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莲娇，女，武夷山市人，1917年出生，1927年参加儿童团，1931年入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北游击区和新四军第三支队崇安留守处一位杰出的女将，福建出席党的七大的女代表。
徐莲娇的父亲徐福元，是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先后担任中共崇安县委第三任县委书记、崇安赤卫军军长、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闽北银行行长。
1929年10月，徐福元把12岁的徐莲娇送到离家百里的闽北农民武装起义策源地上梅，托付给区委书记丁侯余，要她在工农运动中接受锻炼。不久，徐莲娇就担任了这个区的儿童团长。1931年8月，她由丁侯余介绍入团。第二年，她被调到下梅区担任儿童团长，开始独立工作和生活。1933年10月，徐莲娇从下梅区调到星村区任团委组织部长兼儿童团长。星村区团委书记童慧贞是位女同志，像姐姐一样关心徐莲娇，使她在思想和工作上有了很大进步。1934年1月，童慧贞调到闽北分区团委工作，由徐莲娇接任星村区团委书记职务。年底，组织上调她到新开辟的黎源区任团委书记。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她总是克服人地生疏的困难，用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工作，团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徐莲娇政治上迅速成长，党组织为她办理了团转党手续。不久，经闽北分区区委决定，徐莲娇调建阳县团委担任组织部长兼县儿童团书记。这时，闽北苏区的局势日趋紧张，建阳县委机关转移到崇安南部曹墩一带。
1935年2月，闽北根据地从苏区转变为游击区，开始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北游击战争的第一年，徐莲娇被调到“中共西南战区委员会”担任团委组织部长兼青妇部长，为西南战区开展游击战争做了许多工作。同年下半年，闽北分区区委根据徐莲娇的突出表现，将她提升到闽北分区区委担任青妇部长兼分区儿童局副局长，肩负全区性的领导职务。打这之后，她逐渐成为闽北游击区一位优秀的女指挥员。
1936年10月，闽北游击根据地在黄道的领导和指挥下，扩大到东至松溪、政和，西至金溪、资溪，南接将乐、泰宁，北达广丰、浦城，包括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发展到六个纵队，3000多人。黄道书记为大力培养女干部，将徐莲娇派到二分区区委的闽中特委任妇女部长，以利她接受更多的锻炼和考验。这期间，扩大红军是各级党委的工作重心，一切工作为游击战争服务。徐莲娇根据特委的分工，与闽北红军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的爱人李冬娥一道开展扩红工作。他们经常冒险奔走在邵武、建阳、顺昌等县的各个乡村，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游击队，为闽北游击战争的胜利和扩编新四军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兵员。
1938年初春，徐莲娇到了江西铅山县的石塘镇。这时，闽北红军游击队已汇集到石塘整编。她在石塘见到了谭震林、黄道、曾镜冰等新四军、东南局和闽浙赣特委的领导。同年2月，闽北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北上抗日，并设立了新四军第三支队崇安留守处，主任曾镜冰（新四军军部参谋），副主任汪林兴（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官），留守处机关设在崇安县坑口的村头村。这个留守处的公开任务是：密切与新四军各地办事处的联系；密切与安徽岩寺新四军军部的联系，接待军部同地方的来往干部；与国民党政府交涉新四军北上以后留在地方的事宜；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继续收编失散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人员。
留守处有九位女干部，其中有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方志敏的爱人缪敏，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宣传部长、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的爱人陈清凤，其他几位是原在闽北革命根据地担任妇女领导职务的骨干。这年，徐莲娇已是21岁的大姑娘，她工作起来不怕苦不怕累，遇到危险的事总是走在前，为闽赣边的抗日宣传、开展合法斗争和与新四军的联络做了许多工作，多次受到留守处领导的赞扬。中共福建省委根据徐莲娇的突出表现，送她到中共中央东南局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她由东南局直接派到傅秋涛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团任工作组组长，协助团领导做政治工作。
1939年7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福建省委遵照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于7月22日至27日在崇安县坑口村头村绿村洋山上召开福建省首届党代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省委领导和选举出席党的七大代表。经过党代会选举，选出范式人、程序、聂显书、毛彪、方言、彭莲玉（因故未出席）等六人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范式人为福建代表团团长。这年11月30日，福建出席七大代表团从崇安县的坑口出发到江西上饶，经浙江开化到安徽岩寺，转到新四军军部，到达中共中央东南局机关驻地丁家山。福建代表团在东南局时，由东南局党委直接提名，增补徐莲娇为闽北出席七大的代表，徐莲娇随同福建代表团赴延安。
福建代表团于1940年1月19日从丁家山出发，路上经过张云逸、张爱萍、叶飞等领导的新四军和肖华、宋任穷等领导的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代表团由我们的部队分段护送，历尽险阻，于这年秋抵达济南，尔后，直插平汉铁路，再上太行山。这时，百团大战尚在进行。因战事影响，福建代表团又在途中呆了两个多月。之后，适逢杨尚昆等一批领导回延安，贺龙从晋南派出一个团，与刘伯承派遣的一个特务团联合护送，福建代表团与东南局兄弟代表团计40多人跟随护送部队上路。到达西北时，已是大雪封山，抵达延安时已是1940年12月16日，前后走了一年零一个月。
徐莲娇生前谈到这段难忘的历程，心情激动地说，福建省人大原主任程序当年为此行作了首《延安行》。诗云：“春辞江南地，岁暮抵延安。跋涉万余里，穿梭敌垒间。枪声送我行，长江渡天险。坚持三原则，苏皖反国顽。冀鲁游击战，沂蒙走泥丸。太行反扫荡，军民配合紧。夜过封锁线，昼伏汾河边。吕梁突兀现，蜿蜒黄河边。行行复行行，计程将及年。万众齐仰望，喜见宝塔山。”这首诗是对福建代表团赴延安途中经历的真实写照。
徐莲娇跟随福建代表团到达延安后，先后进了中央党校和延安马列学校深造，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她光荣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徐莲娇在担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期间，曾多次回到闽北和武夷山指导工作，对武夷山老区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她每次回来，都要到闽北苏区首府大安、上梅暴动旧址、坑口省委机关驻地看望和慰问“五老”，到闽北革命烈士纪念碑和闽北烈士纪念亭瞻仰、缅怀革命先烈和她父亲徐福元，寄托她对闽北英烈的哀思。
徐莲娇这位闽北和武夷山老苏区及游击区妇女界的杰出人物，于1989年8月3日在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