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总前委旧址
群英会丹阳
渡江战役结束后，总前委为何不设在京（宁）沪沿线诸大中城市，而偏偏选中了虽历史悠久却名不见经传的丹阳？
总前委自成立之后，先后曾辗转于安徽濉溪县临涣镇、韩村镇小李家村、萧县蔡洼、肥东县瑶岗，一直到移驻江苏丹阳，总前委大都隐藏在不起眼的山村、山洼之中。一篇名为《总前委在丹阳》的文章称：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移驻何处指挥战斗最为理想？陈毅想到了丹阳。他认为丹阳地处京（宁）沪线上，大运河贯通其境，水陆交通方便，有利向前推进；丹阳县城地理位置适中，目标不大，部队集散迅速，有利防空。4月23日丹阳全境解放，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成员便陆续移驻丹阳。
总前委坐落于丹阳市内城河路宝塔弄5号的戴家花园。这是一处有门楼的住宅，其主要建筑是一栋楼房和几间平房。但布局合理，庭院里有宽阔的空地，绿树成荫，有一口水质颇好的水井，一条可通吉普车的石板路直通到门前。
原华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管理员唐士祥同志如是回忆：1949年5月3日，陈毅司令员从南京来到丹阳。他巡视了庭院里的每个角落，楼里楼外都看了个仔细，对这里的环境表示满意，指示我们立即铺开摊子工作。同时顺便告诉我们，两天后邓小平政委将来丹阳，要我们预作准备。5月6日，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邓政委的到来。连一向沉得住气的陈司令员也显出某些不安，几次三番地看表，不住地朝门楼外的小街上张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按照从南京到丹阳的公路里程计算，他们的汽车早就该到了，加之南京解放不过十来天，杭州刚刚解放，上海还有国民党汤恩伯集团几十万大军守着，分散在各地的散兵游勇不可能一时肃清，所以，大家都有些担心。从中午等到夜幕降临，四处已出现星星点点的灯火，依旧没有半点消息。夜深了，忽然听到马达声，大伙儿的心禁不住提了起来，直到汽车开近了，看见安然无恙的邓政委从汽车里钻了出来，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的汽车差点儿开到杭州方向去了，后来看见路边歪着、翻着许多有国民党标志的汽车、大炮，才调转头来。正在高兴之际，转眼之间却不见了陈邓首长。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能到哪里去呢？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两位首长同华东局财委干部骆耕漠同志（与邓政委同车来丹）一起上街吃夜宵去了。半夜三更，店家早已关门，只碰到一个正打点回家的挑馄饨担子的小贩。因为只剩下很少一点馅、皮子和碎面条，三个人只得凑凑合合各吃了一碗连皮子带面条的糊“抄手”（四川把馄饨叫“抄手”）。从首长方面说，虽然他们是出于一番好意，不想让我们多劳累，可我们细细想起来既内疚又后怕。假如我们事先准备一些点心，这事不就可以避免吗？再说社会秩序尚不安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
总前委首长们先后到来，随后陆续有机关和接管人员报到培训，会聚了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上海分局的党、政、军、财、文各路精英3万多人马，使得丹阳小县城和戴家花园顿显勃勃生气。五月江南的春夜和美而迷人。在繁星满天的日子里，随行人员就在戴家花园的草坪上拉起白布放映电影。邓小平、陈毅便让警卫员邀请一些待命去上海的接管干部一起观看，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成员弃暗投明之后来到丹阳，准备一同参加上海接管，一生中不知看过多少影片的他们，也欣然落坐参加一场不平凡的电影招待会。首长们还特别叮嘱，给“三大员”（警卫员、驾驶员和炊事员）留下了位置。
管理员唐士祥是首长身边的贴身服务人员，料理一日三餐是他的主要工作。偶然的一幕，使他见证了总前委领导怒斥野战军“粗野”之风的决策过程。
他回忆：我到首长们住的楼上送饭，听见邓政委同几个首长议论最近部队纪律状况不好，说丹阳城里满街都是军人，整天兜来兜去的。陈司令员也在场，情绪比较激动，对军纪松弛的现象很不满意。我摆好饭，他们边吃边议论。当有人说到我们有些领导人放弃领导责任，不严格管理部队，有些没有戏票的军人硬要闯进戏院看戏的时候，邓政委重重放下饭碗，激愤地说：“这像什么话！我们的领导同志是怎么当的？！那些没有戏票硬要闯进戏院看戏的人，是谁给他们的权利？！我们当领导的要抓军队纪律，如不好好抓一抓，进上海以后肯定会天下大乱的！”“太不像话！是哪些人干的，要查个一清二楚！”陈司令员也很生气，大有一查到底的气势。在丹阳热闹的街道上，尤其是在光明戏院一带繁华地界，我曾看到过类似的情景，但没想到性质如此严重。现在经首长一提，才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
邓政委一连几天都在抓严肃军纪的问题。5月10日，陈司令员在丹阳城郊大王庙向在丹阳训练的接管干部和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作大报告，着重强调加强革命纪律的重要性。同时，陈邓首长还不断找人研究打下上海以后的接管问题，亲自过问接管计划，过问《入城守则》和有关规定，提出军队“不入民宅”，连许多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密。
陈毅在大王庙作报告时摔了军帽：“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是不能‘野’的！”
说起来，野战军的“野”，离不开战争年代各自为战养成的一些不良习惯，同时，辽沈、平津、淮海一连串重大战役胜利的取得，蒋家王朝覆灭在即，革命成功在望，从上到下指战员们也日益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
抗战胜利后，叶飞率山东野战军一纵队进驻山东华丰。当地日军仓库物资甚丰，二旅一营负责看管。纵队规定，待清点后分发各旅，二旅则以看管之便偷运物品。事发后，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汤光恢、纵队副政委谭启龙先后到场制止，二旅官兵肆无忌惮，副旅长王胜更是傲气十足，告诉加快运送。叶飞闻之大怒，立即亲赴现场。官兵闻风四散，副旅长王胜束手就擒。叶飞将其捆绑带回，关了半天禁闭。后来陈毅、粟裕到西柏坡，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汇报工作。谈至午夜时分，大家精力不支，哈欠不断，忽闻此事，均兴奋不已。毛泽东听粟裕详细介绍之后曰：“哦，原来如此。”
华东野战军一、四、六纵队解放战争以来捷报频传，缴获多、俘虏多、表扬多。部队的战士大部分是解放成分，各级指挥员的骄傲自满亦有所发展。部队行军相互问：“哪一部分？”“七战七捷！”“天下第一团!”加上对纪律问题疏忽，战斗频繁，没有时间整顿干部思想，部队中破坏纪律、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贪污浪费的倾向愈趋严重。一、四纵队从鲁南突围后雨季跋涉鲁西南，某些村群众骂有的部队是“三子部队”（一到宿营地就抢房子、打枣子、抓鸡子）。之后，陈毅召开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亦称为一、四、六纵队高干会议）进行整风，陈毅报告中形容地方控告信“如雪片飞来”……
一些野战军直属单位在参加接管和驻防南京4个多月中出现了违背党的政策、不爱护人民国家的财产、损坏与浪费公物、“抓一把”的本位主义现象，如某些单位把接收物资不经批准据为已有，军械处将南京六十兵工厂擅自改为“二野修械所”，卫生部将南京中央医院的科教电影机搬回部队，警卫团在浦口镇时曾用枕木烧火及部分单位浪费水电、损坏家具、浪费粮食的情况……
连陈老总身边人也闹出了“水淹总统府”的笑话。南京解放之后，邓小平、陈毅带领三野参谋处长王德等同志来到总统府。当时攻占南京的三十五军政委何克希陪同到总统府参观。据王德回忆：这时总统府里很乱，满地文件纸片，作战室挂着的地图也掉下来了。参观完后陈司令员问我们住下吗？意思是让我们这一行就住在总统府。邓小平马上答道，我和他（指陈毅）不能住，你们住可以。陈毅也笑呵呵地说，对的，我们不能住，示意我们住下。遵照领导指示，我带领一个侦察排当夜就住在蒋大总统的府上了。想不到侦察员将水龙头开了，却无法再关起来。第二天水淌满一地，我们只好另找住所。“水淹总统府”的笑话，还上了内部《通报》对部队进行教育。
林林总总的这些问题，令陈毅司令员十分焦急，他感到事不宜迟，是严肃纪律教育的时候了。
陈毅在大王庙发表《关于入城纪律的讲话》，由于战争年代艰苦条件所限，全是参加大会的领导干部现场记录及事后回忆流传至今的，笔者谨将陈毅整顿军纪的专门部分浓缩版归纳如下：
1.8号下午，我同饶政委在街上散步，走到光明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几个穿黄军装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有票没法进去。这些人一定是我们直属队的干部，今天可能也到会了。那时逼得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干涉，他才走了。如果没有我们去干涉，那天戏院一定要被打烂。这大概是同志们认为革命无对象了，所以革到戏院里来了？《白毛女》是把阶级斗争描写给老百姓看的，我们解放军的人员受过党多年的教育，而且也看过多少次了，为什么要争着去看呢？这就是违反纪律。
2.今天清晨，我起床后走到简易师范学校，我问校长教员，有没有解放军进来破坏纪律。他们说一般很好，过去国民党队伍来一次要住一次，弄得我们没办法上课，教职员也没地方住，解放军来后没有人来住过。我再三地问，他们才讲：“前天有一个解放军来摘去一个电灯泡，昨天又有两个同志，带着摘电灯泡的同志来送还电灯泡。”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纪律。所以我去参观时，他们很害怕我们是不是也去摘电灯泡，因此警惕性很高。
3.满街都是队伍，干部战士自由上街，天亮到下半夜满街是兵，这说明我们的请假制度并未执行。在街上有什么事呢？我们在丹阳并无任务，在此地停留是准备、休息、到上海。上街不请假，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所以同志要出去都要互相通知，我来做报告都要得到华东局负责人同意。
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进入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最后却又被人赶出来了。这次进去还会不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敢大胆地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陈毅在多年之后曾经回忆这段历史，坦诚当时担心出现两大问题:一是攻打上海时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最为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之后，由于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战线推进较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管上海的干部到不齐，更要紧的是入城纪律教育跟不上，肯定出大乱子。根据中央“慎重、缓进”的方针，总前委研究再三，于4月30日向中央军委提出：“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后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推迟进军上海。
确定上海市长人选是件大事。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之前，毛泽东同志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他们对陈毅大名早有所闻，柳亚子先生在1945年就曾赋诗称赞陈毅是“兼资文武此全才”。以“儒将”接管上海，他们一致赞成。陈毅自到丹阳起，便正式进入“市长”角色。
陈毅十分重视收集研究有关上海的各种情况。他让接管班子成员将所有关于上海的年鉴，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概况，包括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汇集成关于上海的100余万字200多种小册子，极为珍贵的是一本《上海国民党军政警特主要人员住址表》，对国民党要员在沪的办公、住宅地址甚至电话号码无一遗漏。
依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陈毅亲自确定接管的具体方针步骤。对于上海的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接管、官僚买办资产与民族工商业如何区别对待、外商企业如何处理、如何对付流氓帮会等，一一详细研究，提出处置办法。仅财经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听了两天两夜。
对于入城纪律教育，陈毅非常严格地强调两条：一是市区作战不允许运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之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对于前一条，陈毅比喻作“瓷器店里打老鼠”，关于后一条，淮海战役未结束时，陈毅就曾忧心忡忡犯愁：“历来军队入了城，往市民家里一住，干好事的不多。我们部队进去住哪里？这个问题要好好考虑。”在丹阳，陈毅抱着一摞古书寻找到城市政策组的曹漫之，说史书上曾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要他仔细查一查有关历史典故出处。于是，后来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第二项便列入了“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在召开总前委会议讨论相关问题之时，所有的领导人一致同意加上这一条要求。后来，有个战士编了顺口溜：“想上海，进上海，进了上海得到两条破麻袋，又有铺，又有盖，晚上睡觉好凉快。”上海的广大市民也是从解放大军不住民房睡大街的信息中判断出这是一支“王者之师”的第一印象。后来，毛泽东听到此事，频频颔首，连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为了在上海解放后能够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5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1.44亿斤粮食、12万吨煤炭、7000万斤食油，还成立了煤粮供应运输部，专门负责城市人民必需品的转运工作。在这支抢运物资的队伍中，一列篷布封裹严密的汽车队，特别牵动着运筹帷幄的首脑们的心。汽车里装的是崭新的人民币，沿途守卫得严严实实，大帆布下的一个个帆布包从来没有打开过，车队渡江后就直奔丹阳，这些人民币，即将在解放后的江南城市包括上海投入使用。
人民生活须臾不可缺少的粮食、煤炭，此时也源源不断地从山东、江苏解放区向上海运去，江河里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公路上汽车、小车成行；与挑担子的、赶着骡马的交杂在一起，滚滚南下，势不可挡。
参加上海战役的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同志与军区后勤部长崔义田同志一起上街观光，陶勇素以行动机警、思维敏捷出名的，想不到进了繁华的大上海市区，竟然迷途寻找不到回来的路。直到后来遇到熟悉的同志，才把他们领了回来。二十七军担任夜间巡逻的一名战士，竟被国民党特务绑在电线杆上。赌场、按摩院之多，上海为全国之冠。更有大小妓院几百处。有个干部入城后数过，从四马路走到爱多亚路（今延安路），街上共有764个妓女！上海流氓更多，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盗、绑票等，都和流氓集团有关。公安局报告的材料说：接管上海的头20多天里已发生重大抢劫案50多起，捕获土匪500余人，此外还有重大盗窃案、纵火案、伪造人民币案、冒充人民解放军奸杀外侨案……
一天，华东局组织部负责人胡立教找到九兵团司令员兼淞沪警备区司令宋时轮，进门便抬起手腕大呼：“宋司令，我的表被偷了。” 宋时轮十分自信的笑着说：”放心，三日之内，你来取表。“随即召见上海小偷帮头目，限三日将所偷之表上缴，三天之后果然将原表奉还胡立教。
可惜，邓小平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父亲和新任市长陈毅去参加一个大型庆祝活动，他们走出办公地点的大门，在众多警卫人员的簇拥和保卫之下到街对面开会。走过一条不宽的街道，几分钟的瞬间，父亲胸前口袋中别着的一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派克钢笔，就被上海的小偷偷掉了。邓小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多年以后，他每到上海，总会念叨“上海的小偷厉害”。
6月2日，长江口崇明岛解放的喜讯传遍祖国大地。至此，整个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总前委的历史使命宣告胜利完成。新的战斗号角又在吹响：刘邓大军将要挥戈挺进大西南，要从长江出海口之东，移师长江发源地之西首。
（作者系中共丹阳市委史志办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