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薛暮桥来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参加农村经济调查工作，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研究生涯。该所负责人陈瀚笙早年留学美国，后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曾任北大教授，与李大钊同事。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骆耕漠等人，他们日后都成为声名显赫的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这一期间，薛暮桥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1934年10月，薛暮桥任主编的《中国农村》创刊。他开始走上了系统研究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之路，并成为上世纪30年代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抗战爆发后，《中国农村》是上海进步刊物中第一个决定内迁的。其时，《中国农村》的出版方新知书店已迁武汉。薛暮桥随后也辗转抵达武汉，以接洽《中国农村》的出版事宜。不过这次武汉之行，薛暮桥却有了另外的收获，即走进新四军行列。
薛暮桥、罗琼夫妇
与项英同车前往云岭
武汉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是一处较有规模的旧式建筑，原为一家洋行。1938年1月，这里成为八路军、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所在地。由于是合署办公，办事处工作职能广泛，显得异常忙碌。这年夏天，从延安开会返回途经武汉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即住办事处。其时，新四军正广泛延揽人才，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医学与文化等诸多方面。项英小憩武汉，正是希望通过武汉大城市的优势，吸引各式人才加入新四军。
正在武汉的薛暮桥与罗琼夫妇得知这一消息后，遂决定前往报名。原来在去年的11月份，薛暮桥、罗琼与朱克靖在南昌见到正在为组建新四军奔波的陈毅。朱克靖与陈毅较熟，随即将薛暮桥夫妇引荐给陈毅。正是这次见面，陈毅希望薛暮桥能够动员一些从上海撤退至内地的文化人参加新四军。薛暮桥当即表示愿与罗琼率先加入。只是军部尚未成立，但薛暮桥早心有所属，并一直关注新四军组建的动向。
机会在武汉又出现了。薛暮桥与罗琼不免心动。次日，罗琼只身前往办事处了解情况。只见很多大学生聚集登记要求加入新四军，亦有社会各界别人士咨询与表达愿望。现场气氛热烈，罗琼深受感染。她当即提出报名，并在工作人员提供的表格中签下了两个名字：薛暮桥、罗琼。
当项英看到薛暮桥的名字后，非常开心。他知道这是抗战使命与新四军魅力使然。新四军以后之所以被称为有文化的军队，正是得益于有类似薛暮桥这样一批文化人的加入。而项英与薛暮桥的见面则是在其后的南昌。
罗琼加入新四军后，即奉命前往皖南军部报到。薛暮桥因移交《中国农村》月刊编辑事宜，暂缓前往。8月的武汉热浪袭人，而抗战的激情亦如武汉天气般热力四射。罗琼先行一步，并与薛暮桥相约皖南再见。
薛暮桥开始了紧张的忙碌。让他依依不舍的仍然是长期倾注心血的《中国农村》月刊。他将资料全部移交，并请千家驹、张锡昌二位继任编辑，敲定出版事宜。处理完相关事务，薛暮桥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以后他自己说的：“我决心投笔从军了。”
薛暮桥先往长沙，看望了时在长沙公办的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李一氓。他们是故交，话题自然离不了叙旧与新四军。李一氓告诉薛暮桥，项英时在南昌，要求他先往新四军南昌办事处接洽，并给他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官的委任状。有了正式身份，薛暮桥一路就方便多了。
10月下旬的一天，秋高气爽。薛暮桥乘公共汽车从长沙抵达南昌。次日，在新四军南昌办事处见到了副军长项英。
“听说你来了，真是很高兴。现在抗战正是用人之时，暮桥同志来到新四军，不仅可以一展身手，而且必将影响其他文化精英效仿前来。这是新四军之幸，亦是抗战之幸啊！”项英紧紧握住薛暮桥的手，求贤若渴的心声溢于言表。
项英一席话，让薛暮桥心感温暖。他知道参加新四军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项英随后约薛暮桥次日与他同车前往皖南。薛暮桥感觉到了项英的厚爱，他很清楚随项英小车同行必将方便许多，而这种待遇又非常人所能享受。
以后薛暮桥如此回忆：“他（项英）穿了一身半旧浅蓝色的棉军衣，扎着腰带绑腿，穿着同随行的警卫员和司机毫无区别。出发时连我一共四人。吃饭时四人同桌，毫无上下级之分，同国民党军队等级森严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也毫无拘束，一路随便谈笑。”
这是一次愉快之行。当晚，他们落住一个小县城旅馆。次日黎明出发时已经降霜，天际挂着残月。薛暮桥顿觉有一种唐代诗人温庭筠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意境。
此时，国共合作的整体气氛还比较好，所以一路顺畅。凡遇国民党军队的哨卡，只要递上副军长的名片便畅通无阻。抵达屯溪北面的岩寺后，薛暮桥与项英分手。原因是此地往云岭皆为崎岖山路，汽车无法通行。项英当即骑马前往云岭军部。而不会骑马的薛暮桥无奈地被留在岩寺新四军兵站。次日，根据项英行前安排，由兵站派一个班的战士护薛暮桥抵军部。
薛暮桥（右一）与董必武等合影
云岭一日，薛暮桥与罗琼便前往距云岭十里远的中村。那里是军部教导总队所在地。总队部则设在中村的董家祠堂。这是一处青砖翘檐、颇具规模的私家祠堂，为村中醒目建筑。
其时，已有大批热血青年从大后方抵皖南参加新四军。仅1938年下半年，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上海即动员、组织了近千名党员、工人和青年学生，分几批输送到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原来拟办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分校，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对新四军的发展还是有所限制的，为了避免给军委会和第三战区以干涉的口实，新四军军分会报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新四军教导总队。它的教育方针、校训和教育内容与抗大总校基本相同。而其领导成员多由延安调来。教导总队是一所拥有一千余人的“抗大”式干部学校。在薛暮桥到来时已具规模。总队长由军部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育长冯达飞由延安抗大总校调任，政治处主任余立金曾任红军师政委。薛暮桥不久后被任命为训练处处长。而其夫人罗琼则在由夏征农、陶白负责的训练处政治文化教育科任政治教员。当时教导总队没有校舍，各队都借用祠堂和民房。住所很简陋，晚间点小油灯，干部和学生睡在门板搭成的床或铺稻草的地上。就这样，教导总队从1938年1月至1941年1月共办了五期，每期约半年时间，先后为新四军各部队培养训练了近5000名军政干部。
薛暮桥主讲政治经济学。其时的《政治经济学》课本为《资本论》的压缩本，只讲工人，不讲农民；只讲帝国主义，不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适合中国实际。薛暮桥为此在教学的基础上，自己重新编撰了一本结合中国实际的《政治经济学》读本，同时又编纂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此两书后由新知书店出版，成为新四军军政学校的教材，并在新四军干部中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有很多老同志都称自己是薛暮桥的学生，是因为他们读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即为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
薛暮桥说：“我每次上课三小时，总要留出半小时来让学生提问题，或者师生共同讨论，不用注入式，而用启发式；不背教条，而是联系实际学习理论。”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法在那个年代完全是一种创新与突破。
军部领导对军中文化人与知识分子政治上信任，生活上照顾。薛暮桥对此感触良多。他说：“项英自己每月只领四元生活费，生活简朴，但决定我、罗琼和夏征农、陶白等几个人每月领十五元，其他政治教员领十二元、十元不等，这在当时是最高的生活待遇。”
周恩来在皖南的特别约见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新四军的战略方针；一个是协调叶挺、项英的关系。从青弋江竹筏移步上岸的周恩来，在叶挺、项英的陪同下即开始视察军部的部队机关。教导总队自然在这次视察范围之内。在得知周恩来要来视察后，薛暮桥与教导总队的师生都很兴奋。薛暮桥虽然此前并未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但对周恩来还是颇多了解与敬重的。这次在教导总队的视察，周恩来实地了解了他们的工作、学习、军事训练和生活情况。薛暮桥说：“这使他对新四军情况的了解，比原来只是通过电文往来所知道的要清楚具体得多了。”
薛暮桥
周恩来在离开皖南前，专门约见了薛暮桥夫妇。这让他们有些意外。3月中旬的皖南，已有融融暖意。在周恩来下榻的招待所，薛暮桥夫妇与周恩来首次直接接触。
周恩来说：“这次来皖南行程很短，此前没有能够专门看望你们。我明天就要离开了，很想与你们单独见见面。”
“谢谢周副主席。我和罗琼能有这样的机会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真是觉得非常的温暖和幸运。”薛暮桥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
“你们参加新四军，我特别高兴。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作为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新四军正是用人之时。暮桥同志去年向长江局提出恢复党籍，我是知道的。后来长江局批准你重新入党，我也是同意的。有些事情要正确对待，要向前看。暮桥同志在社会经济学研究方面很有成绩，新四军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现在你更要担负起培养人才的重任。我代表叶挺、项英两位感谢你和你的同仁们所作的努力。”周恩来的儒雅、温和以及无微不至的关怀，给薛暮桥夫妇留下深刻印象。
薛暮桥汇报了来新四军工作前后的情况，并表态一定努力做好工作。
继之，周恩来又问了一些生活方面的情况。得知项英对他们非常照顾，周恩来颇感欣慰。临别时，薛暮桥特别请周恩来代向邓颖超同志问好。
周恩来离开皖南后，薛暮桥经常会回味这一次的见面与谈话。他知道，周恩来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传达他对新四军中文化人的尊敬。
这年7月，军部召开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薛暮桥夫妇均为代表。十天的会议，检讨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对建军三年来党的工作作了基本总结，提出新的建军目标位：“使本军成为政治上、军事上最坚强而有党的坚强骨干的不可战胜的铁的新四军”。会上，选举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罗琼作为妇女界候选人光荣当选。多年后罗琼回忆这件事时说道：“当宣布当选名单，读到我名字时，我面孔通红，全身发热，心情的激动难于用言语形容，千言万语，归结成一句话，感谢党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
对罗琼而言，新的荣誉又接着而来。第二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她又被评为全军模范女干部。在军部纪念“三八”节大会上，项英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宣教部长朱镜我等亲自参加。项英宣布了全军模范女干部、优秀女战士和政工人员名单。罗琼从袁国平手中接过了奖状以及作为奖品的一件汗背心和一条毛巾。
继之，会议的一个环节将气氛推向高潮。项英宣布了军部直属队的三对“模范夫妇”，并予以褒扬。他们分别是：袁国平与邱一涵夫妇，他们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邱一涵此时是教导总队政治处的组织科长；朱镜我与赵霞君夫妇，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朱镜我曾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赵霞君在教导总队附属的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学校任教导主任；还有一对就是薛暮桥与罗琼夫妇。
这让薛暮桥有些意外，也触动了他心底一种特别的情愫。他拉着罗琼的手，缓缓地走上台，接受项英亲自给他们佩戴的红花。看着深情款款的妻子，薛暮桥觉得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罗琼早年是苏州女子中学师范科的学生，因思想进步活跃，当选为学生会领导人。之后，她与薛暮桥同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正是这一时期的朝夕相处与共同爱好，他们渐渐走近而生情愫。1934年5月5日，薛暮桥与罗琼选定马克思诞生日这天结婚，昭示出他们共同的爱情与信仰。五年的爱情生活，他们相依想恋，为事业，为抗战，执手而行。对他们来说，“模范夫妇”确实名至实归。
对这次“模范夫妇”的褒扬，薛暮桥较为看重。他以后曾在回忆中不惜浓墨重彩：
“在‘三八’节表扬我们，主要是提倡夫妇共同献身革命，双方相互敬重，相互支持，积极工作和努力学习。在军部直属队，男女知识青年较多，红军出身的干部几乎都没有成家，在相对说来环境比较平稳的皖南工作和学习，渐渐地出现一些恋爱、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但是在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军队里，必须使大家将精力集中用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处理上述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不能不受到战争形势的制约。表彰模范夫妇，也是为了引导大家更好地致力于工作和学习，对革命作出贡献，正确对待这些问题。”
1940年1月的一天，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找薛暮桥与罗琼谈话。李子芳微笑着对他俩说：“有一件事要征求你们的意见。明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开会，罗琼同志作为新四军代表要去参会。因路途遥远而艰难，所以不久即将启程，大约一年时间回来。而薛暮桥同志因为工作需要，留在皖南。想听听你们有什么意见？”
薛暮桥与罗琼虽然没有精神准备，但都毫不犹豫地表态，同意组织安排。李子芳最后还开了一句玩笑：“对不起了，我要拆散你们这对模范夫妇了。”
此后不久，罗琼即离开皖南，经浙江金华辗转前往陕北。“七大“后，她调至中共中央妇委工作。薛暮桥与罗琼于皖南一别将近六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在山东解放区会面。这是他们当初始料不及的。
在山东根据地时的薛暮桥（右）
曾山通知他迅速渡江北上
1940年底，皖南形势可谓波诡云谲，一个在抗战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蕴积，待发。此前，周恩来在云岭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但这一战略方针并未得到有效实施。直到1940年下半年，形势异常紧张，国民党顽固派对皖南军部的包围正逐步收缩。军部开始有计划地疏散病人、家属等非战斗人员。到了12月份，军直属队约3000非战斗人员分两批撤离皖南。路径是经苏南往苏北抗日根据地。第一批主要是军政治部系统的文职人员，包括战地服务团，将近1000人。
一种紧张的气氛开始在皖南弥漫，视线中繁盛茂密的竹林灌木中仿佛也隐藏着某种诡秘和危机。
第二批撤退人员随之结集组合。薛暮桥亦在这批人员之列。这一千多人的队伍主要由军需处、军医处和教导总队的人员构成。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武器，只有一个执法队配有短枪，作为护送的战斗连队。行前，军部副参谋长周子昆将军需处处长宋裕和、军法处副处长汤光辉和薛暮桥找去谈话。明确这支队伍由他们三人率领，宋任指挥，汤、薛任副指挥。并且交代了部队出发、行军的注意事项。周子昆还告诉他们，军部不久也要转移了，要求他们到达江南指挥部后立即电告军部。
12月9日凌晨，薛暮桥与这批转移队伍从云岭出发。这离皖南事变的爆发还不到一个月时间。所幸薛暮桥在这一时段离开皖南，否则结果将很难预料。关于这次转移，薛暮桥是这样记述的：
“我们这个支队是走宣城以南，经郎溪到达竹箦桥、水西地区，连续行军六天，晓行夜宿，每天平均走六七十里。前两天经马头到杨柳铺是国民党嫡系五十二师防地，沿途见到的士兵都荷兵实弹，戒备森严。11、12两日是经东北军一零八师防区，对方比较友好，设了茶水站，有些军官夹道目送我们离去。后两天经过的是国民党第二游击区冷欣部队防区，我们都作了随时应付袭击的准备。气氛虽然比较紧张，但总算在14日午后安全到达我军江南指挥部驻地。12月间我军两支先行队伍经由皖南、苏南国民党军防地均安然无事。”
薛暮桥对这次能够安全转移，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与结论：“这是国民党蓄意要钓我们军部这条‘大鱼’，而把两条‘小鱼’放走了。
以后，他们兵分两路前往苏北。其中教导总队的干部由薛暮桥率领，按军部指定的路线去茅山游击根据地转入苏北。这注定又是一次艰难之行，因为要经过日伪军的多道封锁线。
在句容，薛暮桥遇见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曾山告知薛暮桥，军部来电，要求薛暮桥离开部队，迅速渡江北上。曾山给他的路线是：经镇江坐火车去上海，再转往苏北。
薛暮桥随即对转移部队做了安排，化整为零，秘密潜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得知了皖南事变的消息。薛暮桥以后说：“我们全队同志捶胸顿足，悲愤不已，痛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这场蓄谋已久的突然袭击，深切悼念多年来共患难、同战斗的遇难战友。我们更急着要赶快设法过江去苏北，为党加倍工作。”
薛暮桥由地下交通员带领前往镇江乘火车抵达上海。之后是滞留，等待，寻找合适时机。
这天终于来了。薛暮桥随交通员在上海码头坐轮船前往江北。同行的还有从皖南突围出来的教导总队政治教员袁牧华。他们在苏中新港登岸，辗转抵达海安东北的唐家洋。这时，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正率部在海安、泰州一带讨伐投靠日军的原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在宿营唐家洋时，陈毅得知薛暮桥亦已抵此，随即与之相见。
南昌一别，再次相见，薛暮桥与陈毅均感到兴奋与快慰。陈毅了解了薛暮桥一路转移的艰辛后说：“总算把你盼来了，虽然一路辛苦，但你还要继续北上到盐城。我在这里还有讨伐李长江的战事，暂时不能回军部。我们以后在盐城再详细聊。”陈毅接着将一封给刘少奇的信托薛暮桥到盐城转交。
战争环境，匆匆数言，薛暮桥便与陈毅分手。又是几天的北行，终于抵达新四军新军部所在地苏北盐城。这已是3月上旬，薛暮桥始于皖南的长途跋涉宣告结束。
盐城街市中心有一栋青砖黛瓦的两层小楼，名“正北楼”。它为欧式风格的民国建筑，长柱内廊，上下各十间。其时为抗大五分校校部所在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亦短时间住在二楼。薛暮桥与刘少奇就是在“正北楼”上首次相见的。当时在场的还有刘少奇的秘书陆璀。刘少奇详细询问了此行的途中经过，并代表新四军新军部欢迎他到来。继之，刘少奇让陆璀向薛暮桥介绍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及苏北根据地的当前情况。这时的盐城既是新军部所在地，又是整个华中抗战的战略中心，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政权等各项建设正蓬勃开展。盐城正显示出她前所未有的地域激情和勃勃生机。
薛暮桥闻之后按捺不住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融入其中，当即向刘少奇请缨，要求工作。
刘少奇说：“好啊，你在皖南从事干部教育工作，现在我住的这个地方就是新成立不久的抗大五分校所在地。你先休息两天，到街上看看，适应一下环境。之后就到这里报到。”
刘少奇讲话直接、干练，浓浓的乡音中透露出一种坚定和自信的色彩。薛暮桥明显感觉出刘少奇与陈毅的不同性格。陈毅儒雅与感性，刘少奇严谨与理性。薛暮桥知道，从此将要在刘少奇、陈毅直接领导下工作。
他很兴奋并充满期待。
1950年，薛暮桥夫妇与两个女儿合影
陈毅对“暮桥”之名充满好奇
华中抗大五分校以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江北军政干部学校和苏北指挥部所属苏北抗日军政学校以及八路军五纵队教导队为基础，于1940年11月组建。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抗大五分校直接隶属于军部。陈毅兼任校长，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兼任副校长。薛暮桥到抗大五分校报到时，不禁乐了。见面的学校负责人均是熟人。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冯定原是皖南军部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长，副校长谢祥军原是皖南教导总队的大队长，政治部副主任谢云晖是原军部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历经皖南事变之后，大家在盐城重逢，不禁有今夕何夕之叹。
虽然到抗大五分校工作，但具体做什么，刘少奇没有明确。薛暮桥只有先熟悉学校的情况并酝酿一些教学计划。十多天后，陈毅回到盐城并到抗大五分校看望薛暮桥。他问薛暮桥担任什么职务？薛暮桥回答没有宣布职务。陈毅说：“没有职务不方便，这样吧，就请你担任训练部部长。”“服从军长安排”，薛暮桥当即表态。
不久，从延安抗大前来支持苏北的洪学智以及从皖南突围出来的余立金等先后到达盐城，而从皖南教导总队撤往苏北的干部，约有100人左右分配到抗大五分校工作。军部决定重新调整五分校的领导班子。陈毅仍兼校长、政委，任命冯定、洪学智为副校长，谢祥军、贺敏学为正、副教育长，余立金、吴胜坤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薛暮桥、谢云晖任训练部正、副部长。抗大五分校是抗战时期华中敌后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干部学校。
五分校的学生来源，除来自和从根据地招收的青年外，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上海和江南沦陷区，还有不少爱国华侨青年。上海党组织有计划地将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进步群众输送到苏北，大多进了抗大五分校。五分校还在海安、东台等地设立招生处，自动前来报考的青年要经过简单考核，录取者需有初中文化水平。
薛暮桥除了负责学校训练计划安排管理等行政职能外，还兼授课。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这是他的主打课程，也得心应手。其次，还有中国革命问题课程。薛暮桥因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加之出众的口才表达，以及互动形式的讲课方法，很受学生喜欢。当时，盐城还有一所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他们师生常来五分校听薛暮桥的课。在学员眼中，薛暮桥犹如一座厚重的桥梁，将他们送达知识的彼岸。
一次，陈毅到五分校视察。他特地搬张凳子默默地坐在后排听薛暮桥的课。这让薛暮桥十分意外。陈毅在薛暮桥的循循善诱与学员们求知若渴的互动中，充分感受到薛暮桥在“传道、授业、解惑”中所发挥的这种桥梁作用。他联想到薛暮桥的名字，猜度是否有甘做桥梁的“慕桥”之意呢？课后，陈毅忍不住问薛暮桥“暮桥”二字有何出处？薛暮桥告知，30年代初，他刚出狱不久，处境困难，陈翰笙推荐他到广西的一所大学去讲授经济学，并给他改了名字叫“薛暮桥”。陈翰笙说：“末路穷途，有桥可渡。”暮桥二字应源于此。
陈毅连说：“改得好!暮中有桥，表达一种乐观主义的境界。这便应了陆游那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毅又说：“在知识的传播上，你犹如一座桥梁，可将你的学生送达知识的彼岸。这很切合你的名字。”说着说着，陈毅竟情不自禁地念出：“暮桥可渡达彼岸”之句。陈毅的如此解读，让薛暮桥有些意外，同时也颇感自豪。
这年7月，日军对盐阜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抗大五分校师生经历了战火考验，以后转移海边。反扫荡结束后，根据地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考虑到此时在整个华中根据地已陆续办有几所抗大分校，所以军部决定在原抗大五分校基础上建立抗大华中总分校。其任务是：“统一领导华中各抗大分校的工作，建立华中统一的军事学校教育制度。”总分校仍隶属军部，同时接受抗大总校的领导，成为总校的组成部分。1942年1月4日，抗大华中总分校在阜宁县境内成立。新的校领导成员构成情况为：陈毅兼校长，韩振纪任副校长，谢祥军任教育长。薛暮桥任政治部主任兼训练部长。之后新建的五分校归新四军三师建制。
作为新任政治部主任，薛暮桥对抗大总分校的政治文化教育颇多思考与研究。之后，他拟定了一份新的政治教育计划，包括：思想教育、时事教育、中国革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理论教育等六个方面。继之，又拟定包括自然科学、史地常识等在内的文化教育计划。他对教育方法也提出创新的要求。薛暮桥将这些思路梳理清晰，系统阐述，形成《抗大政治文化教育报告》。在《建军》杂志第二期发表，成为抗大总分校政治教学大纲。
1942年底，日军再次对苏北抗日根据地实施大扫荡。军部适时地转变战略指导思想，实行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加强基层，便于灵活作战。军部亦转移淮南黄花塘。总分校随即解散，干部、教员和学员全部分配到部队和各分校。刚好这时延安要求各根据地抽调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到延安工作。薛暮桥名列其中。
晚年薛暮桥
“做军队教育工作四年多时间。这是我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一段经历。我经受了严格的军队生活和艰苦的战争环境磨炼，接触了大量工农干部和知识青年，系统地讲授了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问题两门课程，并且积累了在训练部门和政治工作部门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的经验，在实践中成熟多了。同时，在充满同志友爱气氛中工作，感到非常愉快，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薛暮桥告别华中同志前往延安，不料途径山东时，被罗荣桓“扣”了下来，主持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作者小传
刘小清，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工办副调研员兼宣传处长，江苏作家协会会员，盐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期从事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史、香港史、左联史研究及传记文学创作，学者型作家。已发表作品凡300万字，已出版专著《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散记》《文化名人在香港》《香港野史》《中国百年报业掌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民国时期政要与香港》等。策划、主编并参与创作的其他著作《东方盐文化》《跃马挥戈—抗战时期的黄克诚》《剑指江淮—抗战时期的张爱萍》《飞鸿雪泥—文化名人与盐城》《新四军统战纪实》《刘少奇在盐城》等10多部。大量作品被国内媒体转载和获奖。1997年为《名人传记》专栏作家，2010年为凤凰网历史专栏作家。本刊特邀其为《人物写真》栏目、《新四军中的文化人》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