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

办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

　　1933年初陶铸来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陶铸经周恩来、董必武向国民党交涉营救出狱。陶铸出狱后，即被党派到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长。

　　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中国共产党准备利用湖北省合作委员会等机构训练几批合作指导员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训练地点设在湖北省应城县的汤池。周恩来、董必武研究决定，派陶铸以共产党员身份公开领导这个训练班的工作。

　　1937年12月22日，训练班第一期开学了。这个训练班是按照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榜样办的，教师和学生六七十人，主要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游击战争战略战术。除课堂分组讨论和军事练习外，还到农民家里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农民劳动。

　　第一期仅仅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接着办第二期。各地要来汤池训练班的青年学生越来越多，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军统头子康泽调派别动队到皂市监视、收集情报。蒋介石也出面干涉，他质问王明：“汤池训练班这样搞，影响统一战线”，“你们怎么在这里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

　　王明回来和蒋介石唱一个腔调，叫嚷什么“陶铸太左了。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不要讲党的建设、游击战争、马列主义，只讲合作社就行了。”董必武和陶铸不同意王明的错误意见，仍然要坚持讲党的建设、马列主义、游击战争。

　　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的坚决斗争，从1937年底至1938年5月，训练班共办了四期（前三期在汤池，第四期在武昌），先后培训了300多名青年干部，均以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在应城、京山、钟祥、天门、汉川、云梦、安陆、荆门等县，以及鄂西、鄂北、鄂南、鄂东地区。这几批革命火种撒到湖北省各地，在党的领导下与抗日民族先锋队、假期回乡知识青年及各县知识青年、各地进步人士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徐州失守后，党中央1938年5月22日明确指示长江局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队和游击区”。周恩来和董必武将中央这一指示传达后，董必武又指示：“汤池训练班还须办下去。”陶铸坚决拥护和执行了党中央这一指示，他坚定地说：“汤池训练班不能在汤池办，就换个地方办；训练班遭到反对，就改为‘临时学校’；不能公开办，就秘密办，唯内容不变——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培养我党游击战争骨干力量，武装民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在陶铸的组织和领导下，排除和抵制了来自国民党顽固派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又办了两期汤池临时学校，招收鄂中地区知识青年，为本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工作培养干部。

不断壮大革命队伍

　　国民党顽固派视陶铸为眼中钉、肉中刺，欲将陶铸赶走。王明也要将陶铸驱逐得越远越好。周恩来和董必武考虑，陶铸是黄埔军校学生，参加过南昌和广州起义，独自在福建东南搞过武装斗争，像这样有斗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对今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能起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指示陶铸不要走远，暂在沙市待命，以便随时回到鄂中地区继续担任领导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和鄂中相继沦陷。陶铸很快从沙市转道宜昌，回到鄂中京山县丁家冲与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会合。陶铸到丁家冲时，仅有蔡松云带了八条枪和十多个人。陶铸立即着手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他委派蔡松云为队长、陈秀山为政治指导员；指示鲁尔英把武汉沦陷前托人在香港买回的两打驳壳枪及一些长枪从湖区立即带上山来；集中黄定陆的京山独立队；另外还将经过我们党改造的郭仁太的队伍，以及经过统战工作的国民党应城县政府保安大队，都先后集中在丁家冲、李家冲、猴子凹一带。陶铸又发动干部群众收集国民党逃兵所遗弃的枪支弹药来武装队伍。至11月间，各路人马达500余人。

　　在鄂中党委的领导和组织下，成批男女青年纷纷来到丁家冲，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党委决定由杨学诚主持地方工作，建立县、区组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并派沈少华、安琳生（余秉西）与应城县矿区资本家搞好统战关系，团结他们共同抗战。在党的领导和陶铸直接指挥下，鄂中抗日斗争形势发展很快。

　　人和枪多了，问题也相应多了。一则因为部队刚组织起来不久，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更没有实战经验；二则因日寇野蛮凶恶，经常进行扫荡和骚扰，加上阴历年关已近，许多战士是当地人，想回家过年。1939年春节前，日寇连续对丁家冲、熊家滩一带进行扫荡，在反扫荡战斗中，特务大队损失很大，大队长鲁尔英牺牲，蔡松云的挺进大队也受到部分损失。

　　面对挫折，有的同志灰心丧气，而陶铸则意志坚定。他斩钉截铁地对大家说：“目前工作的艰苦和环境的险恶，更能锻炼我们的意志。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失败者成功之母，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陶铸还用周恩来在武汉沦陷前夕各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和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给干部和战士反复做政治思想工作。他说：“我们应当学习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要反对中途妥协投降，反对消极应付。疾风知劲草。我们在困难中，要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是我们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艰苦的战争环境与工作紧张劳累，陶铸的肺病发作，咯血，发高烧。但他仍坚持与干部战士谈心做工作，考虑重大问题。他1939年在大洪山打游击时所写的那首《七绝》，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艰苦斗争的情景，抒发了他为党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伟大胸怀。

　　寇深日亟已无家，策马洪山蹈日斜。

　　风自寒人人自瘦，拼将赤血灌春花。

击毙日本皇族亲王

　　1939年初，党中央察觉到国民党顽固派会有反共逆流出现，特派李威（李先念）、马致远（刘子厚）、娄光琦等南下至长岗店鄂北专员公署与石毓灵交涉南下打游击的事宜，以便增强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力量，顶住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反革命逆流。

　　3月9日，陶铸事先得到情报，有五六十名日军押送几十条船，由应城县沿富水向京山宋河运输物资，据闻船上还有一些军火。陶铸决定打一次伏击。他在动员时说，这次伏击战斗的目的，一是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扩大政治影响，更好发动群众，给害了恐日病的国民党军队一付清醒剂；二是可以锻炼部队；三是可以搞一些敌人的军火和物资。他指定蔡松云、黄定陆为这次伏击战的正副指挥。

　　当敌船进入伏击有效射程时，机枪、步枪、手枪同时开火，手榴弹在敌船上爆炸，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有的中弹落水，有的死伤在船上，有的慌忙藏在甲板下，有的跳入水中向对岸鼠窜。当侦察员报告发现宋河方向有敌人骑兵前来增援时，陶铸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迅速转移。

　　这次伏击战，毙伤敌军20余人，缴获“三八”式步枪两支和一部分劳军物资（船上并无军火）。事后得知，在击毙的敌人中，有日本皇族亲王一人，是劳军团的团长。宋河至应城一带敌人，还为他戴孝三天，后用飞机将其尸体运回东京。

　　经过这一战斗，部队受到了实战锻炼，更激发了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京山、应城两县人民闻此捷报，欢欣鼓舞，抗日热情高涨。原来气焰嚣张的日军，不得不在运输线上加强巡逻和保护。

游击队攻打县城

　　这次伏击战告捷后，游击武装力量受到了很大锻炼，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又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39年4月间，武装队伍集中在杨家河进行第三次整编。整编完毕后，一个夜袭云梦城的战斗方案已在陶铸的筹划中。

　　据敌情侦察，陶铸得知云梦城内只有一个日军宣抚班和伪军，分驻在城内几个据点。南门城墙曾被敌机炸塌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陶铸对孙耀华、徐休祥、蔡松云三个队领导说：“云梦城的敌情我们已侦察清楚，现在是打云梦城的好机会。到现在我省还没有攻打县城的，我们要敢打！这是一次攻坚战，也是一次政治宣传战。”陶铸在征求大家的意见之后，攻打云梦城的计划就定下来了。

　　第二天夜幕降临，部队出发。这次攻城的战斗部署是：城东放一个中队，向孝感伍洛寺警戒（敌人据点距云梦县城35里）；城南放一个中队，向隔卜潭、长江埠方向警戒（敌人据点距云梦城30余里）；一个中队和全部手枪队从南门城墙缺口处登上城楼，打开城门，然后分别攻打敌人的几个据点。战斗完毕后立即撤退出城，到指定地点大山头集合。陶铸率第二大队在清明河作预备队。

　　由于计划周密，战斗进展顺利。此战击毙敌人20余人，生俘30余人，缴获枪枝20余支，大刀10余把，手榴弹和子弹10多箱。天刚亮，战斗结束，部队即按原计划撤出云梦城。

　　抗日游击队攻下云梦县城的消息，在方圆几百里一下子传开了。种种传说像神话一般，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群众抗日的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