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汉口大和街26号新四军军部（1937.11-1938.1）旧址纪念馆
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它跟八路军同出一门，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是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转移到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而新四军前身则是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这两支抗日大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者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1938.1-1938.4）旧址
南方红军游击队处境艰难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军第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及地方武装共2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国民党军像潮水似地涌进中央苏区腹地。敌人以十几倍、几十倍的兵力优势，对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实施大规模的清剿、堵剿、追剿、驻剿，叫嚷着即使“挖地三尺”，也要“斩草除根”，妄图一举扑灭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斗争形势空前严峻。
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1935年2月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决定彻底改变斗争方式，将红军第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带转入游击战争。但由于敌人进攻猖狂，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部队在分散突围过程中遭受巨大损失，留在苏区的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将领如何叔衡、阮啸仙、毛泽覃等先后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捕后英勇就义。少数突围的部队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先后转移到赣粤边、闽西地区会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继续斗争。
在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部队实行战略转变的同时，其他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就地开展游击战，与敌人展开周旋。但在国民党军占绝对优势兵力的围剿、清剿下，这些游击力量处于被包围分割的状态，相继与中共中央、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在赣、闽、粤（含琼）、湘、鄂、皖、浙、豫等南方8省，逐渐发展为14个各自为战的游击区、数十支独立作战的红军游击队。这些红军和游击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在生存条件异常艰苦和险恶的情况下，顽强地克服重重困难，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坚持了长达3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虽然原则上同意联合红军抗日，在西北停止了对主力红军的进攻，但在与共产党谈判的同时，却制定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密令南方8省所属各地军政当局秘密实行搜剿、追剿、堵剿，使得已坚持了3年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处境更加困难，一大批骨干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部分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
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1938.8-1941.1）旧址纪念馆
国民政府同意改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帷幕。
面对日军的全面进攻，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接着，派叶剑英于7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给蒋介石，并提议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中共中央经与国民党当局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8月22日发表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申明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必要性，并指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至此，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结束，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使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能够尽快投入到抗日战场，1937年7月17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议，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的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改编。但蒋介石依然固执己见，不予采纳。
“八一三”事变后，由于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受到威胁，第三战区的战场形势日渐吃紧。此时的蒋介石这才有心利用中共南方这支武装力量开赴抗日前线，以改变华中抗日的被动局面。所以，当周恩来在南京向国民党重新提出有关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也就同意由中共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国共合作精神，国民政府协助改编。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总算是达成了共识。
江苏省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1943.1-1945.2）
改编谈判过程曲折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出了《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示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原则下，可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
然而，由于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长期分散战斗在深山密林之中，处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之下，很难了解外界的形势，更谈不上与中央进行联系以获取中央指示。当时，一些红军领导人只能通过报纸、杂志等渠道零星地了解到时局的发展和两党政策变化的信息。其中，赣粤边游击队实现战略任务转变较早。1937年9月12日，陈毅与项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到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及第四十六师代表谈判。9月24日，项英到南昌，同江西省政府代表达成协议，议定江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国民党军队从红军游击区撤退。项英返回游击区后，即令各处部队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准备集中。
南方红军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编的过程，同时也是红军游击队痛苦的、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血战10年，历尽艰险，结下了血海深仇。因此，对于由反蒋变为联蒋，停止打土豪，由红军编成国军，红五星要换成青天白日，不少官兵感情上难以接受，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加之，有的国民党地方当局把红军游击队代表下山谈判说成投诚，把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说成收编，并故意散布“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等谣言，以扰乱军心。这就使得一些红军游击队和党的组织负责人，错误地认为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与蒋介石合作，就是丧失立场。有人甚至怀疑中央决策层出了问题。因而他们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上级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一些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连陈毅也被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怀疑为叛徒。
鉴于上述情况，党中央又连续发出指示，具体指导了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工作。1937年9月10日，毛泽东电林伯渠转告董必武，指示湘鄂赣区，与国民党谈判时，不许轻易移驻大城市，不许国民党派人到我军任职。在此之前，湘鄂赣游击队错误地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副司令、参谋长等，在接到毛泽东指示后，便将国民党派来的军官“礼送”出境。
9月14日，毛泽东、张闻天又电周恩来等，指示各区，谈判时须坚持以下原则，不准国民党插进我军一人，要依靠山地，不得重蹈湘鄂赣、闽粤边覆辙。
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盐城泰山庙
光大叶挺独立团威名
在南京，周恩来得知北伐名将——叶挺正在上海的消息。考虑到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国共两党必然会就这支部队的领导人选而有一争，而叶挺在海外流亡10年，早已脱离中共组织，而且在1937年4月，经蒋介石亲自提名，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若由他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的游击队，易为蒋介石所接受，遂决定赴沪见叶。
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1896年生于广东惠阳。1918年冬，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即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191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叶挺参加粤军后，颇受孙中山赏识，1921年秋，被任命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负责保卫总统府的安全。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调集重兵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叶挺殊死奋战，奋不顾身地掩护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叶挺被孙中山派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和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叶挺回国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旋即奉命前往肇庆，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任团长。此部成为中共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率领独立团担任先遣队，英勇善战，所向无敌，屡建功勋。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战役中，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获得了“北伐名将”的声誉，独立团和该团所在的第四军被称为“铁军”而名扬天下。
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后，叶挺准备投身抗日救国斗争。
周恩来到上海后，由潘汉年安排，见到了叶挺。周恩来与叶挺从1928年在柏林分手，已有10年没见面了。周恩来告诉叶挺：当前他正和蒋介石谈判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希望叶挺能够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
叶挺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利用个人旧有关系，积极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跟他有保定军校同窗之谊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工作，以个人的名义通过陈诚，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将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击队组织一个军”和国军共同抗日，并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编第四军”，意在继承、光大北伐时期他所供职的第四军的传统。
此时，淞沪战役正酣，叶挺的建议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蒋介石企图通过叶挺，把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调离南方游击区，开赴前线，既可为其所用，又可使后方安定。于是便批准了叶挺的建议。
国共交涉组建事宜
1937年9月28日，国民党当局在没有向中共中央通报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正式发布，由“委员长核准”，“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电令：“一、鄂豫皖边高敬亭部；二、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三、粤赣边区项英部；四、浙闽边区刘英部；五、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部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次公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后来，10月12日被确立为新四军建军纪念日。
蒋介石任用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除了欣赏他的军事才干，还居心叵测想利用叶挺来统制和改造这支中共武装。但是，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光是由国民党当局单方面下达命令，叶挺还不能走马上任，毕竟南方红军游击队是中共领导的队伍。起初，远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并不清楚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详情。当中共中央书记处获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任命后，首先的反应就是怀疑这可能是蒋介石变换手法，企图“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来拔掉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又一个阴谋。于是一面向正在山西对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询问原委，一面致电在南京跟国民党当局谈判的博古、叶剑英等人，指出“叶挺须来延安”，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中央可以同意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
1937年10月初，叶挺在南京同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叶剑英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作为一名已脱离党组织多年的爱国军人，在博古、叶剑英向他转达中共中央要求后，他当即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表示非常愿意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新四军筹建工作。
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叶挺于11月3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热忱地迎接。在延安期间，叶挺还与中共内定的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见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
叶挺在延安接受任务后，于11月9日离开延安，12月初抵达武汉。叶挺遵照毛泽东“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的指示，在武汉大和街26号成立新四军筹备处。随即便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对报界发表谈话，他说：“日本顶怕我们的，就是团结；而顶希望我们的，是散漫。凡日本怕的，我们要去做；凡日本希望我们的，要避免，这是制胜的道理。”接着，叶挺带着新四军改编的初步方案去南京，于21日与叶剑英一起会见蒋介石，协商新四军的编制及任务。
关于新四军编制问题，国民党拒绝中共所提出的“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11月21日，蒋介石在接见叶挺、叶剑英时说，南方游击队“不能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八路军拒绝点验”，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
12月14日，中共中央通过叶挺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新四军编七个支队，“各支队以上最好能争到编两个纵队”，该建议被蒋介石以南方红军游击队不是正规部队，不能给师和旅的番号为借口予以否决。12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编制问题上再作一些让步，即新四军编一个军，军以下不设师、旅，军部直辖四个游击支队，每个支队设两个团，隶属八路军。国民党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但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最后双方确定隶属国民党第三战区。第四支队则由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12月30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编制。1938年1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正式核准了这个编制。
中共为了保持改编后部队的独立性，明确表示，不接受国民党派任何干部，一切人事必须由中共独立安排。后经多次反复磋商和斗争，共产党方面同意国民党在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派驻联络员。
1938年1月8日，何应钦核准新四军四个支队的领导人，后来在叶挺的交涉下，又陆续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
为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关于经费和装备问题。改编之初，中共提出新四军和国民党部队同等待遇。蒋介石则以财政困难和武器已装备部队完毕，拒绝向新四军发放武器，经费则推给地方政府解决。叶挺鉴于蒋介石大敌当前仍不以合作抗日为重，愤而向蒋提出辞职。蒋不得不在经费等问题上稍作让步，但不准叶挺辞职。
为了壮大新四军力量，叶挺利用自己与国民党军政要人的老关系，四处奔走，多方联系，积极争取经费、编制、军械物资等。他凭着在北伐战争期间取得的社会声望，在南昌、粤东、闽西、广州和香港、澳门等地，募集经费，筹集武器、药品，并动员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为抗战出力的国民党退役军官，以及无党派人士、医生、文化工作者和其他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
新四军最终成立
与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不同，1937年底新四军军部成立时，部队仍分散在南方各游击区的山头上。在改编期间，项英、陈毅、董必武、曾山、张云逸等负责同志为筹划新四军的组编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与险阻，他们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散布在南方8省14个地区40多个县一直与国民党作殊死战斗的红军游击队，完成了艰难的转变，于1938年春，胜利地完成了下山、开进、集中整编任务，汇成了一支抗日铁流——新编第四军。
1937年12月23日，项英偕延安选派来新四军工作的一批干部到达武汉，与已在武汉的叶挺、张云逸等商讨和部署新四军的组编工作。12月25日，叶挺、项英召集已到达武汉的新四军干部开会，分析当前的抗战形势，指出新四军的战斗任务，介绍新四军筹建情况。此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成立。
为便于集结和指挥部队，1938年1月初，项英率军部移驻南昌书院街高升巷张勋公馆，在此召开新四军成立大会，宣布了新四军的编制和主要干部配备。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六位军部领导人外，又任命了四个支队的主要干部：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
1938年1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正式核定新四军编制四个支队，并批准了各支队司令员。1月16日，新四军军部根据已掌握的各游击队的人员情况，下达了全军设四个支队八个团、二个直属大队的编制序列方案。全军共10329人。
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命令新四军集中到安徽歙县岩寺镇一带整训。第一、第二、第三支队从3月起陆续向岩寺集中。第四支队于1938年1月，由支队部率领第七、第九团，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集中，第八团2月出发到河南竹沟集中，3月中旬全支队集合于安徽霍山西的流波疃。
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迁往皖南岩寺，8月初辗转移驻皖南泾县云岭村，直接指挥所属各部在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