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藏高原到南海舰队，从云南、广东、广西三个省的边海防到迪庆高原、青藏高原的采访，我见证了官兵们戍边守防的情怀，也体悟了官兵奉献牺牲的境界，他们是我灵魂深处的坐标，也像圣洁的梅里雪山一样，成为矗立在我军事记者生涯中的一座座丰碑。
倒下去的是身躯，站起来的是精神
从大年初一在云南省西盟县烈士陵园祭拜先烈到在迪庆高原去香格里拉烈士陵园祭扫龚曲此里墓，再到云南、广东、广西三个省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南澳岛、西盟、麻栗坡、匠止等几个烈士陵园里的默哀，除了无声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滑落，还有内心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与冲击。血染战旗，血战沙场，血洒自己深爱的土地，这是男儿的豪情，也是军人的壮志，化作山脉，融入泥土，护卫祖国的山川大地，才使今日锦绣山河充满了生机和朝气。
烈士陵园
每当我俯下身子在烈士墓前献上一束采来的野花，每当我驻足那停留在17岁、18岁、19岁、20岁、21岁、22岁的生命前，每当我读到墓碑上留下的他们生命最后瞬间的事迹，每当我看到那些无名烈士纪念碑的时候，他们留下的无论是有名字的墓碑，还是无名烈士纪念碑，我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声音，那就是你们都是人民心中永远的英雄，我们永远感觉得到你们心跳的声音。
西盟县烈士陵园，大年初一我们含泪祭拜，尽管墓碑上的字迹已经斑驳，尽管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他们把生命永远留在了红土高原，但我们却在那肃穆的群山之中，感受到他们不倒的精神。在香格里拉烈士陵园，有一座没有碑的墓，官兵说他曾驻守在迪庆高原，孤独和寂寞让他在驻守高原的岁月里选择了自杀，死后他被埋在了这里，战友们经过他的墓地，掏出香烟，为他点燃香烟的那一刻，我们在与他对话，也在与自己的灵魂对话。
在匠止烈士陵园那1000多座烈士墓的每一阶台阶上，我们都是汗如雨下、泪如雨下，走在那312座墓碑和牺牲223名烈士就有312阶和223阶台阶的烈士陵园里，数字已不再是数字，那是走在生命铺就的通往胜利的血染的道路上。老山主峰依旧巍峨，麻栗坡烈士陵园里那957座墓碑，在雨中让我感到生命虽已逝去，但精神却并没有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消失，因为每座墓碑上那朵耀眼的红玫瑰，都在诉说着他们对亲人的爱与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看到我脚伤疼痛难忍、上下台阶艰难，陪我的战友就从搀扶到背着我前行，这让我一次次感动得热泪盈眶。汗水湿透军装的那些日子，眼中始终有不干的泪水，心中有不断升腾的敬意。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每一次几十天的跋涉，都让我见证了军人的奉献与牺牲，有长眠在烈士陵园的烈士们付出生命代价在战争年代做出的牺牲，也有和平年代的执著与坚守，戍边守防的军人们只能在月夜仰望繁星，捎去对亲人的思念，他们把青春的汗水和热血洒在了驻地，而对亲人却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声：“对不起。”
采访中，朴实的官兵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习惯了。”他们习惯了孤独、寂寞，习惯了清贫，习惯的那一切都是常人甚至有时无法理解的，比如大灾大难面前，他们冲在了前面，而与家人可能虽近在咫尺却擦肩而过，他们的孩子因驻地的偏远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听到电话里妻子生病的声音时，却不能亲手端上一杯热水，但他们却说，“有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万家团圆！”舍小家，顾大家，这是军人的本色。
站在每一座界碑前，我都激动不已；站在每一座烈士墓前，我都沉默不语；站在每一位军人面前，我都肃然起敬。先烈倒下去的是不朽的躯体，留下的却是永恒的精神。我们传承这种精神，我们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有苦不言苦，有累不说累，心中有日月，脚下有天地。我们在踏住脚下坚实的大地这一刻，感受到大地母亲的力量，也感受到先烈对我们的支撑。我们的灵魂不再孤寂，我们的内心不再彷徨，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延续着他们的生命，我们追求的是他们的理想，我们完成的是他们未竟的事业，所以，我们的脉搏永远在一起跳动。
消失的地平线上，飘动着五彩经幡
《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一个“世外桃源”，在这人间仙境，我走近了一群驻守在高原的官兵。飞抵香格里拉机场，在胸前哈达随风飞舞的那一刻，在沿途看到风中飘起的五色经幡，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去年在川藏高原采访经历的生死考验。高原反应同样在迪庆高原也折磨着我，头晕目眩，心慌气短，最难忍的是夜里吸着氧气，却依旧胸闷、肺疼。采访的9个日日夜夜没洗过澡，高原最怕的是感冒，而我受伤的双脚包的藏药也不能洗澡。
然而，走进迪庆军分区，我看到的却是官兵们在考核3公里，他们跑的最好的成绩是藏族连长鲁茸培楚的10分32秒。望着这位力量型、皮肤古铜色、身材匀称的藏族青年，我忍不住问，高原不是可以降低标准吗？他告诉我，这是高原官兵自己的训练标准，就是与内地一样，体现的是“缺氧不缺精神”，敢于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甚至他还经常会带着连里的战士们冲山头。
缓步走都令我举步维艰，在厨房拍一位战士做西红柿炒鸡蛋的视频，弄得我头晕眼花，因为缺氧，高原上炒菜的时间要比内地长，而我屏住呼吸去拍摄，差一点儿晕倒，所以，当我听到他带着战士们冲山头，真的是肃然起敬。即便是他这样生于斯、长于斯，高原的严苛环境依然是不可抗拒的杀手，就像迪庆军分区原副司令员龚曲此里生前得的每一种高原疾病都是致命的一样，鲁茸培楚的心脏也在经受着考验。那些来自内地的官兵在高原驻守几十年后，都不同程度患上了高原疾病。他们走下高原，很多人因为不能再适应内地的气候和环境而很快病逝。
在尼西乡森林扑火的救援现场，我见到了香格里拉人武部王献民部长，他带领民兵正在救火。看到火场上气喘吁吁、满身是土、满脚是灰、正在指挥的他，我意识到这里不管是背水上山的民兵，还是奋战在海拔4000多米挖隔离带的官兵们，除了与山火奋战，还要与高原抗争。当火势得到控制，险情排除之后，王部长说，今天是他儿子的生日，可是连续奋战在一线，他把这日子给忘了，妻子打电话过来，他没敢多说话就给挂了，他怕妻子听到这里的嘈杂声而担心，也因为没能给儿子一句祝福而遗憾，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他对妻儿的深爱与愧疚。
尼西乡救火现场采访人武部部长王献民
2010年，唱凯决堤堵口的第一天，我飞抵江西抚州，满眼是滔天的洪水淹没的村庄和田地。在那里，我见证了抗洪官兵们几十个小时不睡觉、不休息，战斗在一线挽救群众生命财产的感人场面。一位老奶奶送锦旗给子弟兵跪地的瞬间，令在场官兵无不动容，而在迪庆高原这次森林扑火，龚曲此里的妻子在送我和龚建平奔赴火场前，她帮我换上迷彩服，中午11点多，我们还没吃午饭，她就给我和龚建平的军装口袋里塞巧克力。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担心，尽管我们嘴上说没事的、一定会平安回来，但她的眼里却还是闪动着泪光。
当我们从火灾一线下来，在香格里拉建塘镇的街上看见龚建平的妈妈时，龚建平拉开车窗大声叫“妈妈”，像是心灵感应，他的妈妈循声回头看见了我们，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她让我们先回家等，她给我们买吃的东西。龚建平说，这是自他的阿爸去世后，阿妈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车里流淌着藏歌悠扬、欢快的旋律，我看见龚建平的眼睛湿润了，我也被这相依为命的母子感动了。龚建平母子在灾难面前选择的永远是龚曲副司令员的做法，那就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龚建平说，自己1米84，穿便装时，阿妈说他有些驼背，还担心要不要为他矫正，可是，当穿上这身军装时，阿妈奇怪，他竟然一下子变得挺拔了。龚曲此里是穿着自己深爱的军装离开这个世界的，现在龚建平身上的军装，承载的是他们父子两代军人对军队的感情，所以，这身军装让他觉得是为阿爸穿，为他们共同的理想而穿，因而脊梁骨必须要挺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阿爸。抬头看见香格里拉转经筒，周围飘动着五色经幡，我想这经幡也见证着军人的大爱深情。
阵地鏖战帐篷为家，大漠砺兵神剑铸魂
从云南到青海，我见到了一群唱着《老男孩》的80后、90后官兵。他们在阵地上顶风冒雨搭建帐篷，就着风沙吃盒饭，披星戴月地训练，蚊虫叮咬谈笑作乐，就是亲人离世的痛苦，也都深埋心底。看上去，稚嫩的脸就是一群孩子，但他们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承受，也懂得了担当，因为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军营男子汉。
1994年出生的黄遵高，在驻训前几天，得到母亲病逝的消息，他的母亲把自己的器官捐献给了当地红十字会，遗愿是要儿子在部队安心服役。接到父亲的电话，黄遵高没有回家，而是选择随部队上高原驻训，因为他说母亲已经走了，他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当我看到他扭头擦拭滑落的泪水那一刻，我的心很疼。晒得黑乎乎的脸和手不再娇嫩，但我觉得不只是他的身体不再娇嫩，成长更多的是他的心灵，他在军营中加钢淬火，历练的是他的精神。
同样在驻训场上谈笑风生的黄浩，去年在贵阳驻训时，奶奶病逝，今年在青海驻训，爷爷病逝，今年，他8年的军旅生涯也即将划上句号。无论是在骄阳似火的训练场，还是在暴雨如注的帐篷里，抑或是坐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吃盒饭，他的脸上从没有凄苦的愁容和悲恸的神情。但是，1988年出生的他却说，受到委屈时，想抱着仅比他大3岁的指导员金涛哭，就像班长郭鹏说，朋友和兄弟是不一样的，朋友分享的是快乐，一起走过艰辛和苦涩的战友是兄弟，分享快乐，也分担痛苦，这个90年出生的年轻的“老班长”，让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兄弟情。
在我高原反应的那天晚上，金涛和战友们陪伴我度过了一个艰难的夜晚，也就是在那天，从云南转战带到青海的小松鼠，在漆黑的帐篷里，由于没有金涛的照料而被战友坐死在了床上。我真的不知道金涛听到这个消息是怎样的神情，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松鼠时，是他从怀里掏出来的，他说第一天晚上他把松鼠放在胸前，因为害怕翻身压到它，他几乎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晚上，他把松鼠放在肩上，确保即使翻身也压不到它，才睡了会儿觉。他还教会了松鼠吃瓜子，但却还没来得及教它吃松子，它就一声没吭地走了。
为此，我一直深深地内疚、自责，松鼠成了我们之间都不去谈的话题。因为他心里难受，我心里也很难过。他越是没有责怪我和他的战友，我们心里却都越难受。人与人之间相处需要了解，第一次在云南见到我，金涛说看见我被人扶下车，他对我的印象并不好，那时，他不知道我的脚受伤了，直到他看见我肿胀变形的踝关节和在长达几天的火车机动时，由于洗不上澡，闷热的车厢里我的胳膊都脏得可见汗泥的程度，他确认我们是“同道中人”。
在风雨交加的凌晨赶回营区的路上，坐在平头柴卡车里的我实在支撑不住，就在震耳欲聋的音乐里睡着了，金涛把身上唯一还干的T恤脱下来盖在了浑身湿透的我的身上。当我睁开眼睛，看见他还抱着我肿胀的双脚，我的心里一热。在火车上，战士们横七竖八挤在车厢里睡觉的情景和蹲在地上吃盒饭的一幕幕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觉得“谢谢”这两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们之间没有客套，只有共患难的生死战友情。
在我和金涛座位之间夹着红绸子做的大红花，在列车缓缓开过来时，透过车窗，我们一眼就看到了暴雨冲刷的车窗内鲜艳夺目的红花，这象征胜利凯旋的红花令我们振奋不已。金涛的座右铭是：“军官的最高荣誉不是凯旋时的载誉而归，而是把他的士兵都活着从战场上带回来”，“我不求功名利禄，只希望把他们都能从驻训场上平安带回来，从青海回来就开始准备送老兵退伍了。”1985年出生的指导员金涛，把他的士兵平安带回来了，包括我这个编外的“兵”。他让我理解了责任，也让我自惭形秽，因为他对热点问题的思考，比我在课堂上、办公室里的思考还要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