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长篇纪实文学《英雄史诗——袁国平传》时，偶然发现袁国平的一篇早期佚文《革命文艺谈》，此文原载1926年6月10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新时代》第35期，在已经出版的《袁国平文集》《袁国平集》中均未收录。
    全文如下：
    生活就是激烈的斗争，人间就是炮火连天的战场，从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世界上无时无刻不在演着流血的惨剧。一切艺术的情热，生命的活跃，不是在这斗争流血里直接产生的，就是因斗争流血而更增高其情热和活跃的程度。
    从客观上来说，如果文艺是表现人生的，作者就是这人生战场上的观战者。外界所给予作者的刺激和印象，当作者为创作冲动而创作的时候，一定会把他们艺术化地反射出来。所以这种作品中自然有浓厚的人生战场的背景，——一切强者的呐喊，弱者的呻吟，胜者的放肆，败者的屈服，也自然而然的流露笔底，活现纸上了。
    从主观上说，如果文艺是发挥自我的，作者就是这人生战场上的实际参战者。文艺的作者，在生之行程上比任何战士都勇敢，悲壮的烈火，随时燃烧着他的生命的火花，使他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立在自己阶级的利益上而奋斗，而创作。所以这种作品中，一定有大勇无畏的精神，爆发反抗的革命性。
    无论怎样，只要是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一定含有充分的革命精神的，卢梭的忏悔，屈子的离骚，不就是对付当时社会环境的手枪炸弹么？所以我们提倡革命文艺，并不是在文艺园地里重新播种，却是使文艺园地里的枯苗复活。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文艺之园，是被重封密锁着的，只有资本家的姨太阔少，才能够自由自在地徜徉其中，里面的园丁，也尽是被姨太阔少所收买的拜金文丐，我们晓得文艺之花是需要普遍的温和阳光，和深情的甜蜜甘露，才会结果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够给普遍的温和阳光，和觉悟的甜蜜甘露么？不！决不！在资本主义化的现代，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谈的：“人和人中间，除了明目张胆的自利，刻薄寡情的现金主义，再也找不出别的连结关系，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想想在这样的社会中除了以黄金的溶液，作文艺之花的灌溉外，还有什么！唉！醉生梦死在黄金白银前的艺人呵！你们的情绪在哪里！你们的灵感在哪里！
    的确，这并不是有意刻薄我们，只看鼎鼎著名的诺贝尔奖金，不是已成了世界文坛上群狗所争之食吗？整千整万的文人，都以得诺贝尔奖金为荣，于是他们的努力，并不是为文艺，更不是为人生，却是实实在在为了黄金的灿烂呵！把黄金当成了文艺的代价，这是何等的卑污可耻！然而他们并不会感觉到这是卑污可耻的一件事，依旧穷年穷月地苦思闷想，勾心斗角地去迎合资产阶级的嗜好。他们横竖知道被资本家所赏识的就是文坛上的胜利者——像太戈尔（现译作“泰戈尔”）就是一例。
    不幸呵！这文艺的厄运，我们现在应认定资本主义的文艺，已经快要死灭了，提倡革命文艺，就是文艺的复活运动。天才的作家呵，你们应赶快脱离传统因袭的束缚，走到这自由的创造路上来，大胆地呐喊前进，努力打破文艺之园的重封密锁，开始文艺革命化的工作。造成不要自囚在狭小的笼里，不问时代，不问环境，欺人自欺地喊着“忠实于文艺，即忠实于人生”。而在另一方面，却不知不觉地为资本家的文化代收买政策所骗，竟做了他们精神上的工银劳动者。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万恶的现代社会中，虽不被资本家所收买，也很容易消失了我们的生之勇气，而走入了创作的歧途。许多颓废的作者，都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浪费了他们的天才，去求酒精的陶醉，和性的满足，因此醇酒和妇人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描写对象。固然，社会的罪恶，使我们不得不在狂饮狂吻的生活里度日；把生命的奔流，图一个肉感的痛快，然而我们既不能毅然决然地自杀，就应该鼓着勇气，往腐水中去寻找幽香，坟墓中去吹嘘新生，使我们的自身和作品，融化在革命的当中。
    但是文艺革命化，并不是文艺庸俗化，绝不容革命的概念，消灭了文艺的本性。所以诗歌还是诗歌，小说还是小说，戏剧还是戏剧；不要把诗歌变成了口号，小说变成了宣言，戏剧变成了化装演讲。要是这样，不但糟蹋了文艺，而且也不能唤起人们的革命情绪。亲爱的读者，须知易卜生对于社会改造上贡献，和他对于艺坛上的贡献，是有同样的伟大呵！
    从《革命文艺谈》中可以看出，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国平，已经树立了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又由于他在上海曾受恩师田汉倡导的革命文艺的影响，加之黄埔军校火热生活的磨炼，使他对历史、战争与文艺有独到的见解。此文的署名“袁裕”，文末落款“于中央军校政治三队”。
    《广州国民日报》是1923 年6月创刊的，该报拥护孙中山国民革命的主张，但文艺副刊刊发的多是旧派通俗文艺。1924 年上半年，《广州国民日报》被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接办，10月又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管。其间，广州革命文化界创办《民国曙光》《学汇》《文学周刊》《自由评论》《批评与创作》《新时代》等革命性质的副刊，试图改变广州旧文艺及黄色文艺盛行的空气。袁国平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的《新时代》副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