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朝天将军
长征路上，红军跋山涉水，渡了无数的河也架了无数的桥。就架桥来说，最著名的有三次，即于都桥、湘江桥、乌江桥。三座桥的架桥者中都有同一个人，他就是黄朝天。
黄朝天1915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东村乡，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抢架于都桥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重兵围剿及经济封锁，中央红军英勇苦战一年，不但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反而日益缩小，最终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傍晚，红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人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孟口、鲤鱼、中埠和靖石渔翁埠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于都河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首先要过的第一条大河。当时河宽600多米，水深流湍。
10月13日，红军学校改为干部团，陈赓、宋任穷分任团长、政委，所属特科学校改为特科营，工兵营缩编为工兵连，黄朝天由架桥连连长改任工兵连副连长。16日深夜，陈赓在瑞金命令黄朝天率部在于都河上架两座能走四路纵队、骡马辎重的浮桥：一座在于都县城，一座在白鹤。次日天一亮，黄就要率部强行军150里赶往于都县城立即架桥，保证主力红军于第三日拂晓前通过；而后急行军130华里到白鹤，黄昏前架好桥，让“红星纵队”和教导队顺利过河。
黄朝天赶到于都河后，未作任何休整，便投入了架桥。他一面带领战士们寻找器材、选定桥址、测量流速，一面和当地干部一起动员群众汇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来架设浮桥，有的用于摆渡。许多群众送茶送饭，甚至送来木板门。架桥过程中，黄朝天身先士卒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和战士们一起战斗……架桥工作进展神速。终于，于都河第一座浮桥被提前架起。另一座桥也如期完工。
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直属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以及数万红军指战员，正是在黄朝天架起的桥上，浩浩荡荡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血染湘江桥
鉴于红军接连突破了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随即利用湘江天险，部署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封锁线，并于11月2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堂部进至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中央红军顿时被湘、桂军阀40万大军夹击，长征中最残酷的大战——湘江之战爆发。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前往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
形势严峻，军情紧迫。陈赓紧急命令工兵连必须于次日拂晓前在广西境内的界首渡口架设浮桥一座，确保主力红军过江。而此时的黄朝天部离目的地少说也有250里。时间就是胜利，这是一次近乎拼命的急行军。许多战士摔得鼻青脸肿，双脚磨出血泡，两腿肿得发紫，但都没吭一声，一瘸一拐地飞速前进。
终于到了界首渡口。这里的湘江，两岸相距250米，江水深不见底，急流泛起一个个漩涡。黄朝天立刻就近发动群众，找来了架桥的必需器材。他决定采取两岸对进作业的方式，在连里挑选了12个有经验的水手，12条最大的船，过江抢占阵地架桥。
1961年罗荣恒（中）、贺龙（右）、黄朝天（左）在普陀山合影
经过几小时紧张的奋战，浮桥架成。前卫部队和中央纵队迅速通行。不料天刚亮，两架敌机前来轰炸，江面上不时腾起冲天水柱，震得浮桥左摆右晃，部队通行受阻。黄朝天见状，带头跳入江中，和战士们一起在冰冷刺骨的水中手抓、肩扛、头顶、身挡，硬是稳住了晃动的浮桥，确保了红军大队人马安然通过。
忽然一颗炸弹在黄朝天身边爆炸，黄朝天身负重伤，但他忍住剧痛，继续坚持着，鲜血染红了江水……
正是这简易的浮桥和黄朝天们的浴血坚持，才使得三万多红军得以杀出重围，渡过湘江，进入老山界。
巧架乌江桥
1934年12月31日，工兵连随中革军委抵达乌江南岸的猴场后，黄朝天被叫到团部。周恩来副主席指着展开的军用地图亲自下达了命令：“眼下，敌薛岳、周浑元纵队一直尾随追击，贵州军阀王家烈又在乌江对岸布下重兵。红军再一次陷入敌军前堵后追、左右夹击的险境。唯有突破乌江天险，才能取得主动。我把护送突击队过江和架桥的任务，交给你们工兵连。一句话，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黄朝天立即率部向中革军委选定的江界渡点疾进，经一夜艰难跋涉，来到江边山顶。只见乌江躺在万丈深壑之间，发出阵阵咆啸，水气弥漫的江面上，急流翻滚，旋涡频起，波涛卷托着浪峰，一浪高过一浪。仅凭目测，就可断定这一段乌江宽200多米，流速每秒两米以上。对岸王家烈的守江部队早已占据险要地势，布下密密麻麻的火网。在此架桥，谈何容易！
在窥察到红军的架桥意图后，对岸的敌人以猛烈的炮火封锁江面，炮弹、子弹像雨点一般，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江水。
红军一面组织火力压制敌人，另一面由工兵连17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同时登上三只双层竹筏，迎着敌人的火力抢滩登岸，最终把王家烈的“双枪兵”打得落荒而逃。
乌江天险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为工兵连架桥提供了条件。当地人说：“过乌江必须大晴天，还要有大木船和熟悉乌江水性的船夫。”可现在就连架桥器材也仅有黄竹、门板、绳索和少量钢绳，工兵连又如何架桥呢？
固定桥脚是最大的难关，几番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战士们急得直跺脚，黄朝天更是心焦不安。忽然间，黄朝天想起在家乡编过上山砍柴用的大竹篓。他决定试试看，让大家动手编大竹篓，在大竹篓内交叉斜插上三根两头削尖的长木棍，替代“锚爪”。再将竹篓内填满石块，用粗绳捆住几只竹篓做成一个重达两三千斤的大石锚。
大石锚滚入江中后，果然纹丝不动。黄朝天再用三层叠起的竹筏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三四个桥桁，桥桁上铺门板，门板上系横木，做成一节节门桥向江中伸去。可眼看浮桥就要到达对岸时，用来系吊石锚的粗绳又不够了。黄朝天灵机一动，立刻派人从附近小镇中买来几匹粗布，绞成粗绳。
浮桥成功架起，凶猛顽强的乌江被驯服了。“黄朝天就是‘大路朝天’，在他脚下，连飞鸟难越的天堑也变成了通天坦途。”战士们高兴地说。
黄昏，四路纵队的主力红军和“红星纵队”从这里通过，他们要在援敌到达之前攻取贵州省第二大城市——遵义。
抗日战争时期，黄朝天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科长，警备第四团参谋长，警备第七团团长，河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八旅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八师副师长、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舟嵊要塞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