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
恢复和重建河南中共组织
1937年5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出席30余人。接着，6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白区工作，张闻天、林伯渠、刘少奇、彭真、毛泽东、博古、朱德等16人出席。朱理治出席了这两次会议。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朱理治被指定为河南省委书记。离延赴豫之前，毛泽东亲自同他谈话，指出河南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要他抓紧时机，在各方面做好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
回豫之后，朱理治首先着手恢复和重建中共地方组织。
十年内战时期，中共河南党组织多次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损失殆尽，党员数量锐减，许多县、区没有党组织，有党组织的地方也不健全。朱理治一到河南，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联络分散在各地的党员干部，先在开封组建中共河南省委，而后又陆续建立了豫东、豫西、豫南以及豫西南等地的党组织，使各级党的组织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
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河南党组织的状况，中共河南省委作出了《关于发展组织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党员，积极整顿、恢复党组织的任务。1937年11月25日，省委又作出《关于发展与恢复党组织问题的报告》，朱理治不遗余力地狠抓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成绩显著。从1937年秋到1938年秋，仅一年时间，就恢复和重建了9个地、市委，使河南省黄河以南的64个县中的59个县建立了中共组织，全省党员由原来的100多人发展到8000多人。各地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重建，使河南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坐镇竹沟主持中原局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徐州失守后，中共河南省委从开封撤离到确山竹沟，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设在竹沟，负责领导指挥华中地区的抗日战争。此时，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朱理治任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省委军委会主任。1939年3月18日，刘少奇离开确山竹沟回延安，即由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
在竹沟，朱理治与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陈少敏、任质斌、张震等同志运筹帷幄、并肩战斗，指挥河南和中原地区的抗日战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朱理治在竹沟期间，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动员各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同国民党各级政权、军队和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利用各种关系、各种形式、各种名义，开展对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西北军、川军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宣传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争取他们坚持抗战，不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搞磨擦，或者在顽固派进攻新四军时保持中立。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河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
朱理治十分注重培养、输送党政军领导干部，发展敌后抗日武装。中原局、河南省委先后在竹沟举办了竹沟军政教导大队、党训班、青训班、地方武装班等各种培训班，培养各级抗日军政干部4000多人，成为中原抗日的骨干力量，并先后从竹沟向敌后派出16批基干武装4800多人，使竹沟成为新四军第二、四、五师的发祥地。早在1938年9月，朱理治领导的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沟组建了370多人的游击支队，由彭雪枫率领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做为中原局组织部长兼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遵照中原局的指示，正忙着筹划召开中共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将研究撤销中共河南省委、组建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事宜。原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率部队东进抗日以后，军事部长一直没找到合适人选。朱理治通过一路与李先念的相处和了解，认为他明达机敏，顾全大局，智勇兼备，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就与中原局委员郭述申商量，将李先念与谭希林调换，让谭去鄂豫皖，把李留在豫鄂边，并立即报告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此方案得到了中原局的批准和中央的认可，李先念就留在豫鄂边区党委工作了。正是由于朱理治的建议，才为后来的豫鄂边区委留下了一位难得的帅才。从此，朱理治和李先念同志在枪林弹雨的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39年元旦前后，朱理治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决定抽调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一个连的武装和60多名干部，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任命李先念为司令员，由竹沟南下挺进鄂中敌后。同年3月至9月，朱理治协助刘少奇规划指导豫鄂边区党的工作，派陈少敏率部到豫鄂边区，与李先念部会合，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豫鄂边敌后抗日根据地。
朱理治坐镇竹沟期间，竹沟成了党的干部的培训基地，延安南下干部的转运基地，新四军成长壮大的重要基地，新四军游击武装东进苏皖北，南下鄂中、豫东向武汉外围挺进的出发基地。朱理治等同志在竹沟领导中原抗战，打开了豫、鄂、皖、苏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使竹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中原抗战的战略支撑点。因而，竹沟被誉为中原抗战的摇篮和“小延安”。
运筹开展鄂中敌后游击战争
刘少奇回延安后，朱理治代理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他主要领导河南、鄂中、鄂西北三个地区工作。这期间，他十分关注李先念南下游击大队的活动情况，及时予以指导，并将情况向刘少奇和党中央汇报。当时，李先念正在鄂东一代活动。朱理治纵观抗战大局，审时度势，锐敏地发现鄂中极具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条件，他于3月23日致电刘少奇并中原局、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目前应城、安陆一带，友军完全退出。应城县长同情我们，并望我们新四军前去，称新四军去开展游击战争愿给给养，李宗仁亦表示不反对新四军在鄂中活动，且新四军在豫鄂边活动亦已成事实。故我们决定将信阳挺进队五个连和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之六个连合编为新四军挺进游击支队，立即开赴应城、安陆一带活动。这一地区的地方武装亦多，是目前最有利的发展方向。李先念部已去铁路东行动，如那边不能大开展，亦拟调去行动。这一卓有远见的报告，得到党中央、刘少奇的认同，并批准实施。朱理治立即派陈少敏率200余人从四望山南下鄂中，李先念于3月底率部返回路西。6月6日两支部队在鄂中安陆赵家棚会合，陈少敏所率部队编入新四军挺进团。
此前，武汉沦陷前后，陶铸等曾在应城创办了“汤池训练班”，为开展豫鄂边地区游击战争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同时与杨学诚、蔡松荣一道组建了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
在几支抗日部队会合前后，鄂中地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国民党顽固派下令要扣押陶铸，撤销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应城县长孙耀华，企图消灭“应抗”。在此情况下，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部队，要“合法”存在已无可能，必须要有新的举措。
6月中旬，中共鄂中区委在京山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关于鄂中抗日武装整编与扩大等问题的指示，就“应抗”是否打出新四军旗帜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分析。李先念、陈少敏、杨学诚等完全赞同打出新四军的旗帜。
会议期间，6月19日，朱理治以刘少奇和他的名义发来电报，指出：（一）在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下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久磨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二）鄂中顽固派正竭力打击“应抗”，“应抗”应立即编为新四军。（三）目前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顽固派如不进攻我们，切勿找他去打，以免和他做不必要的过度对立，并予他们以造谣之机会。（四）目前先念部在鄂中尚不合法。你们除加紧扩大巩固部队并严加警戒外，要向五战区石专员及其他友军等处加紧统一战线工作，求得新四军之合法。（五）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战斗力量。会议根据以上指示和中原局的决策，决定将鄂中、豫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同时，还决定组成新的中共鄂中区委员会，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任委员、军事部长。7月初，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辖四个团）组建完成，司令部、政治部机关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是共产党在豫鄂边地区敌后领导的第一个游击兵团，它的建军对开创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领导人合影，左起：陈少敏、郑绍文、朱理治、李先念、刘少卿
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1939年秋，国际风云骤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反共，正准备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将反共磨擦推向白热化。在豫鄂边地区的鄂东，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夏家山事件”，围攻抗日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五大队一面坚决抵抗，一面组织突围，大队部机关、一中队遭受重大损失，百余人被害，50余人被俘。
正在病中的朱理治，敏锐地认识到豫鄂边地区乃至中原局面临着危险的局势，他果敢地向刘少奇和党中央提出了应对措施。9月18日，他向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发电，提议统一指挥豫鄂边区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以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立即得到刘少奇的首肯，表示同意他的主张。
根据形势发展，刘少奇与朱理治决定，中原局撤离竹沟，一分为二，由刘少奇往黄泛区以东，领导鄂豫皖和豫皖苏地区党组织；朱理治往鄂豫边敌后，领导鄂中、鄂西北和河南地区的党组织。竹沟的人员分为三路，一路由刘少奇率300多人到豫皖苏；一路由朱理治、任质斌率600多人南下，与李先念部会合；一路由刘子久安排隐蔽疏散。
朱理治、任质斌率豫鄂边区党委机关、部队600余人，南下四望山，于11月初与李先念部会合。11月中旬，朱理治在四望山龚家湾主持召开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史称“四望山会议”）。会上，朱理治、陈少敏传达了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宣布筹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对豫南、鄂中、鄂东的党和军队实行统一领导，并将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立了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纵队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朱理治任纵队政治委员兼纵队委员会书记，李先念任纵队司令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陈少敏任豫鄂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郑位三（拟任书记，未到职）、李先念、陶铸、任质斌、杨学诚、刘子厚、夏忠武、吴祖贻、程坦等为委员。至此，豫鄂边区的党组织和部队实现了全面统一。这次会议，为迎击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做了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
四望山会议后，朱理治等又南下到鄂中京山县八字门，主持召开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第一次会议，对人事工作进行了安排：郑位三任书记（未到职，由陈少敏代理），李先念任军事部长，杨学诚任组织部长，夏忠武任宣传部长，陶铸任统战部长，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的党组织和党的武装力量。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亦在八字门正式宣告建军。司令部设参谋处，军需处；政治部设组织科，宣传科，锄奸科。纵队下辖五个团队和三个总队，以及随营军事学校。此时的豫鄂挺进纵队已成为与新四军第一、二、三、四支队并驾齐驱的一支抗日武装部队。
为了统一领导全边区党政军民的工作，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以边区党委和纵队主要领导干部为成员的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朱理治为书记，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刘少卿等为委员。这样，朱理治成为当时在豫鄂边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这时部队的合并整编都很顺利，为而后新四军第五师部队的整编合并奠下了良好基础。在组合过程中，朱理治同志起了积极作用。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诞生，对于进一步扩大与巩固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九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可以存在和发展，但其先决条件是地方党应有组织武装的坚强决心与工作布置，有不怕与顽固派磨擦的勇气与意志。”
1940年3月，朱理治奉调回延安，由任质斌代理书记和挺进纵队政治委员。半个世纪后，任质斌同志回忆当年，讲述了朱理治对创建挺进纵队与豫鄂边区根据地重大贡献：一是他在南下途中，经过深思熟虑，就起草了关于创建豫鄂边根据地的文件，包括部队工作、党的工作、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等内容，比较全面地勾画出关于创建豫鄂边根据地的轮廓。二是召开八字门会议，讨论根据地与部队加强建设的问题，提出放开手脚，尽可能扩大队伍和建立更大的根据地。三是亲自参与制定和确立了挺进纵队东进大小悟山的发展方向。四是协助豫鄂边区党委安排了地方工作。
朱理治自1937年5月到河南恢复和重建中共党组织、筹建河南省委开始，至1940年3月离开豫鄂边区奉调回延安，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以其卓越的智慧、才能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错综复杂、形势多变，敌、伪、顽夹击的豫鄂边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创建豫鄂边区根据地，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做出了重大贡献，圆满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交给他的艰巨任务。他是豫鄂边区的奠基人！
（作者系新四军五师老战士，原广东省航运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