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

　　辽宁作家张正隆新作《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中的《“好战分子”钟伟的沉浮人生》一文，在性格决定命运标题下，记述了钟伟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五师的前身）的一段经历，原文是这样的：

　　“1939年夏，钟伟参加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到豫南四望山一带开辟根据地。在朱堂店、憨山寺、新街等地打了几个胜仗，毙伤日伪军几百人。一些人飘飘然了，决定将刚成立的三个团，深入敌后开辟新区。钟伟、陶铸等人不同意，认为根据地尚不巩固，这样做是冒险。后来实践证明，三个团开到敌后不久，就被打散了。纵队领导人认为钟伟、陶铸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大会小会批判。还说钟伟妻子是‘特嫌’，父亲是‘反动军官’，钟伟有口难辩。一天晚上，他带上妻子、孩子和一个警卫班走了，去苏北找陈毅。千难万险，见到陈毅，陈毅感叹：你这个‘逃兵’，是怎么‘逃’到这儿的呀？眼中揉不进沙子的钟伟，是把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

　　这一段文字，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钟伟因为抵制领导的错误决策，受到豫鄂挺进纵队领导人错误的批判，逼得“眼中揉不进沙子的钟伟”带上妻子、孩子连夜去苏北找陈毅。这段叙述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颠倒了是非，误导了读者。作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中原分会成员，有责任澄清史实，还原历史真相。

不是纵队领导错了而是钟伟错了

　　文中说纵队领导人大会小会批判钟伟，整钟伟。为什么呢？原因是钟伟不同意挺进纵队领导人带着刚成立的三个团到敌后去“冒险”。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

　　1940年6月2日，国民党军1万余人分数路进攻我大小悟山地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予以还击。钟伟担任政委的第三团队奉命坚守四方山山头。第四天下午5时，钟伟和团长上山把部队撤下来了，仅留营教导员任子衡带一个班要他们坚持到黄昏时分撤退。钟伟下山后接到纵队司令部命令，要第三团队坚守四方山至午夜12时以后，以掩护第二、第八团队转移。接到命令后，他和团长既不带部队重返阵地，也没有通知仍在山上坚守的任子衡。黄昏时分，任子衡带部队撤离了山头阵地。正在这时，顽固派军队发起猖狂进攻，因未遇到拦击，致使顽军几乎打到纵队司令部指挥所前，使司令员李先念处境十分危险。幸亏周志坚带领平汉支队及时赶到，掩护李先念等和第二团队脱险，才避免重大损失。

　　战后，因四方山山头部队擅自撤离阵地，陷纵队指挥部李先念等于危险境地，前方已将任子衡扣押，准备公审枪决。时任豫鄂挺进纵队代理政治委员的任质斌派人调查，得知任子衡是奉命撤离，责任不在他。纵队派人赶到第三团队宣布撤销惩处任子衡的决定。在调查过程中，第三团队有干部反映团政委钟伟在下面散布一些不利于部队团结的话，特别是散布一些关于豫鄂挺进纵队领导人李先念的一些谣传。钟伟甚至还找到同是从红一方面军来的豫鄂挺进纵队代政委任质斌散布这些言论，这就证实了部队干部反映的情况属实，当即受到任质斌的制止。第三团队有个姓蔡的老红军营长，也向纵队领导揭发了钟伟的错误。于是纵队军政委员会召开各团队负责人会议，纵队领导不点名地严厉批评了钟伟的错误行为。任质斌说：在我们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里，目前确实存在着相当多的不良倾向需要纠正，如在上次攻打大小悟山的战斗中，个别同志不服从指挥，几乎造成严重后果，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这次会议以后，钟伟不是好好地反省自己，检讨错误，相反与个别人商量，要脱离豫鄂挺进纵队，单独带队伍到鄂南幕阜山去活动。这是带有分裂部队性质的行为，是党纪军纪所不容许的。为此豫鄂挺进纵队召开了两次干部会议，批评解决钟伟的问题。豫鄂挺进纵队党委作出关于钟伟问题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关于钟伟问题，我们已公开地开展了斗争。在斗争会上，到会干部又进一步地揭发了钟伟的许多错误，而钟伟同志在斗争的火力的压迫下，也不得不最后承认了自己的各种错误，如违反了党的路线、军阀思想、政治动摇、破坏组织信仰等。因此，我们决定：将他开除党籍一年，并即分配他到随(营学)校去当教员。”刘少奇鉴于钟伟是员战将，没有同意开除他的党籍，要求把钟伟交他来处理。根据中原局的指示，豫鄂挺进纵队派了一个连把钟伟送到华东。并不是张正隆写的那样钟伟自行带一个警卫班走的。

怎能把陶铸与钟伟事件扯到一起？

　　文中说：“钟伟、陶铸等人不同意”1940年6月大小悟山的自卫反击战，“被批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党集团”。说钟伟“不同意”有可能，说钟伟和陶铸一起不同意就不可信了。陶铸1940年4月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路西指挥部指挥长、中共鄂中区委军事部部长，钟伟是第三团队的政委，两人没有在一起搭档过，在挺进纵队确定向敌后发展时，怎么可能发生“钟伟、陶铸等人不同意”的事？而且陶铸已于1940年5月就调赴延安了，在1940年8月豫鄂挺进纵队召开军政干部大会，开展反不良倾向时，怎么可能跟钟伟一起受批判呢？至于把他俩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更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随意编造。

处理钟伟问题是纵队党委集体的决定

　　处理钟伟问题，始终是在纵队党委的集体领导下，始终是在中央、中原局的指导下进行的。李先念是红四方面军的，钟伟是一方面军的，对处理钟伟问题感到为难，同是一方面军的任质斌主动主持，和陈少敏、政治部副主任王翰一起处理了钟伟问题。为处理钟伟问题，豫鄂挺进纵队与中央和中原局先后有五次电报联系。而绝不是文中所表露出的是豫鄂挺进纵队领导的个人行为，是故意整钟伟。

　　任质斌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这件事。认为对钟伟的批评处理总体是正确的，是及时的。但处理方式和处理意见有不够妥当之处。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处理也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统一部队的思想和行动，加强组织纪律性，保持部队的高度集中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以后新四军五师再没有发生不服从统一领导、破坏部队团结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