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和全国抗战形势的推动下，国共两党最终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1938年初，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思想上想不通，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
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这是要干什么？打日本鬼子为啥非得戴国民党军帽，穿国民党军服？有的说：“我们打了十年，牺牲了千千万万战友，打来打去向国民党‘投降’了，能说得过去？”……还有人干脆“干地方”去了。
陈锡联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有的老战士生气地往地上礅枪托说：我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了10年仗，现在却要换上他们的帽子，成了他们的部队，改编就是投降。一些新解放不久的原国民党军队的战士心里也憋着气，纷纷议论：“我们戴上红军帽没几天，脑壳还没有捂热，现在又要我们摘下来，戴上原来的帽子，真是想不通！”
李聚奎上将回忆：九年前，我参加平江暴动，从国民党军队里冲杀出来，此后一直与之作战。我万万没想到今天又得重新戴上“青天白日”帽花，这在感情上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杨成武上将的回忆录中，对换帽子风波记述得最为生动、详细：
……我换装完毕，径直朝一营驻地走去。二连一排住在村头一幢大院落里，还没进门，就听得一阵暴雨般争辩声。我的腿刚迈进去，争辩声顿时停止了，院内的同志们都站起来。我定睛一看，好家伙，地上扔着好几个青天白日帽徽，有的还被踩到烂泥里去了。几位战士满脸通红，额头冒汗，竭力遏制着自己的怒气。
我说：“全捡起来，一个也不能少，丢了还没处补发呐。不戴它，国民党不让你东渡黄河抗日！”
他们沉默了一会，也许见我也戴上了这东西，于是把地上的帽徽一个个捡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问我：“团长，过去咱们的枪口一直是对准这东西开火，现在怎么戴起它了？戴上它，咱们红军岂不是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了？”
“改编改编，我看是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当！”
“戴红五星一样抗日嘛，干么非戴它？群众见了我们会怎么想？”
面对这些问题，红军进行了普遍深入的统一战线教育。1937年9月3日，一二〇师抗日出征誓师大会，贺龙师长说：“10年前我们为什么丢开白帽子戴红帽子，今天为什么收起红军帽子戴国民革命军帽子。过去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今天为了抗日，我们戴国民革命军帽子没有关系，只要是为民族解放的事，老子穿花裤子都可以的。”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冒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师长刘伯承代表中央军委宣读一二九师各旅干部的任命书。
宣布完任命书，刘伯承将头上的红军帽脱了下来，他缓缓地抚摸了一下红五星，“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这就叫‘西瓜政策’，外面是青的，里面是红的。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决不会动摇”。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
虽然指战员思想上都弄通了，可是在上交原来的军衣和帽徽时，所有人都把一直跟随自己的五星八角帽悄悄地珍藏了起来……
（ 据《军事史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