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不”老红军李开文
李开文，金寨槐树湾人，1896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后勤部炊事员，长征中任担架队长、炊事班长，1937年被选调到中央任炊事班长、特灶班长，在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身边工作了11年，1949年冬回到金寨县古碑区粮站工作，1958年退休。
毛主席的炊事员李开文，革命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忠诚，为人忠厚老实，做得一手好饭菜，工作非常认真。长征途中，在红三十军后勤部当炊事员的李开文在雪山草地寒冷潮湿的情况下，用身体把湿草焐干，保证及时引火做饭。他不怕苦、不怕累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一致好评。
1936年10月，当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李开文就从红四方面军调入中央红军。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随后被派往延安，直接分配到党中央机关，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炊事班班长，接着便调任中央特灶班当班长，天天同毛主席等领导人生活在一起，给毛主席当了11年的炊事员。
1949年，他跟随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一同进入北京。进京后，他被组织上安排到中央机关干部文化学校学习。
不去天津回家乡
1949年7月，李开文从干部学校毕业了，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中央群工部，要求给自己分配工作。
群工部部长李维汉和李开文是老熟人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李开文同志，组织上考虑你过去吃了太多的苦，现在就给你安排一个‘甜’的工作，决定派你去天津当糖厂副厂长。”
李开文一听吓了一跳，忙问：“天津糖厂的干部群众很多吧？”李维汉说：“不会少于1000人吧！”
李开文直摇手：“不行，不行！这么多人，够得上一个团的编制了。这么大个厂啊，我哪有本事管好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呀！不行，不行！”
他接着要求：“李部长，我不想去天津，也当不了那个副厂长，你还是让我回大别山老家吧！”
“回老家？”李维汉有些意外。
李开文没有拐弯抹角，直率地说：“解放大军打到江南了，我的家乡早解放了，我要回去工作。再说，老婆儿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李维汉沉思了一下，劝道：“老李啊，你如果不想去天津，留在北京工作也行啊！”
李开文坚持说：“我还是回去找她们吧。17年前我硬着心肠丢开了她们，现在仗打完了，我得回去偿还这些年欠她们的债呀。”
李维汉知道李开文为人老实，不讲假话，但脾气倔。既然他决心已下，不便再劝，就安排工作人员把李开文的组织关系先转到华东军区，再请他们把他的档案转到安徽。
离开北京之前，李开文很想见主席一面。他想，这一回家乡，就隔了千山万水，今后不一定有机会能再见主席了。听说主席住在香山，他就一路问过去，在双清别墅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关切地问李开文：“听说你不去天津糖厂？”
李开文说：“天津糖厂的糖虽然很甜，但还是没有家乡的水甜啊！”
毛主席一听笑了：“你这是要‘叶落归根’啊！”
李开文说：“我识字不多，不是一块当厂长的料子，没有那么大能耐。回到家乡后，找个自己能够干得了的工作，好好干！”
毛主席高兴地说：“回去就回去吧，你要经常写信来。到哪里都要记住，你是从中央出去的。”
不当县长当站长
李开文的组织关系从华东军区转到了安徽，安徽有关部门领导试探着问：“李开文同志，您想从事什么样工作呀?”
李开文说：“服从分配，干什么工作都行。”
“那您就回金寨县去当个副县长，怎么样呀？”
李开文一听，又是吃惊不小。心想：叫我去天津糖厂当副厂长，我已经感到1000多人太多，现在让我回家乡当副县长，一个县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我哪有这个本事去领导呀？
于是，他的手像蒲扇般地摇起来，说：“不行，不行，这当官的事我干不了……”
领导见李开文态度坚决，说道：“您先住下来，过两天我们再落实这件事。”
李开文说：“我就不在这里住了，先回老家看看。”
经过两天的颠簸，第三天天亮时，他回到了家乡槐树湾乡板棚村。
从弟弟李开香口中得知，他离开大别山的那一年，国民党军队进了村，烧了他家的房子。他妻子张氏为了逃命，连夜带着大儿子，抱着才出生不久的一对双胞胎，东躲西藏，不敢回村。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天也出奇的冷，张氏躲在一个山洞里，因为没有东西吃，可怜的一对双胞胎眼睁睁地饿死了。后来，他妻子整整等了他10年，最后以为李开文不在人世了，才死心改了嫁。
最后，李开文接受了金寨县委给他的“响山寺粮站站长”的头衔。
“三让”将军徐立清
中将徐立清的一生，淡泊名利、顾全大局，他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他的高风亮节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被誉为“三让将军”“人生楷模”，毛主席称他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主动让级别
1950年9月，为统一全军干部管理，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当时，毛主席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将，“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总干部部成立后，罗荣桓兼任部长，徐立清是主管任免、组织调配工作的副部长。
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徐立清主持这项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徐立清已担任大兵团政委，按规定应是正兵团级。当时，有关部门上报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是“徐立清正兵团级”，他看到后将“正兵团级”改为“副兵团级”，并专门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这是徐立清的“第一让”——“让级”。
坚持让军衔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持这项工作。
徐立清本人，按照军委规定的条件，他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时，便将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调”到中将行列。名单到了罗荣桓部长手里后，他亲自找徐立清谈话：“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之后，徐立清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并列举了种种理由：一是可以减少原红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毛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同志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
1955年9月27日下午，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次评衔，共评出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后来又补授王建安、李聚奎两位)、中将175人，主动让衔的徐立清排在中将之首，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再三让职位
1950年10月，徐立清到军委总部工作时刚满40岁，但是，在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刚刚45岁的徐立清累倒了，心脏病复发，有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因此，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徐立清不得不住院治疗，并主动要求总干部部的任免工作由宋任穷副部长兼管。罗荣桓部长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曾谈到徐立清的工作态度。毛主席说：评衔工作很辛苦，管评衔工作的同志更辛苦。徐立清我是了解的，工作勤奋，没有名利思想，他的作风很值得同志们去学习。
1955年冬天，徐立清病情加重，连文件都不能看了，只能靠秘书给他读文件的要点。这时，徐立清为自己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深感不安。一天，徐立清对去医院看望他的赖传珠副部长诚恳地说：“请转告罗荣桓部长，我的身体状况很差，短时间内不能工作，建议总干部部物色一位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当罗荣桓部长专程到医院看望他时，徐立清再次当面提出找人接替工作的想法。罗荣桓对他说：现在安心养病更重要，工作上不要过多考虑。此后，在医院的病榻上，徐立清亲自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进行了研究。军委领导一致认为，徐立清还很年轻，应抓紧时间治病，等病好了再继续工作，最后结论是：“放放再说。”
徐立清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他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又直接给彭德怀、罗荣桓元帅写信，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地方，或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几天后，罗荣桓部长正式通知徐立清：你提出退出现役的请求，军委和总部没有采纳，等病好了继续履行总干部部副部长职责。
徐立清请求“让位”的事虽然没有被批准，却反映出他对党的事业、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荐贤让贤的宽阔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