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期，颜伏在朝鲜留影。

    颜伏同志是我熟悉和尊敬的老首长。这位老红军，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将，是抗美援朝时战功赫赫的炮兵名将。我一直深深怀念他。

    抗日战争时期，颜伏同志在苏南苏北多次战斗中，显示了英勇奋战的雄风和威名。我首次接触他，是1946年两次涟水保卫战中，我带领民工担架队直接支援他指挥的部队作战并随同北撤山东。不久，中央命令我们北撤的干部一律返回原地，坚持敌后斗争。临行时他和彭冲同志(时任新四军第六师第五十二团政治委员)送给我们几挺轻机枪、步枪和部分弹药，对我返回家乡坚持敌后斗争是有力的支持和鼓舞。淮海战役后，他是华野六纵十八师副师长，我在纵队政治部当干事。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任济南军区炮兵司令员时，我在其所属炮兵二十四团当了五年政委。他的言传身教亲切关怀，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颜伏同志是战争年代我军基层指挥员中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他1911年出生于四川省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县)，幼读私塾，1929年考入成都民立大学政治系，1931年到北平读书。在校期间，他受进步思想影响，193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北平、梁平两地从事革命活动，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在白区工作时，他曾三次被捕，意志坚强，英勇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机智地逃出虎口。1937年，中共中央北方局选派一些政治上可靠、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由他带队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从抗大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先后任新四军军部、第三支队司令部作战参谋，军部参谋处三科科长，六师作战科长，十八旅五十四团、五十二团参谋长，苏浙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六师四十八团参谋长、团长。他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有勇有谋，屡建奇功。他当参谋时，在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敌人冲散，他将失散人员和电台集中起来，带领100多人突出重围。1946年7月在攻打泰兴城的战斗中，他指挥部队第一个从东城门冲进泰兴城，为整个战斗打开了突破口，与兄弟部队一道为七战七捷打了漂亮的第一仗。粟裕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泰兴之敌，对我威胁最大……这是苏中战役的首战，也是华东我军在解放战争还击蒋军大举进攻的第一个胜利的战斗。”

    1947年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颜伏同志率领四十八团主攻吐丝口镇。他趁夜色强攻，亲自到前沿阵地，带伤指挥作战，大大鼓舞了全团士气，巩固了既得阵地并乘胜扩大了战果，为莱芜战役首立战功。淮海战役攻击碾庄外围据点彭庄战斗受阻，他审时度势，提出良策，被纵队王必成司令员采纳，顺利攻克彭庄。他因此被誉为“特别能打仗”的团长。

    抗美援朝期间，颜伏同志率炮七师入朝参战。在粉碎敌“秋季攻势”中，他任战役炮兵司令员，统一指挥支援五圣山前沿作战的各配属炮兵部队，协同十二军、十五军粉粹敌人向上甘岭地区的疯狂进攻。“将在谋，兵在勇”。颜伏同志尊重科学，注重调查研究。他利用战斗间隙，组织学习或采用以会代训、轮训等方式培训干部战士，有效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他要求机关干部到基层一线去，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并亲自带头深入连队，听取干部战士的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地进行战场练兵。为确保每一次决策准确无误，他不住在指挥所而是住在一线部队，经常冒着危险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和地形，正确果断地指挥每一次战斗；他战前多次强调“以保证步兵的胜利为最高原则”，“要满足步兵的要求，密切步炮协同，保障作战胜利”。历时43天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我军先后投入作战的炮兵部队有：炮兵二师、炮兵七师、火箭炮兵二○九团、六十军炮兵团，以及抽调的地炮和高炮营连，共有山、野、榴炮114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颜伏指挥这些建制不同、炮种不一的庞大炮兵群，在整条战线上实施步炮密切协同，支援步兵实施反冲击43次，阻击敌人39次，袭击敌集结的有生力量6次，与敌炮战16次，毁伤敌炮112门、坦克28辆，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摧毁地堡279个，击毙敌人达1.3万多人，占歼敌总数的58％，80％被敌占领的我军坑道是依靠强大的炮火夺回的。美军不得不承认，“战斗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大炮发挥了惊人的作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写道：“此战是我军所进行的最猛烈的炮战，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毛泽东主席在1952年12月上甘岭战役胜利后指出：“我军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并称赞：“这是奇迹。”颜伏同志就是创造这一奇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被誉为我军炮兵名将是当之无愧的。

    抗美援朝回国后，颜伏同志调任山东军区炮兵司令员、济南军区炮兵司令员，为军队和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功勋卓著，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具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他耿直爽朗，是位可亲可敬的长者。颜伏同志讲原则，重团结，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倍感温馨。他虽是知识分子，但从没有瞧不起工农干部。他虽是一团一师之长，但向来同基层干部打成一片。他正直无私，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他鼓励孩子们：多吃苦，多锻炼；先成人，再成才。“文革”中，济南军区炮兵机关是开展“四大”试点单位，颜伏同志作为主要领导坚定不移地把握军队必须稳定的方针，顶住重重压力，排除种种干扰，保持了机关和部队的正规秩序正常运转。这期间，他的家被“抄”，夫人陈真被“隔离审查”，但他毫不消沉，坚持到部队了解情况，反复强调部队要稳定，要坚持训练。在一度病情严重时，他仍平静地对女儿说：这是少数人的行为，要相信党，要顾全大局。

    颜伏同志对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有着极深的感情。他为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的开工复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说，活着的人不能忘记牺牲的先烈，忘记他们就是忘本。共产党人不能忘记老百姓，忘记老百姓，就成了无水之鱼。他工作之余，常看望驻地生活困难的乡亲们。1965年冬的一天，在去仲官镇于家洼村的路上，看到放羊的马永贵大爷鞋子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用一些线绳捆着，他就有意识地和马大爷聊天，用手量鞋的大小，暗记心中。回家后就按尺寸买来一双新鞋，第二天亲自送去。马大爷感动得不得了，咧着嘴笑，抹着泪哭，逢人便讲他穿上了“司令鞋”。消息传遍周边几个村，大家齐赞共产党的干部关心人民。如今，羊倌与“司令鞋”的故事，成了赞扬他和他所代表的共产党干部的一块丰碑立在人们心中。直至离休后，人们仍能看到颜伏同志忙碌的身影及其体现的革命军人的战友之情和公仆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