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时的顾准
他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是思想隧道中的单兵掘进者。他如普罗米修斯般盗取真理的火种，而自己毅然直面苦难。他曾经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首创者，被西方称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思想家”。他又是唯一被两次打成“右派”和孤独抗争的人。有人说，自从进入20世纪下半期，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立批判的思想家了。学者李慎之则说：“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对，他就是顾准。这个因思想而罹难，在罹难中坚毅前行者，为我们耸立起一座思想与人格的高峰。顾准是学者、文人，却也有着军人的经历。那就是抗战时期他曾加入新四军，活跃在根据地。因此，他性格中也有着军人般的坚毅和刚强。
苏南， 敌后第一站的起伏考验
1937年11月12日，倍受国人关注的淞沪抗战戛然而止，东方明珠黯然失色。然而，抗战的岩浆仍在沪上涌动、蓄积而喷发。就在上海沦陷的同时，新的中共江苏省委却在上海秘密成立。这几乎重叠的时间和空间，标注着“孤岛”抗战的开始。
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上海各界相继成立了党的委员会，其中包括工委、学委、教委、文委、妇委等。而在考虑职委书记人选时，进入省委书记刘晓视线中的则是顾准。顾准时在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并兼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其出类拔萃的业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上海滩职场享有极大声望，故成为职委书记的不二人选。1939年2月，省委决定顾准接替离开上海的曹荻秋任省委文委副书记。而书记则为孙冶方。孙冶方与顾准以后均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翘楚。但他们最初的合作就是在上海文委。正是在文委的领导下，上海进步文化活动异常活跃，营造出抗日救亡的浓烈氛围。
“孤岛”时期的上海光怪陆离，地域文化活动亦难免其折射的痕迹。正如柯灵所说“是光与暗，红与黑，热与冷，崇高与猥琐，圣洁与卑污”混杂交叉的状态。
虽然顾准为“孤岛”的进步文化活动而蛰守，但他心底始终有一个声音，即到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去。他希望自己驰骋的战场是可以一任纵横、跃马挥戈，酣畅淋漓展示英雄本色的地方。而上海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向江苏省委坦露了心迹。江苏省委考虑到新四军与根据地亦急需大量人才，或许顾准到那里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故决定调顾准前往苏南抗日根据地工作。
顾准要离开上海的消息很快传开并引起关注。第一时间获知信息的孙冶方在挽留未果的情况下，只得与他依依话别。孙冶方知道那里是一片抗战的热土，顾准在那里一定会大有作为。送走顾准后的孙冶方没有想到，不久，他亦能抵达新四军根据地并与顾准会师。
而潘序伦在得知顾准要离开上海后则表现出一种无法言表的遗憾之情。潘先生多次当众表示，希望顾准成为立信会计事业的接班人。他曾对顾准说：“今后中国的会计学界，舍去你我，更有何人？”欣赏、寄托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潘先生亦知道顾准“心不在此”，唯有尊重他的选择，才是继续维系他们间关系的前提。潘先生所能做的就是在福州路一家豪华的大西洋西菜馆为顾准把酒送行。
顾准放弃了在上海勃兴的事业、优厚的薪水和舒适的生活，毅然决然地前往根据地。这是追求使然，境界使然。
其时，顾准妻子汪璧因身体原因不能同行。顾准与汪璧相识于早年地下党的外围进步组织“进社”，1934年结婚。彼此心心相印，琴瑟相和。
从长江边的江阴县到太湖畔的无锡县，有一条南北延伸的锡澄公路将苏南地区一分为二。公路之东则为路东根据地。它北襟长江，南至太湖，东接上海，西连茅山。经济发达，交通纵横，为战略要地。著名京剧《沙家浜》的地域背景就为这一地区。
右起：顾准、刘晓、陈同生
顾准在秘密交通的护送下来到风情别致的江南小镇常熟。那是由中共江南特委改称的东路特委所在地。顾准受命担任东路特委宣传部长。因苏南距离上海较近，故顾准化名“吴达人”。作为宣传部长，顾准主要负责特委的《江南》杂志和《大众报》。由于工作中心在江南农村，物质条件相对上海反差较大。顾准的每月生活费只有四元法币，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但顾准的精神生活却是愉快和充实的。
1940年9月，时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书记的谭震林抵常熟视察。在工作接触中，顾准的作风干练和知识渊博给谭震林留下深刻印象。谭震林离开时亲自点将，调顾准担任新成立的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工委书记兼江抗总办事处副主任。就这样，顾准又前往无锡履新。
澄锡虞是苏南的金三角地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顾准的新职务充分体现了谭震林对他的信任。以后，顾准又被任命为东路特委委员兼苏南第二行政区专员。
在此任上，顾准领受了一项并不是他擅长的工作，即剿灭“暗杀党”。当时，忠义救国军中有一批与共产党为敌的顽固分子，专门暗杀抗日政权地方干部，制造白色恐怖。对此，谭震林十分震怒，下令顾准剿灭这些“暗杀党”成员。但顾准毕竟不是军事干部，几次行动失利。这也让他陷入深深地自责之中，深感敌后斗争的残酷和复杂。
以后顾准还是扬其所长，创办工委机关报，进行抗战宣传。中共东路工委副书记兼江抗副司令何克希极力支持顾准，将缴获的铅字印刷机和一批白纸送给他。顾准随即抽调人手，积极筹办。《东进报》（地方版）终于问世。顾准经常为报纸写稿，曾发表《东路根据地地方行政制度改组的意义》等文章，对区域工作进行指导。当年被顾准调进报社、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蓝瑛在回忆顾准时说：“我至今还能记起顾准高高的个子，瘦长脸，戴着眼镜，在我们面前侃侃而谈的生动形象。他尽管是一位党政首长，而更多的是学者风度。他的平易近人和议论风生，都为当地干部所称道……他勤奋好学，通古博今，忠于人民，忠于真理的特点，更一贯令我深深敬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谭震林出任新四军六师师长，统领路东、路西两块战略根据地。谭震林随后对地方政权进行了调整。顾准由此又有了新的任职，即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这是一个闲职，客观上顾准已经失去了刚到根据地时的那种势头。这一切源于谭震林对顾准几件事情处理的不满。
顾准知识渊博、思想敏锐、性格率真，但总体上文化人的特性较为明显，对敌后斗争亦缺乏经验。据《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作者高建国披露，顾准在东路特委宣传部长任上曾对东路根据地民运工作中一种现象不能认同。即在每个农村都派有民运工作同志，并掌握实权，似有包办之嫌。顾准特别强调尊重农民意愿，并引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作为经典论证。而谭震林则不以为然，批评顾准是教条主义。如果说这一问题尚不能够改变谭震林对顾准印象的话，那继之出现的问题在谭震林印象中则较为严重，以致特委专门开会对顾准错误进行斗争。顾准被列举的错误有两条：在二区专员任上“过分强调政权机构的作用，有对党委闹独立性的倾向”；不请示汇报而擅自修改谭震林发表在《东进报》上的文章。
斗争是严肃的，结果也是残酷的。顾准被调离苏南根据地，到军部报到，另行分配工作。
盐阜，工作能量得到充分的释放
顾准前往盐城新四军军部的心情是不轻松的。那是因为“犯有严重错误”而被调离苏南根据地，到军部重新分配工作。当时，苏南到苏北的交通被日伪军重重封锁，顾准只有转道上海再择机前往苏北。
这是1941年的夏天，等待似乎有些漫长。虽然心有委屈，但顾准前往军部的意志却是坚决的。他在静候组织通知。就在顾准焦急等待的同时，数百里之外的苏北盐城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反扫荡斗争考验。在保卫盐城未果的形势下，新四军军部辗转撤往阜宁乡村。苏北战场烽火连天，顾准不免对军部的状况更加关注和牵挂。以后顾准在《自述》中说道：“苏北扫荡后路途困难，我是知道的。可是，既然谭震林决定让我去军部，我一定要到达军部。留在上海是走回头路。”8月底，苏北形势稍有好转。顾准得到通知准备启程。
这次又是孤身前行，顾准将别离妻子和一岁多的幼子，情感上总是难以割舍。他对妻子有一种深深地愧疚，但儿女情长又不是他的性格。在决定投身新四军和抗日战场那天起，他就对这样的分离有着充分的精神准备。而汪璧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将对顾准的爱全部转化为对他的支持和服从。炎夏之际，依依惜别。顾准对她说：“待情况稳定，我即接你们到苏北团聚。”顾准坚定的目光给即将分别中的妻子以相当大的安慰。
上世纪50年代，顾准（右一）与母亲（中）、妻子汪璧（左一）及五个儿女合影
在交通员的带领下，顾准辗转抵达阜宁停翅港。这是一处地域偏僻的乡村，但因新四军军部的落驻，又显得异常的热闹和人气旺盛。顾准被安排到离军部不远的招待所住下。所谓招待所也就是几间农家屋舍而已。夏季多雨，乡路泥泞。顾准几乎没有走动和与外界交流。但令他没料到的是，他充满希望和激情地来到军部，竟然在招待所等待了三个星期。后来知道是苏南区党委致电华中局，强调了顾准是犯错误撤职的。所以军部对顾准新的工作安排还是相当慎重的。
但在得知顾准来到军部后，有一个人显得十分兴奋。他就是时任新四军财经部副部长兼盐阜区财经处处长的骆耕漠。骆耕漠长期从事财经工作，抵根据地之前亦在上海工作过，虽未与顾准谋过面，但却心仪已久。在经过日伪扫荡后的盐阜区，财经工作的重要性凸显无疑。它关系到军部、驻盐阜区三师部队以及盐阜抗日政权的生存和稳定。而身兼部队、地方财经重任的骆耕漠责任重大，压力也大。他一直希望物色一个副手能有所分担。但这一人选的综合要求又非常高，尤其是经济行家的要求非常人所能胜任。而顾准的到来，则令骆耕漠眼睛为之一亮。他立刻找到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提出要调顾准参加盐阜区财经工作。曾山也知道顾准是个人才，便欣然同意。
这天，骆耕漠骑马直奔军部招待所。阜宁乡间的农舍见证了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骆耕漠与顾准的第一次相见。
骆耕漠迫不及待地握住顾准的手说：“非常欢迎你来到根据地，当年在上海我即仰慕大名，可谓神交已久啊！”
“耕漠兄过奖了，你在经济学界大名鼎鼎，我早有所闻，只恨无缘相识。没想到能在敌后相遇，真是欣慰。”
骆耕漠与顾准可谓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们从上海一直聊到苏北，彼此介绍了情况。骆耕漠的到来令顾准温暖了许多，数星期的寂寞为之一扫。骆耕漠最后说到主题，在详细介绍盐阜根据地财政状况后，恳请顾准出任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骆耕漠的真挚、坦诚以及敦厚的长者风范令顾准很感动。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骆耕漠。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此开启了他们之间的愉快合作。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友情一直维持到他们终生。
盐阜区是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军部与华中局等大量军政机关云集于此。军费与行政费用的庞大开销，决定了盐阜区财经处具有非同一般意义上的地方财经部门的重大责任。
顾准到任，立刻协助骆耕漠积极开展工作。当时反扫荡胜利不久，根据地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尤其是粮油盐菜等生活必需品。在部队、地方开展生产运动、解决生活所需的前提下，顾准与骆耕漠采取刺激区内外商品流通、开展边贸等手段，有效地缓解了供给的突出矛盾。盐阜区盛产棉盐，此两项均为战争紧缺物资，需求量相当大。
顾准与骆耕漠充分利用这一突出的地域优势来做文章，加大对外贸易，争取财政收入。在苏北区党委及盐阜行政公署领导下，盐阜区财经处采取了统一税收制度、实行进出口管理、依靠公粮、田赋以及盐税、关税等，加之厉行节约等措施，促使盐阜区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军民生活亦有较大改善。顾准于此功不可没。
当地老百姓有一首民谣十分生动：“雪白的棉花，嫩绿的菜，挑起盐担做买卖，不是‘四老爷’打进来，乡下人哪敢进城来。”
财经处的工作环境和谐友好，尽管工作任务繁重，但大家始终同心协力，忘我投入。其时在财经处工作的年轻干部还有项南、吴为真、里程等人，他们对新来的副处长顾准非常尊重。这也让顾准在工作中的心情特别愉快。更让顾准欣慰的是，在盐阜区工作期间，接触并认识了许多领导、朋友。有军长陈毅、三师师长黄克城、副师长张爱萍、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盐阜军区司令员洪学智、盐阜区党委书记刘彬、行署主任宋乃德等。顾准过去对他们只是有所耳闻，现在大家竟同在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工作，真让人感叹不已。而上海故交在盐阜区亦有相遇者，如区党委副书记曹荻秋、行署秘书处长刘丹、保安处长扬帆等。旧友重逢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自然不免小酌叙旧，快慰之至。
在盐阜区工作期间可谓是顾准心情特别好的时期。顾准留给世人的照片不是很多，但有一张很经典。那是一幅全身照，神采奕奕的顾准身着长军大衣，双手插口袋，面带微笑，目光炯炯地直视前方。背景则是一面镂空花砖墙。这张照片就是顾准在财经处工作期间，穿上领到的一件缴获的日本呢军大衣，在当时隶属于阜宁的东坎镇由随军记者拍摄的。溢于眉宇间的是一种自信和坚毅。由此也能够感受到顾准当时的环境与心情还是较为惬意的。
阜宁汪朱集是华中党校所在地。顾准曾在那里听过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的报告，并深为刘少奇的理论水平所折服。他开始有意识地阅读刘少奇的论著，尤其是《论党内斗争》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仿佛与自己的心灵有某种契合，他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到“过火斗争”害处时所引用的“利刃割体伤犹合，恶语伤人恨不休”极具同感。他自己曾说：“刘少奇这些报告对我的世界观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1941年底的一天，在苏北根据地的顾准突然遇到了一个惊喜。那就是妻子汪璧从天而降。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形势更加险恶。上海地下党果断安排汪璧以及顾准的妹妹陈枫等随同时任江苏省委妇委书记的陈修良撤往苏北。
见到妻子，顾准大喜过望。虽然分别不久，却一直思念萦绕。
但悲伤的是年幼的儿子在上海因病夭折。汪璧说到这一情况时，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作为父亲，丧子之痛犹如刀割。但顾准还是紧紧拉住妻子的手，尽量给她安慰。汪璧从顾准拉住她手的力度中，明显感觉到了一种安慰和力量。
不久，汪璧被安排进华中党校学习。
工作顺心与夫妻团聚，令顾准在盐阜区的心情十分快慰。那天，他来到乡间田埂，一任轻风拂面，感觉空气从未有过如此的清新怡人。
1942年摄于阜宁东坎
淮海，亦喜亦忧中坚强前行
1942年3月，苏北大地还弥留着阵阵寒意，但毕竟这已是冬季的尾声了，偶尔还能预感到一丝春的气息。正是在这冬春交替的季节，顾准离开了盐阜区，调任新的工作岗位。
事情的起因源于一位新四军元老人物。他就是新四军组建时任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兼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李一氓曾经与叶挺、项英、袁国平等共事，是早年新四军重要领导人之一。皖南事变发生时，李一氓历经艰难，终于突围抵达新军部所在地盐城。但李一氓在盐城受到长时间的审查。这在当时也是惯例，所有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人都要经过这一程序。李一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被分配工作，处于赋闲状态。以后李一氓在其回忆录中说：“那时华中局也没有一定的招待所，不管你住哪里，反正都是住老百姓的房子，一样的都是吃大锅饭，都是公家发的食，能够住哪里就住哪里，华中局绝不会过问。那时扬帆已同胡立教两人从皖南突围到军部，扬任军部军法处副处长兼盐阜地区保安处长。军部答应了我的要求，同意我住在盐阜保安处，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房子。”而顾准与扬帆又同为上海故友，走动较多。这样，顾准与李一氓即有了在扬帆处经常相遇的机会。
李一氓于上世纪30年代亦曾在上海参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对顾准之名并不陌生。两人相见，可谓一见如故，情投意合。虽然李一氓大其12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可以推心置腹的忘年交。不久，华中局任命李一氓为淮海区党委副书记、淮海区行政公署主任。
李一氓到任后，对淮海区的财经工作并不满意。当时淮海区财经处长为民主人士章乃器，李一氓觉得其工作能力有限，故特别希望顾准能到淮海区打开工作局面。
李一氓
淮海区与盐阜区毗邻，并与盐阜区合称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区党委书记则为建国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金明。盐阜、淮海同为苏北，干部之间常有交流。李一氓的提议对顾准倒没有什么，同为抗日根据地，同样做财经工作，无所谓什么选择。但对骆耕漠来讲，则是依依难舍。不过始终以大局为重的骆耕漠知道盐阜区的财经工作已初见成效，而淮海区则相对滞后。他对顾准说：“你自己决定，我尊重你的选择。”
李一氓的诚恳相邀令顾准难以拒绝，而开拓性与挑战性又常常对顾准产生诱惑。就这样，顾准前往淮海区，担任财经处处长。不久，原在淮南根据地工作的陈易调任副处长。
打开对外贸易的通道，解决根据地的需求，是顾准在淮海区首先解决的问题。淮海区没有工业，商业也不发达。因此布匹、棉花、医药、纸张以及其他的军民日常用品，都要从上海、徐州等地引进，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而根据地生产的粮食、花生油怎么输出去，同时购进需求物品，这是很大的考验。顾准与相关人员利用种种关系，打破日伪封锁，建立起地下贸易渠道，搞活了根据地经济。
对此，行署主任李一氓非常满意。他说：“虽然有时卖出的东西太贱了，买进的东西太贵了，棉衣的布料买来太迟了，这种种吃亏的地方和不方便之处，想来难以避免。但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没有遇见过寒冬腊月部队还在穿单衣的情况。但是不管什么，买进来的可能是布匹、纸张、棉花、药品及其他等等，出去的基本上是粮食和植物油料，都是农产品。”
当时，在敌占区市场上，逐渐形成以布匹或者面粉来衡量所有商品的价值，代替了国民党的法币和敌伪政权的伪币。淮海区在出口粮食上，也是根据这规律来进行交换。所以拥有充足的粮食和植物油的储存，则掌握了贸易的主动权。
田赋和税收是淮海区的主要财政收入。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说法：“吃饭靠田赋，用钱靠税收。”顾准经过详细考察后，组织制订了淮海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税法，既合理负担,又利于发展生产。这个照顾各阶层利益的税收原则，调动了辖地一切抗日阶层的积极性。
淮海区作为一个独立型经济区域，在货币问题上，必然要排斥法币和伪币进入其流通市场。当时，周边的盐阜区、苏中区、淮北区等都陆续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为此，李一氓要求顾准迅速建立淮海区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顾准奉命而动，雷厉风行，经四个月筹备即成立了淮海银行。李一氓任命顾准兼任淮海银行首任行长。银行挂牌那天，锣鼓喧天，气氛热烈。淮海区党政军民为拥有自己的银行而感到骄傲和兴奋。
淮海抗币也在第一时间印制发行。这是一种以元为基本单位、以角为辅币的货币。因为当时没有硬质纸张，就采用一种白细布来印成抗币，用号码机打上号码，再加盖李一氓铜印。在淮海区共发行了两千多万元。其发行保证不是金银，而是粮食。李一氓说：“我们只把它当成商品流通手段，没有把它当成财政手段。”淮海抗币的发行，有效抵制了伪币、法币的进入，稳定了区内经济。顾准又适时地发放诸如纺织、商业、榨油、手工业等各种贷款，促进了经济繁荣。面对淮海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作为行署主任的李一氓自然是乐在其中。而对顾准的贡献，李一氓也绝不吝啬夸奖。他多次说：“我请来了一个财经专家”。以后，李一氓又任命顾准兼任贸易局局长。
与顾准同事的陈易，对顾准的工作激情和工作能力很是敬佩。他说：“顾准过去读过很多书，有思想，有见解，对许多问题都有高识卓见。他在淮海地区虽然时间很短，但建立了不少制度，比方说粮食系统、税务系统，建立银行，发行淮海票子”，“顾准具有高超经济理财才能，这在我相处的朋友中是很突出的。”
1943年2月的一天，李一氓代表淮海区党委找顾准谈话。通知顾准将工作移交陈易，准备前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事情很突然，顾准几乎没有精神准备。以后陈易说：“顾准之所以调延安学习的原因是：敌后环境残酷紧张，而顾准有才华，值得进一步培养。”
当时，日军对敌后根据地频繁扫荡导致环境恶化。为了保存培养干部，以备将来之需。中央要求各根据地派出一批干部到延安学习，这是大背景。但具体到顾准，还是另有原因的。
此前的1942年底，淮海区经历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就在日军扫荡淮海区前夕，顾准与副行长卢纯根到高沟镇了解相关业务情况。次日，得知日军扫荡淮海，行署机关已紧急转移。在与上级机关无法联系的情况下，顾准撤离到涟水县，偶遇行署交通局长朱月三。朱月三随即将顾准安排到盐河边其族侄家中暂住。数天后，朱告知顾准，他曾遇见区党委组织部长张彦与宣传部长杨纯夫妇。他们托朱告诉顾准，现在形势紧张，区党委和行署人员已经分散，让其在原地隐蔽，待形势好转再联络他。就这样，顾准在盐河边竟住了一个多月。直到他得知区党委书记金明已过盐河抵达黄克诚三师地域后，乃主动过盐河与金明联络，并随金明返回行署新驻地。
然而，正是这一个多月的隐蔽，又一次改变了顾准的命运。顾准返回后得知大多数打埋伏的同志早已主动找回行署，积极参加扫荡后的修复工作。而顾准埋伏了一个多月未与组织联系。这令金明、李一氓都很不满。虽然未被视作逃兵，但在他们的眼中却是极不光彩的。顾准无法辩白，唯有自责。区党委随后即作出决定：顾准到延安学习，而他的妻子汪璧则返回上海工作。
委屈、无奈、孤独，顾准是在这样一种与来淮海区反差极大的心情中离开的。好在目的地延安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经历了这些挫折，顾准也变得更加成熟与坚强。
往延安一路充满艰辛曲折，顾准一行竟走了半年多。他参加了延安的整风学习，也开始反思一路走过来的起伏之路，并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新的工作。1944年，顾准被调进中央党校校务部工作。后来，中组部长陈云点将，顾准又调任边区财经会计培训班教员。在延安期间，顾准见到了从新四军军长任上抵达延安的陈毅。知道顾准经历的陈毅热情地与他叙旧，劝其放下包袱。陈毅称，当时淮海区领导人麻痹大意，没有做好反扫荡准备。所以责任不在你。陈毅此说令顾准感到特别的温暖。顾准觉得“唯一可以洗刷这一终身耻辱的，是今后的实践。”正是陈毅的信任，为日后顾准重返华中工作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央的决定，刘晓率领顾准等一批干部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但顾准抵达淮阴时，却改变了行程。原来淮阴已成为新成立的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即为当年十分欣赏顾准的李一氓。而华中分局组织部长兼财经办事处主任为同样了解顾准的曾山。顾准就这样结束了前行而被留在淮阴。
面对熟悉的地域环境，顾准难免百感交集。但他很快振奋精神开始了新的工作。他受命担任华中分局财委委员，负责“党产”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顾准又相继担任山东工商总局副局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上海首任财税局长等。他以杰出的理论与实践，彰显其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天赋，成为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