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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反导体系的构筑
作者: 刘炳峰 责任编辑:魏冉 来源:《铁军》2017年第7期 日期:2018-07-18 浏览次数:7767
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演讲,宣布拟建立美国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后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
其实,早在1963年12月我国“两弹”研制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主席就根据其“有矛就有盾”的理论,从我国战略防御的现实需要 出发,明确提出要发展中国的反弹道导弹问题。
“640”指示和“640”工程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逐渐被“核讹诈”的乌云所笼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核国家——美国和苏联,组成“北约”和“华约”,相互挥舞着核大棒,怒目而视,冷战对抗……
身处美苏核讹诈夹缝中的东方大国领袖毛泽东,高瞻远瞩,纵览全局,从那时起就决意要打破美苏的“核垄断”,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核武器。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来京参加中国的国庆五周年庆典活动。毛泽东主席借机向赫鲁晓夫表达了希望帮助中国研发核武器的意向,但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傲慢拒绝。因此,从1955年开始,毛泽东等便召集中国的有关科学家开会,首先从寻找铀矿开始,迈出了“独立自主”研制我国核能武器的新步伐。
1957年10月,毛泽东应邀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其间,在观看苏联研制原子弹、氢弹等尖端武器的纪录片时,毛泽东对坐在身旁的彭德怀说:“我看,矛和盾总是同时产生的,有矛就会有盾。”彭德怀心领神会:“是的,一种新武器的出现,总会有对付它的新办法。”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从哲学的高度,审视和思考打造中国人自己的“制敌之矛”与“御敌之盾”了。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聂荣臻关于我国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关于研制反导弹武器的想法。这时,毛泽东决策的“两弹”研制业已进行。因此,他对聂荣臻说:“我们的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我们又是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除了搞点进攻性武器外,还是要搞防御性武器。”
十天之后,聂荣臻便召集钱学森、王诤、张劲夫、王秉璋、安东等人开会,开始研究反导问题。
1964年1月2日,在中国的原子弹即将爆炸之前,毛泽东再次督促聂荣臻:“还是要从防御上发展,要研究反导弹武器。在数量上(指“两弹”)我们搞不过他,这个问题(指反导武器)要抓紧研究。”并说:“要组织一批人,让他们吃饭不干别的,专搞这个事。”还说:“搞不成不要紧,搞成了用不上也不要紧。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也没有什么用处嘛。”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聂荣臻随后又找来钱学森,就有关反导问题进行咨询与研究。1月24日,聂荣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反弹道导弹是个高度复杂的技术,当前美苏等国也把这个问题作为打破核僵局的关键。我已建议成立一个组,由钱学森负责,探讨发展防导弹的任务、技术途径、核技术培训等问题。”
为了直接听取专家意见,获取第一手资料,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召集钱学森、竺可桢、李四光三位科学家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见面后,毛泽东先与竺可桢、李四光两位科学家闲聊,接着又向钱学森了解我国正在研制的“两弹”进展情况。随后他话锋一转,说:“总是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地下去也是一种防御。”钱学森回答:“我们现在正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技人员小组,准备研究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毛泽东听后,再次重申:“有矛就会必有盾。要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毛泽东所说的“矛”就是导弹、原子弹,“盾”就是指对付导弹的反导弹系统。
由于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和谈话,大都是1964年初集中提出来的,所以被称为“640指示”。而随后开始的我国反导系统研究,也被称为“640工程”,并成为我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中国版“星球大战”计划正式实施
为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精神,1964年3月23日,国防科委召开了“弹道式导弹防御科学讨论会”。会议由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主持,另有四机部部长王诤,以及十院、科学院、炮兵等单位共30多名专家和领导干部参加。
会议决定,在国防部五院二分院成立“防御规划第一小组”。该小组由8人组成,主要任务是负责制订反弹道导弹和红旗3号的总体规划,在年内拟订出技术途径和战术技术指标。二分院副院长蔡金涛具体负责指导这项工作。会议初步确定了反导的三种技术途径,并做了相应分工:第一种途径是“以导弹反导弹”,由国防部五院负责;第二种途径是“以超级大炮反导弹”,由炮兵科学研究院负责;第三种途径是“以激光反导弹”,由科学院上海光电所负责。
会议结束后,国防科委向毛泽东主席及有关部委呈报了《关于防御敌人导弹的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报告。毛泽东阅后,非常高兴。
根据钱学森的要求,宋健等组织人力对国外相关的情报资料展开搜集和分析工作。5月,宋健向钱学森提出报告,建议应首先从低空拦截反导弹系统的研制入手,研制主要性能指标为:识别高度80公里、拦截高度15公里、导弹飞行时间约20秒、导弹平均速度1500米/秒的“低空反导导弹”。钱学森阅后认为可行并表示同意。随后,二院开始进行有关的技术设计工作。
随着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及1966年10月我国“核弹”与“导弹”结合的发射成功,证明我国已经拥有了“制敌之矛”。因此,“御敌之盾”的研制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1965年1月4日,以国防部五院为基础成立了第七机械工业部,五院所属的二分院改称七机部第二研究院,专门从事地空拦截式导弹的研究。2月七机部在二院二部“反导规划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711所。6月30日,在711所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反导弹武器系统总体研究所”,即七机部二院26所。钱学森提议宋健担任所长,承担我国反导弹的技术抓总及反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任务。
这年5月10日,中央专委还发出了《关于防御敌导弹的研究工作问题的通知》,要求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中国科学院、军委炮兵、国防科委二十基地等部门,必须把防御敌导弹的研究纳入本单位的年度和长远规划。7月8日,国防科委向毛泽东和中央专委呈交了《关于反导弹防御体系的研制规划报告》。8月27日,中央专委批准了该报告。从此,“640工程”作为一项国家重点科研攻关项目,正式纳入到国家科技发展的规划中。
1966年2月23日,经过一年的研究探索,国防科委召开了“640工程”工作汇报会。会上,对我国的反导研发方向进一步细化,并明确了五个工程项目的分别代号:反弹道导弹系统为“640-1工程”;超级大炮系统为“640-2工程”;激光炮系统为“640-3工程”;预警雷达系统为“640-4工程”;弹头再入物理现象的研究为“640-5工程”。
这年6月,国防科委二十基地还在库尔勒组建了第四试验部,开始进行反导弹靶场建设。此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业已席卷全国,“640工程”也受到了波及。但当人们知道这是“毛主席亲自倡议、督促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后,就没有人再敢去横加干涉和阻挠了。
1967年10月,国防科委召集参与“640工程”的各有关单位在北京开会,明确提出,争取在今后五六年内,研制成功我国的第一个反导弹武器系统。这次会议,大大加快了中国反导项目的研发进度。
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公然叫嚣将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使中苏关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受此影响,毛泽东一方面号召全国军民“深挖洞,广积粮”,加快进行“三线建设”,另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加快我国反导系统的研究步伐。这年8月14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七机部二院被改组为“反导反卫星总体研究院”,开始实施名副其实的中国版“星球大战”计划。
“640工程”无果而终
“反导反卫星总体研究院”成立后,便开始集中一切力量,重点进行“反击”系列的反导拦截导弹及“先锋”系列的反导大炮的研制工作。
当时,“反击”系列的拦截导弹分为三种,并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武器试验器,即“反击一号”;第二阶段为低拦武器,即“反击二号”,用于拦截中程地地导弹;第三阶段为高拦武器,即“反击三号”,用于拦截洲际导弹。
“反击一号”武器试验器,本来是最早提出的研发项目。在宋健等提出建议之后,1968年1月10日国防科委就批复同意了“反击一号”模型弹研制及飞行实验,但因“文革”爆发,“反击一号”研制计划曾一度搁浅。直到1970年8月,“反击一号”第一发模型弹才在二十基地开始进行飞行试验,并达到了预定目标。
“反击二号”比“反击一号”起步要晚,于1970年才开始进行方案的论证和研制工作,但其进度却是后来居上。从1971年10月至1972年4月,“反击二号”先后共进行了6次小比例(1∶5)模型弹弹射试验,5次获得圆满成功。但是,由于其作战范围与“反击一号”重叠,因此1973年停止研制。
“反击三号”是1971年6月国防科委和空军联合召开会议后开始研发的。它是一种在几百公里的高度上,在外层空间拦截敌方来袭弹头的反导武器系统,由导弹、715精密制导雷达、7010预警(目标)雷达、指挥所和地面设备组成。所用导弹为三级固体导弹,最大直径1.4米,可从地下井进行发射。后来由于工程任务的调整,1977年“反击三号”也停止了研制。
尽管“反击二号”、“反击三号”因种种原因都停止了研发,但“反击一号”却在1979年8月至9月间,在云南昆明基地进行了两发模型遥测弹的飞行试验并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我国“先锋”系列的反导大炮的研制也取得重要进展。这项研究,是由二院下属的第210所负责组织研发的。
早在1965年,二院研究人员就曾在85毫米口径滑膛炮上进行过试验。经改装以后,重达4公斤的弹丸其初速达到1200米/秒,比改装前提高了50%。
1966年至1968年,他们又在14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上,先后进行了11次共48发的试验,发射重达18公斤的弹头,初速达到1600米/秒,射高达到74公里,射程达130公里,1000米立靶射击精度达0.0168%,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由于弹丸的威力过小,在射程上仍然达不到反导的要求。
后来,210所的科研人员又进行了320毫米次口径火箭加力弹、固体冲压加力弹的研究试验,在此基础上决定设计420毫米的“超级大炮”。该炮炮长达26米,炮重155吨,弹重160公斤,初速900米/秒,可发射160千克重的火箭助推弹头。这些参数,丝毫不亚于当时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超级大炮。
就在我国科研人员埋头研发的同时,国际形势却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缓和,整个世界的形势也逐渐向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1972年,美苏两家签署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不研制、试验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间为基地的以及陆基机动反弹道导弹系统”,并于当年10月3日正式生效。
国际形势的明显变化,对于我国“640工程”项目的研制产生了直接影响。再加上该项目的技术要求、研究经费以及现实需要等种种原因,最终促成了“640工程”中的许多项目纷纷暂停……1980年3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下令,取消了整个“640工程”的研发。1982年国家航天部召开会议,正式作出了“640工程”下马的决定。至此,除保留了激光破坏原理和核电磁脉冲技术两项课题外,有关“640工程”的研究,全部停止。
1986年3月,我国四位老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必须要注意跟踪世界先进水平,注重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之后,我国“863计划”中的反导项目研究才重新得以启动,并对后来我国航空航天技术和反导、反卫星武器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早期战略预警雷达系统研发顺利
跟命运多桀的反导拦截系统相比,“640工程”中早期战略预警雷达系统的研发则比较顺利。该雷达系统的核心是由南京第14电子研究所负责研制的“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和“110单脉冲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
“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于1970年5月批准研制,1972年开始小面阵天线设备的安装架设和联调,1975年10月正式开机观察外空目标,1976年进行全面阵天线安装调试并投入运转。该雷达探测距离3000公里,可连续跟踪10批以上的目标。1977年以后,曾多次完成我国导弹、卫星的观测任务。
“110单脉冲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探测距离2000公里以上。1977年,我国第一部110超远程跟踪雷达装备部队。后来,该雷达在我国发射洲际火箭、卫星等工程中多次执行跟踪测量任务。它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超远程跟踪大型雷达的国家。
同时,上述两种雷达还均能探测到外空目标,对我国发射中程和远程导弹、人造卫星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1981年7月18日,7010雷达站接到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张敏的电话,要求对次日苏联向太平洋发射的运载火箭进行跟踪。接到指示后,7010雷达连续开机11天,于19日和28日两次观测到该火箭,并及时预报出了发射点和落点的经纬度、预警时间和射程。事后美国公布的信息证明,7010雷达的观测数据完全准确。
1983年1月5日,苏联塔斯社公布:苏联发射的宇宙-1402号核动力侦察卫星(1982年8月30日发射)在轨道上失踪,不久就将坠毁。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因为这颗卫星在5个月的运行中受到原子反应堆中所产生的中子的强烈轰击,已具有了放射性,并且极可能带有剩余核燃料。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呼吁有跟踪拦截能力的国家,及时预报卫星的落期和落点,以便应付不测。12日,7010雷达站接到上级指示,要求观测和拦截这颗“灾星”。经过连续10天的开机观察,终于跟踪上了目标,并通过解算,得出了陨落时间和地点,并判明不会落入中国境内,从而为我国高层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该“灾星”的主体部分于1月22日6时21分坠落于北印度洋。这比我国的预报提前了9分钟,位移误差3400公里。而美国预报的时间比实际时间虽只相差1分,但其位移误差却达上万公里。这表明,中国的雷达预警能力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已经完全掌握反导技术
在20世纪60年代那种复杂、严峻的国际背景下,毛泽东主席从我国战略防御角度出发,在即将成功研制出“制敌之矛”之时,接着又决策打造我国的“御敌之盾”,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的决断力。
尽管由于当时受国内科技水平的限制以及国际局势的逐渐缓和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反导系统最终未能完全取得预期成果,但“640工程”的实施在相当程度上带动了我国基础工业和元器件的发展,为我国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测控网的建设,以及航天服务事业的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中国已建成了由陆地、海洋、太空一体化的导弹航天测控网,还在海外建立了观测站,这也是反导建设方面的一大成就。
经过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与研发,我国在2010年1月11日成功进行第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2013年1月27日再次成功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并达到预期目的。之后,2014年7月23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又一次陆基反导技术试验。这三次陆基反导技术试验的圆满成功,意味着中国目前已经完全地掌握了反弹道导弹技术。有评论称:中国陆基反导试验的成功,其战略意义绝不亚于当年的“两弹一星”……
2016年,韩国朴瑾惠当局不顾中俄两国的强烈反对,执意部署“萨德”系统,充当美国的马前卒,打破了东北亚战略平衡,对中俄两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危害。对朴瑾惠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愚蠢行为,不但遭到了韩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朴瑾惠本人也落了个锒铛入狱、遗臭万年的可悲下场。如今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已经上台,如何处理“萨德”入韩问题,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