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在苏中南通警卫团侦察排当侦察员。3月29日晚饭时，梁灵光团长告诉我：“小黄，你快点去吃饭，越快越好，晚饭后有紧急任务！”
“紧急任务！”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草草地扒了几口饭，就跑到团长住处接受任务去了。
梁灵光团长正在桌子上看地图，还不时的用铅笔划来划去。他见我进来，起身严肃地对我说：“日军纠集了5万精锐部队，还有1万伪军，正在向南通、海门、启东扫荡，妄图在一个星期内消灭苏中的新四军。”他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日军由南通到了金沙，在金沙镇分四路向我北新桥进攻。”当时，我们南通警卫团的团部就在北新桥的顾家大院。
说到这里，梁灵光团长加重了语气：“你的任务是连夜骑一匹马，迅速地把这一情报口头传达给三余镇南面二营和三营，天黑以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叫他们随时转移！”
从顾家大院到三余镇的二营和三营有100多里地，路上还要通过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团长表情非常严峻，他问我：“小黄！任务你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听清楚就好，要记住是口头传达！”停了一会儿，梁团长又问我：“你还有多少子弹，有困难吗？”我说：“还有三条子弹（驳壳枪子弹，一条10发），坚决完成任务！”
梁团长说：“再给你两条子弹，你就骑周（一峰）政委的那匹马。”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此地了，你完成任务以后，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团部。”
从梁团长的脸上，我看出这次任务非常重要、非常艰巨，它牵涉到二营三营数百人的生命安全。我向梁团长致过军礼后便策马飞奔朝三余镇前进！
过封锁线，敌人重兵把守关口，我送情报要紧，也顾不得那么多了，飞马开枪打死两个哨兵，冲了过去。到了二营三营，他们正要集合部队，我向二营三营营长口头传达了团长、政委的指示。两位营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小黄！谢谢你！”
我把周政委的马交给了三营营长，因为返回时，要寻找团部，骑马目标太大，很不方便。三营营长嘱咐我路上要注意安全。二营营长说：“小黄，你干脆和我们一起走吧。”我说：“团长命令我，情报送到后，一定要想办法返回找到团部。”二营营长说：“团部侦察排的小徐到这里执行任务，他也要返回团部，那你们干脆一起走吧！有人作伴一起行动，我就放心多了。”
离开二营三营不久，我们就看见许多穿土黄衣服的日军向北新桥进犯，黑压压一片。我和小徐躲在草丛中数，数了几遍，也没有数清到底有多少日本兵。我焦急地对小徐说：“咱们赶快找团部去！”小徐是本地人，他说：“团部我不去了，我到后方被服厂去。”
小徐对这一带很熟悉，情况紧急时，他可以回家去躲一躲。而我呢？远离家乡，找到团部是我唯一的生存希望。我坚决地说：“我要回团部去！”小徐说：“团部早就转移了，恐怕不好找吧。”我说：“不好找也得找！”
与小徐分别后，我向着北新桥河岸走去，一边走，一边向老百姓打听团部的下落。我打听了好几位老乡，老乡总是摇摇头，说：“日本兵来了，部队早就撤走了。”究竟撤到哪里去了？老乡也一无所知。
当我走上北新桥河岸时，突然闪出两名日本兵。两把明晃晃的刺刀紧紧地对住我，“不准动！举起手来！”我想这下可完了。我假装慢慢地举起双手，其中一个日本兵正要前来掏我腰上的真家伙。“噗通！”我急中生智地跳到河里。“叭！叭叭！”日本兵沿着河岸一边追，一边朝我打枪。我在水底下，赶紧脱掉棉衣。棉衣随着河水向东流去。两个日本兵拼命地往东面追去，我在水底下向西南方向潜去，这才躲过一劫。
上了河岸，我找到了三里乡的乡长，乡长见我一身湿淋淋的，赶快叫妻子找来衣服让我换上。当时正值阳春三月，苏中的天气还有些寒冷，凉风吹来，我觉得浑身凉飕飕的。
我又冷又饿，实在忍不住了，对乡长说：“乡长，不瞒你说，我肚子实在是饿了。”
乡长笑着说：“你早说呀！”乡长把我带到一家老百姓家里，老乡一会儿就做好了饭。这家老乡并不富裕，饭是大麦做的，很粗糙，菜是腌菜，还有一股臭味，而我却吃得很香很香……
我一回到团部，韩念龙主任便惊讶地说：“小黄，原来是你呀！”我说：“主任，出什么事了吗？”韩主任说：“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我说：“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嘛！”韩主任说：“我们政治处都已经把你当烈士上报了，部队还为你开了追悼会。”
原来，我走后的第二天，从河里漂起一具尸体，尸体旁边有一件棉衣，那件棉衣正是我跳河时脱掉的那件，棉衣上写着部队番号和我的名字，三里乡的乡长以为是我，便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团部，把那位牺牲的同志当成了我。
（黄祖友是江西省赣州市新四军研究会原会长，王北发系赣州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