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叶挺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三次起义被称为是人民军队的创建开始，而叶挺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又曾任工农红军的第一任总司令。毛泽东同志曾当面评价叶挺将军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而新四军作为人民军队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战史也要从叶挺写起,叶挺利用他的特殊经历和社会声望，在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特殊作用。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受党的指示，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被扣押。新四军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番号被取消时，中国共产党除用各种渠道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外，还立即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意即叶挺军长释放以后仍任新四军军长，这既是对叶挺的肯定，也是对新四军这段历史的肯定。叶挺在狱中回答敌人的诱降时讲到：“我是新四军军长，如果新四军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应由我来承担。”皖南事变中，叶挺被扣，组织部长李子芳、秘书长黄诚、敌工部长林植夫被俘；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所杀，袁国平因伤自戕。在皖南军部的领导人员基本上被押赴上饶集中营（另有近700名排以上干部关押在上、下周田监狱，李村监狱，七峰岩监狱，石底监狱，茅家岭监狱），还有3000余人被关押在上饶市铅山县的永平、石塘两个地方。他们在叶挺军长和狱中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和敌人展开了不屈的斗争。
据叶育青、叶一舟等人回忆：当他们被押着走进叶挺将军的囚室时，看到墙上有几行笔力苍劲的字迹：“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还听叶挺讲述了痛斥叛徒赵凌波的事。叶挺说做叛徒最可耻，终究要被人民唾弃。
1941年6月至7月间，苏德战争爆发。李村的敌人叫嚣“共产党的老家都快要完蛋了，你们还能坚持出什么名堂?”甚至放出谣言，说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已经相继沦陷。面对这一情况，叶挺军长相当冷静，他用石块在屋外的沙地上画了一幅简单的苏德战争形势图，以此对身边人员讲解战局，分析形势。叶挺军长认为战争的胜负，并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弃守。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密信，传给狱中的同志们，增强志士们斗争的信心。
秘密党组织领导被俘新四军将士与敌特斗争
1941年2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密件《新四军被俘官兵管训实施办法》，规定了“管训方针”“管训原则”和“管训办法”等。顾祝同奉命组建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将被俘新四军将士共4031人编成2个步兵大队、1个军官大队、1个军士大队。
1941年3月，被俘的新四军将士被武装押解到上饶，将士们在分编的中队里，纷纷秘密成立了党组织。在狱中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新四军志士与敌特展开了一系列斗争。
课堂斗教官。周田村的诸葛宗祠被改作“大礼堂”，集中营专职特务教官和所谓社会名流、学者，几乎天天要在这里讲课。课堂纪律特别严格，四周布满荷枪实弹的宪兵，特务队长、指导员还在“学员”中间巡回监视。志士们要么装着听课的样子，要么静观教官们的丑态，实际上脑子里想着怎样和敌人作斗争。拒写“自传”。1941年初夏的一天上午,各中队特务队长发给每个“学员”几张白纸，要每人都写一份“内容必须真实，把一切交待清楚”的“自传”。秘密党组织察觉到这是敌人诱骗自首的阴谋，研究了抵制的对策。结果当晚交上去的“自传”里，有的只写姓名、年龄、籍贯，其他情况一概不写:有的写假姓名(狱中许多同志都用化名)，编造假籍贯、假经历，以迷惑敌人。特务队长发现这些“自传”毫无意义，当即扔到炉膛里烧了。
抵制考试。敌特为检查“感化教育”的效果，进行所谓政治测验。若按敌特平时讲课内容作答，无异于一篇悔过自新书。在特务宪兵的严密监视下，秘密党组织的同志低声谈话或用手势眼神交换意见。特务队长将卷子收上去一看，许多都是白卷，有的打个大叉，有的画个乌龟，有的针锋相对地批驳反动派的荒谬论点，理直气壮地写上“新四军抗战建国，光明正大”。女生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部交了白卷，敌特无奈，只好望卷兴叹。
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宣传。
一是夺取宣传阵地。集中营特务提出要办墙报，意欲毒化革命志士的思想。办还是不办？秘密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夺过这块阵地，巧妙地进行革命宣传。为了应付敌人的检查，墙报上刊载的内容隐晦但含义深刻，看似远离现实，实则激励革命志士坚定斗志。如陈安羽写的受伤的山鹰和凶残的恶狼作斗争的寓言，陈念棣写的论苏德战争苏联必胜希特勒必败的文章，邵宇作的蒋介石头像下面写上“更新”二字的刊头，赖少其画的铁丝网上空雄鹰展翅高飞的画。没过多久，敌特也看出了问题，下令停办了墙报。
二是向群众作宣传。被囚在监狱的同志，想方设法接近群众。如大家在参加剧团和球队时利用外出演戏和打篮球的机会，设法接触群众，揭露“皖南事变”和集中营的真相，取得人民群众的同情、支持和帮助，并寻找机会越狱，重返革命队伍。参加剧团的党员同志还拒演反动剧目，只演抗日进步的剧本，如邵荃麟创作的《麒麟寨》，阳翰笙创作的《前夜》，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农村曲》等。在铅山石塘演出时，在剧团其他同志的掩护下，已引起敌人特别注意的赖少其和邵宇两人换上演戏用的群众服装成功逃跑，敌人一怒之下解散了剧团。
三次暴动体现了被俘新四军将士的军政素质
1941年10月上旬，三中队秘密党支部举行中秋暴动，因叛徒出卖而流产，但它作为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的先声，为后两次暴动的成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领导中秋暴动的支部书记李胜是茅家岭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支部委员沈韬是后来组织赤石暴动的支部书记。此外，参加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的许多同志都是原三中队的同志。
1942年5月25日上午，在被称为“狱中之狱”的茅家岭监狱，志士们不露声色地做着越狱的各种准备工作。对非原则问题，如特务克扣囚粮，大家作暂时的迁就忍让，因刑余体弱，尽可能争取不再受刑；为增强体质，大家坚持锻炼，如原地跑步、做操，同时千方百计筹集款子购买食品补充营养。在敌人防守薄弱的时候，志士们机智勇敢，第一时间将敌人武器抢到手里，以羸弱身体战胜了身强力壮的守敌，最终取得了暴动的胜利。
第三次是赤石暴动。1942年6月17日下午，集中营队伍来到崇安县赤石镇崇阳溪河畔。这里河面较宽，而渡河工具很少，六中队秘密党支部的同志仔细察看河对面的地形，上岸一片水田，山势起伏，林木葱郁，尽头是雄伟挺拔的武夷群峰，发现这种地形正有利于举行暴动，黄昏时分又是举行暴动的有利时间。在天时、地利的情况下，秘密党组织组织了这次暴动，并一举成功。
在整个上饶集中营斗争史中，个别越狱的志士也体现了其优良的军事素质。新中国成立后晋升为少将的陈茂辉同志尤其值得一提，他在狱中因患“回归热”，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已被送至太平间等死，后经当地一位老妈妈救助，病情得以好转。他利用打扫卫生之机，在深夜看守士兵打瞌睡之机逃脱，重新回到新四军部队。后来，他指挥的部队在淮海战役中俘获了国民党“剿总”副总指挥杜聿明。
1942年5月至8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在进攻到玉山时，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的张广、姜献华等志士号召和发动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这是迄今为止上饶发现的唯一的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新四军善于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上饶集中营斗争是新四军将士被俘后反顽斗争的继续，是新四军军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