项英连卫士排也没有通知，可见走时之急。对项英而言，离队出走是秘密行动，时间越快越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根据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项英有多种途径与叶军长研究怎样处置当时的情况，但他没有主动去找叶军长，也没有派身边的人去找叶军长，更没有派偶然碰到的叶超去找叶军长。这说明当时项英并没有找叶军长研究怎样处置情况的想法。由于王辅一编造的“联络任务”属于无中生有，当然也就更不存在叶超“联络任务没完成好是历史不能容忍的，应当受到谴责”的问题。第二，诸多事实说明项英是知道叶军长位置的，王辅一硬说项英不知道叶军长的位置，这是利用很多人不清楚当时的实际情况，混淆事实的手法。第三，王辅一有时说“周子昆让叶超去找叶军长”，而在多数情况下是说“叶超奉命去找叶军长”，从而给人造成叶超是奉项英命令专门去找叶军长的，这是王辅一惯用的偷梁换柱的方法。第四，王辅一说：“如果叶超联络任务完成得好，讲清他去联络的意向，叶军长来同项、袁、周会面，或项、袁、周知道叶军长的位置去同叶军长会面，研究一下怎样处理当时的情况，那段历史就可能重写。”这段文字完全是主观臆想，事实上项英根本就没打算找叶军长，何来历史“可能重写”！要说“如果”，我们更赞成张铚秀所说的“如果”：“如果项英自始至终坚定地与叶军长站在一起，患难与共，那对叶军长不知有多大支持，对部队的士气不知有多大鼓舞！那样，我大军从西面杀出重围亦未可知。”
王辅一为项英离队编造的理由很荒谬
王辅一在他的书中写道：“当时村外不远就有密集的枪声，他们会有什么想法？他们总不能在那里等着当俘虏吧，导致上山出走之错。”（《近看项英》第356页）请问，难道枪声密集，敌人临近，新四军的最高负责人就可以置大部队于不顾，率小队人员不辞而别？王辅一身为军人，应该知道军队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在战场危急时刻擅离职守带来的严重后果。王辅一绞尽脑汁为项英离队编造理由，其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但客观上会在我军历史上导致高级将领在紧要关头抛弃部队是“合情合理”的恶劣先例。
项英为什么要仓促地在1月8日深夜带小队人员出走呢？项英本人说得最透彻，思想发生动摇，才犯了离队出走这样的大错。之后他对自己的离队错误也追悔莫及。项英后来碰到谢忠良、张益平、陈仁洪、马长炎等同志时，多次表示皖南事变造成新四军这么大的损失，不能怪老叶，他要负主要责任。
王辅一为了让不了解情况的人觉得项英离队情有可原，精心设计了“当俘虏”的危险情节，但他不知为何忘了叶挺在高坦的指挥部（项英离队的地方）一直待到第二天晚上才转移，并不存在被抓当俘虏这一险情。王辅一是研究项英和新四军历史多年的专家，本应持严谨的研究态度，但他有时竟将素材随意拼凑嫁接，虚构杜撰，并主观推论，这就不可取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皖南事变这段往事已渐渐被人淡忘。王辅一对皖南事变中项英离队这一重大问题有违事实的说法，迫使我们重新探究这段历史，提出我们的看法，以求不被某些“专家”误导，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