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9日拂晓，400多国民党军警冲进清华园抓捕爱国学生。夏仁德掩护蒋南翔等几名学运骨干藏匿家中。他们把《八一宣言》等党的重要文件藏在地毯下面，躲过了军警的搜捕。

　　1936年底，斯诺从陕北回到燕大，在夏仁德的客厅里向燕大20多个学生介绍陕北见闻，并展示《西行漫记》的部分初稿和照片、影片。

　　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继续求学，燕大成立了以夏仁德为主席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学校拨出一笔经费，扶持困难学生在校内勤工俭学。但学校拨款不够，夏仁德就用自己的薪水补贴，而他自己的生活过得十分俭朴。人们看到，他穿着蓝布大褂，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燕园里忙碌的身影。

　　当时，燕大的学子胸中燃烧抗日爱国的热情，都想直接参加抗日救国。夏仁德向司徒雷登校长建议，资助学生的这一行动。司徒雷登明确表示，学生无论到大后方还是敌后根据地，都应该支持，并交由生活辅导委员会负责办理。

　　夏仁德安排了两条线路：一条是绕道上海，再进入大后方成都，参加工业合作社运动；另一条是穿过西山，直达八路军平西司令部，再到晋察冀或者延安。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他们先后把三批学生输送到抗日最需要的地方，这些从燕大走出的学生中，不少人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

　　1941年12月8日，日本宪兵开进燕京大学。夏仁德本可同林迈可他们一起撤退，但党员学生赵凤章有一个柳条箱、近200本“禁书”藏在他家壁橱里，一旦被日军搜出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四处打电话找到赵凤章，问他那些东西可以烧掉吗。赵用英语回答，我正想取回销毁。

　　在危急时刻，夏仁德不顾自己的安危，留下来亲手销毁书籍，保证了赵凤章等人的安全。但他却因来不及撤离而被日本宪兵逮捕，被关进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度过了两年的牢狱生活。1943年9月，美、日交换战囚，他才得以回到美国。

　　1945年春，夏仁德辗转到成都燕大继续任教。1946年发生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事件，夏仁德似乎忘记了国籍，举着“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与学生一起进城游行示威。1948年8月，军警包围燕大搜捕爱国学生，夏仁德把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藏匿在家中阁楼上，夜半时分帮助学生跳出院墙，投奔解放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交恶。8月，背负特嫌“罪名”的夏仁德黯然返回美国。直到20多年后的1973年，夏仁德夫妇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访华。周恩来在会见他时说：你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你从抗日救亡运动到解放战争，给予中国学生运动很大的帮助。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感谢你。

　　1981年7月4日，夏仁德在病重之际，口述一封给燕大校友的信，末尾一句话是：“我深深地景仰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和你们在其中的贡献。”7月11日，夏仁德辞世，享年83岁。

　　燕大校友把他的名字刻在未名湖与临湖轩之间的山石上，以示缅怀和景仰。

　　英籍数学系教师赖朴吾：

　　在天安门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

　　赖朴吾1932年6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8月乘船来到上海，在教会学校麦伦书院任教4年，1936年，他受聘任燕京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刚来中国时，他起了一中文名“璞吾”，意即未经雕琢的玉石；曾用名“普吾”，以普普通通自喻；最终用名“朴吾”，则更像他一生的写照：朴实、朴素。

　　人如其名。初到燕京大学，赖朴吾本可住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等教授宿舍，但他坚持住和学生一样的普通房间，与学生合用浴室，一起在学生饭厅就餐。他生活节俭，冬天穿中式棉袍，但是帮助学生却非常慷慨，他和很多学生成了知心朋友。

　　赖朴吾同情中国革命，早在上海，就与新西兰人艾黎结为好友。后艾黎等人发起组织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倡导建立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日本侵华战争阴影下的失业工人和难民开展生产自救，支援抗日前线。

　　1939年，艾黎邀请赖朴吾到成都参加“工合”运动，协助他做“工合”的组织领导工作。赖朴吾认为“工合”工作可以更直接地帮助中国人民，欣然应允前往。是年夏，他徒步1500多公里越过日伪军封锁线，前往四川。途中他访问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朱德、彭德怀、萧克等八路军将领的接见。随后，他与在陕西的艾黎会合，一起经西安到达成都。

　　在成都，赖朴吾首先以第三方的“工合”视察员身份，不辞辛劳地跑遍了大后方，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精确的统计数据，公正、客观地向世界反映了中国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为中国得到国际社会的大量捐赠起到了积极作用。粗略统计，美国、英国以及港澳、菲律宾、印尼、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捐款共约500万美元，汇入“工合”账户，艾黎将其大部辗转送到极端困难的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香港沦陷之前，“工合”国际委员会迁至成都。到1940年10月，工业合作社从游击区、敌后根据地延伸到大后方，16个省共发展到2300多个，30多万人直接依靠这个组织求生计，生产的物资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承地利之便，成都“工合”组织发展更为迅速，如市郊有一个织物合作社，吸纳约5000多妇女纺羊毛线，每天产出1200条毯子，能接受150万条羊毛毯的大批定货，还带活了一个150人的合作机器厂，制造布机和纺锤，为织物合作社配套。

　　根据延安方面的要求，“工合”组织安排一些款项，并从晋东南迁一个“工合”炼铁社到晋西北，生产一二〇师制造手榴弹急需的生铁。

　　赖朴吾在成都还收获了爱情。1940年，他与南希（中文名齐兰畦）结婚，夫妇一同继续助推“工合”事业。

　　1942年，被日本人封校的燕京大学迁到成都，赖朴吾任教成都燕大数学系，兼理学院代理院长，直至抗战胜利后随燕大回迁北平。

　　1946年，赖朴吾带家人回英国，到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1948年10月，他再回北平燕大数学系任教。1949年10月1日，他和燕大师生一起，凌晨3点起身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赖朴吾夫妇准备在中国定居。可当时的中国，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成了另类，且燕京大学被撤销，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舍由北大接收。1952年，赖朴吾只好携带全家回英国，他在剑桥大学致力教学科研直到1976年退休。夫妇俩合写了《经历中国革命》等书，用极大的努力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1984年4月，赖朴吾夫妇选择在他们订婚纪念日再度来华访问讲学，回到燕园和老友在临湖轩畅谈，拜访了病中的老友艾黎。就在约定与萧克将军见面的前两天，赖朴吾突发心肌梗塞，逝于北京，享年74岁。

　　30多位燕大校友遵他“把骨灰撒在未名湖边的一个小小的花坛里”的遗愿，将其骨灰安葬在燕园未名湖畔，近旁种上了3株他生前最喜欢的黄刺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