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10月间，浙东抗日根据地发生了一件大事，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浙东抗日根据地范围内，我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和地方干部共15000余人，除了少数留守和坚持的以外，全部消踪匿迹，分批向北撤离，来到苏中安海集结，浙东游击纵队主力改编为新成立的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这就是著名的浙东战略大北撤。
    事情缘由要从日本战败说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诏书宣布投降。早在此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及其周边地区，发起给日军最后一击。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浙东区党委领导下，在各个地区向日伪军发起进攻。在三北地区，我军接连收复周巷、庵东、观海卫、浒山、胜山、五夫、坎墩、掌起、庄桥等日伪据点20多个，直逼宁波、镇海城下。在四明地区，我军连克鄞江桥、集士港、布政市、石碶、西成桥等重要据点。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基本消灭了盘踞在三北、四明、会稽、淞沪地区的日伪军，浙东各抗日根据地面积得到空前扩大，拥有400多万人口，1万多人的抗日武装，成为华中八大战略区之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国内形势急剧变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倾吞抗战胜利成果。为了让国民党军队抢夺胜利果实赢得更多的时间，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虚情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了顾全大局，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于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举行谈判，最后签订《双十协定》。
    就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央作出决定，我军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解放区全部撤出。
    自1945年9月15日王若飞在谈判中代表中共首次宣布 ，我党领导的南方八省的军队将主动撤出，到9月20日中央给华中局的撤离指示，到9月22日华中局撤离部署，到次日浙东区党委扩大会议经研究后下达撤退命令。整个局势像坐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刚刚还沉静在抗战胜利狂欢的热潮中，一下子要打起背包向这块火热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浙东父老兄弟姐妹告别。连谭启龙都在事后感叹：撤离的命令对于我们来说是太突然了。不用怀疑中央的决定，应该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
    谭启龙“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直觉是对。当年的北撤命令，在经历了70多年的史海沉浮，绝非一纸简单的军事命令，而是一项事关我党、我军生死存亡和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战略。这个战略的初衷和最终目的，是要将经过抗战磨练并逐步壮大的、分散在各地的我党武装集中起来，选择相对稳固的区域（这个区域后来选择东北）形成优势兵力，最终拥有给敌人以致命一击的实力。这个战略从筹划、实施到最后成功，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层领袖，高屋建瓴，深谋远虑，以极其高超的运筹能力，将困境、机会、胆魄和自信高度熔铸在一起。这个战略甚至将蒋介石及其高层智囊玩弄于股掌之中，直到颓败台湾，他们尚不知当年重庆谈判中，中共主动退让南方八省根据地，明为退让，实为计谋，甚至可以说是为蒋介石挖的一个陷阱。这个以退为进的惊天战略，在党史学家严谨而精细的层层剖析研究之后，结论逐步浮出水面，真相大白于天下，让世人更加惊叹中国共产党的睿智、英明和伟大。
    毛泽东早在1942年7月9日给刘少奇的一份电报 中指出：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毛泽东与刘少奇就此达成共识以后，时刻留意瞬息万变的时局，加紧谋划我军主动占据南方各省的战略位置，抓住一切机会向南、向南，开辟、巩固敌后根据地。这一切的结果，提升了我党领导抗战的威望，壮大了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力量，在战略上，为战后与国民党的继续合作增加谈判的筹码。终于迎来抗日战争胜利，也终于迎来预期中的与国民党的谈判。一切尽如毛泽东1942年7月勾画的战略图景，北撤的战略时刻到了。
    就浙东而言，战略北撤的实施非常及时，稍有迟疑，我军将面临灭顶之灾。浙东相对于全国来讲，是局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和军民由于当时信息情报条件的限制，难以洞察全局，也不可能全面理解北撤战略的真实意义。长期以来，叙述北撤问题的专著、文章，大多是用“奉命北撤”、“顾全大局”、“忍让为国”等词语，表现了内心的“不甘”、“屈闷”和“退让”。甚至谭启龙在《回忆录》中谈到北撤时用的词也相对消极，“感到太突然了”。华中局相对于全国来讲，也是局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虽然管辖着东南大部，但是对中共高层的运筹帷幄和全国战略时机，难以第一时间全部洞悉，他们对北撤战略的认识也仅仅是从军事调度方面来理解。重庆谈判、进军东北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从时间上来看是重叠的，其实是中央重大战略的整盘棋局。对于这一点，华中局当时还无法看清，以为华中新四军北撤仅仅是填补山东主力移师东北后出现的空缺，以致到9月17日还在向中央要求留一部主力在浙东。尽管如此，不影响华中局对于北撤战略的部署实施。为了争取时间，中央和华中局不惜连续发出指令，撤离，撤离，越快越好！并且华中局在9月22日当天从上午11时到晚上9时，就北撤问题连续发了5份电报 ，可见军情之急。
    实际上，当时浙东面临的敌情已经十分严峻，内战危机一触即发。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维护其独裁统治，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蒋介石命令收编伪军，阻止我浙东武装参加对日受降，阻止我抗日武装解放杭州、宁波，杭州、绍兴、上虞一批伪军改头换面成了国民党武装，蒋伪合流摇身一变成为接收主力。国民党军队奉蒋介石之命，迅速抢占战略要地，国民党第32集团军各部逐步向杭州、宁波紧逼。浙保一团二团占领奉化江口。在浙东根据地的周边，国民党军队环伺并逐步形成合围之势，情势十分凶险。
    在当年，执行北撤命令确实是痛苦的。因为绝大多数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的思想认识一时转不过弯来，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遇到许许多多的难题，撤离过程中又将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令谭启龙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割舍不下的是，浙东这块曾经用血汗浇灌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浙东人民。
    1945年9月23日，浙东区党委在上虞惠丰镇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北撤行动，作出八项决定，要点是：
    1、全力控制杭州湾南岸、沿海主要渡口，封锁钱塘江口，集中所有能够集中的船只，电请苏中方面速派船南下支援，确保北撤用船，为北撤渡江做好一切准备。2、建立留守处，保护兵工厂、医院、印刷厂等后勤人员和伤病员。3、与国民党驻军说明，要求保护我留守人员的安全。4、留少量精干隐蔽坚持。5、限期收回抗币，动员群众用抗币兑换粮食和现金，每元换大米1斤，以免根据地人民受到损失。6、通知地下党注意自保。7、发《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8、把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由刘清扬、邢子陶负责四明地区，马青负责金萧地区，王起负责三东地区。
    从9月30日起，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党政机关、地方干部15000余人，按计划分三路北撤。
    第一路分两批，第一批由谭启龙、连柏生、顾德欢、谢忠良率领区党委、行政公署、司令部、政治部、军政干校、警卫大队及部分地方党政干部，于9月30日下午4时在古窑浦登船北渡。第二批由张翼翔率领四支队与鄞奉地区的部分干部，10月1日 晚在庵东、相公殿一带登船北渡。
    第二路，由张俊生率第二旅，9月30日在临山、英生街一带登船北渡，何克希率领率第一旅五支队，遇台风三日后登船北渡，随即经历了澉浦突围战斗。
    第三路，由张文碧、刘亨云、杨思一率领三支队、金萧支队，10月6日分别在临山、直落浦登船北渡。
    10月26日，浙东游击纵队及党政机关和地方干部共15000余人，先后到达苏中海安集结 。11月16日，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第一纵队，谭启龙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浙东游击纵队主力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三旅，何克希任政委，刘亨云任副旅长兼参谋长，张文碧任副政委，杨思一任政治部主任。
    浙东战略大北撤，从接到北撤命令，到苏中顺利集结，时间极短。整个过程充满了惊险、刺激、生死考验，彰显了我军指战员、地方干部、人民群众的核心意识、大局观念、理想信念和革命大无畏精神。北撤战略的顺利完成，从根本上消除了我党我军力量分散、四面受敌的隐患，为日后形成优势兵力给国民党反动派以致命一击，集聚了力量，锻炼了队伍，争取了政治上、战略上的主动。

                                                                                                                      （作者单位为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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