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起：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项英在延安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内具有传奇色彩的情报特工人员。他从1931年开始转入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此期间，他先后在中央特科、中央社会部、中共华南局、中共华南分局和中共香港工委等部门主管情报工作，做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光辉业绩。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并派兵进占上海租界。我在租界内的地下党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在上海的领导同志及秘密机关处于极危险的处境。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指示：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应向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

　　在转移前，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亲自审定了交通站、交通员，确定了交通线。这些交通员大都是年富力强、精明能干、革命性强的同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陆续把大批干部平安地转移到了淮南根据地，中间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情况，只有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在撤退途中经过瓜州时，曾被伪军盘查扣押了数小时，后来总算因处置得当而脱离了险境。但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高级干部的撤退行动必须更妥善地安排好交通路线，否则是很危险的。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又电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和潘汉年等人，让他们安排自己的撤退。鉴于刘长胜上次撤退时的教训，而且这一次要撤离的人员目标更大，需要更严格的安全保障。潘汉年与刘晓、王尧山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动用情报系统，利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关系开辟一条交通线，以保万全。

　　李士群大革命时期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过，1934年被捕后为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不久又投靠日本特务，在汪精卫叛国后充当汪的得力助手。他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又设法同中共方面联系。经中央社会部的批准同意，我们也希望争取他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事，有限度地为我所用。于是，由潘汉年出面，通过联络人员提出同李士群会面。当潘汉年向李士群提出“准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可能还会带几名助手，希望能得到帮助，为路上的安全提供保证”时，李士群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不成问题，而且今后我要到临近新四军根据地的地区搞‘活动’时，也希望你们能够谅解。还请你们继续用电台和我保持联系，多交换一些情报。”为此，李士群指派专人具体负责，由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护送，帮助潘汉年一行经由镇江北上。　

　　1942年11月初的一天，刘晓、王尧山和夫人赵先，以及江苏学委书记张本，各自按约定的时间到上海四川路的一家旅馆集中，第二天黎明，四人又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的一家商号与潘汉年会合。这天，潘汉年穿了一套时髦的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十足，俨然一副阔绰的洋行经理的样子。正寒暄间，已经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大家上车后直驶上海火车站。到了车站，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把他们引进了餐厅进餐。吃过早饭后，直接从贵宾通道上了二等车厢。

　　车站外，熙熙攘攘的乘客正连推带挤地向普通车厢涌去，日本宪兵和警察一一进行严格的盘查，而二等车厢里，设备豪华，环境优雅，只有寥寥几个旅客。据赵先回忆，这样阔绰的旅行她还是平生第一次，比起两个月前和刘晓、刘长胜同去南京时，挤在跑单帮生意的人中间，被日本宪兵推推搡搡的情景，简直有天壤之别。

　　火车到镇江后，李士群指派专门负责此事的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亲自到车站迎接。胡均鹤大革命时期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1932年在上海被捕后投靠了中统。抗战时期，他担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1941年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汉年同他之间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胡均鹤将潘汉年一行安排住进了镇江有名的金山饭店。路上，王尧山颇有点紧张地悄声告诉刘晓：“那穿西装的小个子是胡均鹤，那穿长衫的是刘毅，他们都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我们可要当心点。”刘晓听了顿时警觉起来。午饭过后，刘晓径直找到了潘汉年：“汉年，我看咱们要赶快离开。”“到了镇江了，忙什么？下午逛金山寺，明天地方长官请吃饭。”潘汉年笑着说。刘晓着急了：“你知道胡均鹤、刘毅他们是谁？他们都是我们党的叛徒，是汪伪的特务头子！”潘汉年正色起来：“不错，他们都曾是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后来因为受不了国民党的严刑逼供而叛变。他们也明知跟着汪精卫、李士群干没什么好结果，所以都想为共产党、为抗日做些事，以留后路，争取宽大。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再说，南京、瓜州渡、江阴都有‘检问所’，特务多如牛毛，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别想迈出镇江一步。况且，他们并不认识你们，只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尽管去赴宴，自称上海商人，是跟我到新四军那边做生意的就行。”

　　刘晓终于心里有了点底。大家换好了衣服，下午在胡均鹤、刘毅的陪同下游览了金山、北固山。一路上潘汉年谈笑风生。第二天，大家又应邀赴宴。当然，席间谈的也都是金山寺风景一类，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

　　第三天一早，刘晓、潘汉年一行五人在胡均鹤的安排下，乘上了一条去仪征的机帆船，刘毅亲往护送。机帆船逆长江而上，下午就到了仪征县城，刘毅早已在仪征城内安排好了旅店。次日天刚蒙蒙亮，刘毅找来几名挑夫，帮刘、潘等人提着行李。大家换上了中装短衫等方便行走的衣服，往城门去了。到了城门下，城门还没开，“检问所”也空无一人。刘毅大声叫道：“开城门！”一会儿就见从警卫房里跑出个伪军，看了看刘毅，忙掏出钥匙，打开了锁，推开了老旧沉重的大木门。大家出了城门，谁知刚走不多远，城墙上就有一名伪军军官探出头来高喊“站住”。潘汉年转过身来高声呵斥：“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过这一训，那人没声了，缩回了头。

　　大家继续在泥土公路上前进，走了十几里路，就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拐进一条小岔路，走不多远，迎面是一排小岗，两个站岗的儿童团忽然探出头来：“站住，不许动！”看着这两个威严而又认真得可爱的孩子，大家都会心地笑了。潘汉年上前笑嘻嘻地对他们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来了，还不快去报信。”一个孩子撒丫子跑回村里去了。不一会儿，当地的乡长就赶来迎接他们，并招待他们吃了午饭。饭后，刘毅就带着便衣和挑夫回仪征了，潘汉年向他们表示了谢意，并坚持付了挑夫们酬金。他们一行又在新四军二师防区内步行了三天，才找到了淮南地委，书记刘顺元亲自把他们送到了上海撤退出来的干部集中地——盱眙县顾家圩子江苏省委机关所在地。先期到达的省委负责同志刘长胜、沙文汉（建国后曾任浙江省省长）、刘宁一等都跑出来欢迎他们的归来，祝贺他们撤退的胜利。

　　这传奇式的故事迅速在顾家圩子传开了，大家纷纷称赞潘汉年神通广大。要知道当时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是多么的困难，多么危险！像刘晓、潘汉年他们这样大摇大摆，有专人护送，平安自在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到达根据地后，潘汉年很快就见到了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代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向两位领导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把士群表示愿意和新四军联系“合作”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并提供了所收集到的有关日伪清乡和扫荡的情报，陈、饶二位以及中央情报部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不久，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负责遥控指挥上海的情报工作。

　　这次撤退的顺利成功，同时也为新四军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建立了一条新的秘密交通线。后来，潘汉年的政治交通员何荦以及其他几位根据地的干部都曾利用这条秘密交通线往来于敌我管辖区之间，一直没有出现过安全方面的问题。

　　刘晓、潘汉年一行之所以能够巧妙地利用统战关系，顺利平安地通过敌占区封锁线，完全是按照中央关于敌区工作的正确方针长期工作的结果，是潘汉年对李士群这样上层汉奸特工人物所做争取工作的一个积极成果，也是他对胡均鹤、刘毅这样的汪伪特工人员进行分化瓦解工作的巨大收获。这本是潘汉年的一大功绩，然而十多年后，功过是非被戏剧般地颠倒了。这次淮南之行成了所谓的“镇江反革命事件”，成了刘晓、潘汉年一行勾结敌伪的罪行，成了“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重大罪证之一。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