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皖边区政府是华中解放区的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地方性最高联合政府。她于1945年11月1日在江苏淮阴成立，标志着抗战胜利结束苏皖边区进入了一个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苏皖边区政府团结率领人民“贯彻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之主张及和平、民主、团结之正确方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局部执政的成功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革命胜利道路上的一次伟大实践，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皖边区政府的神圣使命
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应运而生的苏皖边区政府，着力把苏皖解放区打造为民主建设模范区。
抗战期间，苏皖边区军民抵抗了数十万日伪军残酷的扫荡、清乡，进行了4万次以上的战斗，有二十多万人员伤亡和数百万人民财产遭受破坏。苏皖边区政府建立民主政权，保卫着用血肉换来的胜利成果。
苏皖边区政府成立之际，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内和平尚未实现之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在中国命运、中国前途的根本问题上与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苏皖边区政府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方针，使边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受惠良多。
苏皖边区政府把苏皖解放区建设成跻身于全国民主建设的先进行列，对全国民主运动产生巨大的模范和推动作用。两淮政治中心的确立，形成了对南京、上海的包围态势。国民党借口苏皖解放区“威胁京沪”，集中二十余万兵力对苏皖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在谈判桌上提出“必须让出苏皖解放区”，作为商谈五个先决条件之一。
苏皖边区政府理政的鲜明特色
为了忠实履行政府的神圣责任，苏皖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引领下，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在理政上采取了有力措施，形成了鲜明特色。
理政的目标明确，旗帜鲜明，深得民心。《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开宗明义指出：“本府为团结全边区人民，贯彻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之主张及和平、民主、团结之正确方针，加强本边区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保卫与进一步建设本边区，配合全国的民主运动，促成全国性的联合政府早日实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更是直接地说：“已经建立起一个有八年历史的解放区，我们还要进一步把它富裕起来，繁荣起来，彻底的民主起来，更好的文化起来。”《施政纲领》实际上是苏皖边区政府规划和平民主建设的蓝图，极大地鼓舞和激励苏皖人民为建设战后繁荣、民主、和平、团结的崭新社会而接续奋斗。
理政的路径正确，依靠群众，力量无穷。无论是开展和平民主建设，还是反内战，苏皖边区政府在中共华中分局的直接领导下，始终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适时发出指示和颁布条例，开展群众性的惩奸反霸斗争，巩固了苏皖解放区的胜利成果；适时召开规模空前的苏皖解放区群众工作会议，加强了全区统一的群众组织，把全区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适时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掀起战胜严重灾荒，重建美好家园的热潮。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军区联合发出《战地工作大纲》及各种条例，苏皖边区政府还成立后方动员局。党、政、军的领导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武装群众，组织大参军和民兵参战团，从人力、财力和物资上做好后勤保障，等等。苏皖边区政府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凭借这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取得了各项事业的辉煌业绩。
理政的内容全面，百业齐兴，建树多多。按照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建设的要求，苏皖解放区成为展示“新民主主义之主张”的“窗口”。
厉行民主政治是理政之要。临时参议会成为边区人民最高的民意机关，是边区人民审议、监督、弹劾与咨询的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名副其实参政议政，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直接参加地方大事的优越性；彻底摧毁封建堡垒，废除封建保甲制，进行平等自由的选举；贯彻“三三制”原则，实现党内外人士的真诚合作；健全司法制度和民主法规，确立民主秩序等。
加强经济建设是理政之本。加强水利建设，苏皖边区政府负责统筹和组织实施京杭江北运河、废黄河和淮河工程。迅速恢复交通运输，在较短时间内修复公路，形成以淮阴为中心，与周边的公路、铁路相衔接。苏皖边区政府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积极鼓励和扶助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大力开发盐业生产，使盐业收入仅次于工商贸易税，为政府财政收入的第二位。
加强文化建设是理政之需。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后，华中著名文化界人士阿英、罗尔纲、冯定、范长江、孙冶方、夏征农等齐聚淮阴，纷纷成立各种文学团体，学术活动空前活跃。新闻出版方面，《新华日报》（华中版）日出数万份，其他分区均有日报或大众报刊。边区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有近百所中等以上学校，如华中建设大学、华中雪枫大学、苏皖教育学院及华中医科学校、华中军医学校等。有一万多所小学，在校学生45万人，相当于抗战胜利前的3倍。
理政的作风过硬，清正廉洁，制度完备。《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中规定要“加强干部民主政治教育，树立民主廉洁作风”、“提倡节约，严惩贪污浪费分子”。从1946年元月起，苏皖边区政府组织全边区干部以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永远做人民最好的勤务员》为主要内容的大学习活动，教育干部时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将工农兵群众奉为主人，自愿做人民的勤务员。通过大学习，广大干部提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觉悟。与此同时，政府制订了《苏皖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并实行财政统筹统支，严格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和金库制度，在政策上堵住了贪污腐败的漏洞；制订了《苏皖边区行政人员奖惩暂行条例》和《行政干部任免条例》，对机关行政人员实行奖惩的指导思想、条件和办法，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成为干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苏皖边区政府的理政探索对新中国理政提供借鉴
苏皖边区政府最大的成功是理政的成功。政府在理政目标、路径、内容及作风等方面的有益探索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次有力检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局部执政的一次成功实践。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展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论，为更大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提供了借鉴。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理论为人民共和国国体和政体的确立指明了方向。回顾苏皖边区政府理政的历程，诚如李一氓主席所说：“把苏皖边区巩固起来，不管目前形势怎样，将来局势何种变化，我相信苏皖边区目前的70个县（旧治53县）必将以民主政治的制度来存在的，绝不容许恢复旧的反民主的反人民的统治。”苏皖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提出的总纲、要点及厉行民主政治建设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核心要义，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执政理念，而且这些理念在苏皖边区政府理政实践中得到落实。
第二，真正地坚持党内外人士合作共事，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苏皖边区政府切实贯彻“三三制”原则，使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联合政府，扩大了政府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在政府中，党外人士积极参政议政，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的新边区贡献力量。苏皖边区政府临参会5名正副议长有3名是党外人士。议长田丰，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在淮北地区有很大的影响。1946年6月，他以61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副议长吴月波、朱雨江分别是苏北、淮南的知名党外人士。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中，党外人士也占有很大的比例。第二副主席兼高等法院院长季方，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参加过北伐战争，还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三副主席韦悫是芝加哥大学博士、著名教育家，曾任孙中山秘书，抗战期间创立了江淮大学。卫生处长江上峰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公共卫生学博士，回国后先后在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任教授。民政厅厅长陈荫南、建设厅厅长计雨亭都是国民党早期党员，是地方上颇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共产党人与这些著名的党外人士肝胆相照、合作共事，开创了苏皖解放区民主建设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当年在苏皖边区统一战线中效力的党外人士，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有的参加新政协工作，继续参政议政；有的在新的岗位上担任重要领导工作。季方、韦悫、计雨亭等人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边区政府第二副主席季方还担任了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边区政府第三副主席韦悫，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华侨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文字改革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三，贯彻《五四指示》，总结典型经验，为基本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积累了经验。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决定将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文件下达后，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的领导人分别到各地蹲点指导。苏皖解放区的土改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尤其是淮安县鹅钱乡作为苏皖解放区土地改革第一个典型范例，其最先实行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地分配政策被称为“最坚决的土改路线”，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拥有3亿以上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还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为此，从1950年冬至1953年春，土地改革在全国新解放区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在这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苏皖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成功无疑为各地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第四，坚持打造清正廉洁的政府，为新历史条件下的干部教育提供了教材。
苏皖边区政府始终把开展“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教育，打造清正廉洁的政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并辅以规范和约束干部行为的各项制度的出台和落实。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境界、艰苦奋斗的作风、厉行节约的风尚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开创了政府政治清明、公正廉洁、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如在严重的灾荒面前，苏皖边区党政军机关人员带头节衣缩食，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食，计90天390余万斤，为解救灾民奉献了力量。苏皖边区政府与灾民同呼吸，共命运，领导灾民生产自救，做到在大灾荒中没有饿死一个人。
新中国建立后，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广大干部如何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此，经常用苏皖边区政府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和干部“永远当最好的人民勤务员”的精神风貌“照镜子”、“洗洗澡”，对当前加强干部教育十分重要。
第五，锻造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增添了力量。
苏皖边区政府在领导繁重的民主建设和反内战运动中，锻造了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优秀人才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和各项建设事业的“佼佼者”。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苏皖边区工作、学习和战斗过的国家级领导人有20余人，军衔少将以上者有近300人，其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界人物知名者近500人。当然，更多从苏皖边区走出的是以普通建设者的身份参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青年。从领导层走出来的代表人物、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外事、外交工作，为制订和贯彻新中国外交方针政策和开拓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党友好关系的外交新局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是文化战线上的著名学者，为收集、整理、出版古籍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为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干部中走出来的代表人物钱正英，年仅23岁时即担任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工务科科长、运河春修南段工程第二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水利电力部门的领导工作，曾参与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海河等江河流域的整治规划，1997年12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再如从普通一兵层面走出来的代表人物陈登科，当年是一名粗识文字的工农兵通讯员，从写百十字的新闻稿起步，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位知名作家。
综上所述，苏皖边区政府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她为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作出了艰苦探索，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