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颁发给来华助战的国际友人“救护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已经70多年了，然而，日本安倍政府至今仍否认侵略历史，并试图修改日本和平宪法，日前又加封右翼女子稻田朋美作防卫相，显示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我用收藏的两个老物件再次提醒得了“健忘症”的安倍。
一枚“纪念章”
友人在跳蚤市场淘到一枚紫铜制“国势调查纪念”章，赠我鉴赏。这是伪满洲国康德七年（1940年）制作的一枚老佩章，宽3.3厘米，高5厘米。“康德”二字，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张学良的东北军撤至关内，东北大片国土沦丧。日军侵占东北得逞后，立即为成立伪满洲国作准备。11月9日， 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潜入天津，诱持溥仪到达营口，再秘密转到旅顺。1932年3月1日，日军大本营派出11名代表赴旅顺“请驾”，3月3日，溥仪北上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
一时间，这位被废除帝制逾30年之久的大清宣统皇帝，当傀儡后又神气起来。每天沉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又有东洋女子绕膝作伴，好不快活。1934年3月1日，经日本天皇批准，“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这就是这枚佩章上的“康德”年号的由来。
伪满州国“国势调查纪念”佩章
在日本卵翼下的伪满洲国，曾在山海关附近设立界碑，自称“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然而，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宣告投降，溥仪即刻宣布“退位”。8月17日，溥仪窜至沈阳飞机场，正准备逃往日本，被早到一步的苏军逮个正着。从此，溥仪成为阶下囚，他那个“大满洲国”与“康德”年号，也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1946年8月12日，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溥仪在苏军的押送下，从海参崴到达东京出庭作证，他声泪俱下地揭露日本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及其罪行。经过多年牢狱生活的溥仪，后来在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自己当傀儡皇帝的窝囊生活，描述得淋漓尽致。
一张“救护证”
在那中、日力量对比悬殊的年代，中国虽弱，却是在进行着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斗争，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许与支援。在抗战胜利71周年之时，一位久违的亲戚赠我一张抗战期间陈纳德“飞虎队”成员的佩件：一张由当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颁发的第32570545号“救护证”。“救护证”宽28厘米、高17厘米，上面写道:“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专供外国友人参战时佩戴。这是他父亲的珍藏品，今年95岁的高龄老伯曾是一名战功卓越的“飞虎队”成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全面爆发战争。而华盛顿当局保持“中立”，禁止美国人介入这场战争。如同当今美国政界常常在骑虎难下的窘困时刻推卸责任的口头禅：“对某某不持立场”。实际上，在二战初始阶段，美国还是日本的后盾。1937年美国向日本出口石油2900万桶，1940年美国向日本出口石油2300万桶，各占日本当年石油进口的80%与60%，此外还有大量战略物资与其交易。当时的美国，正热衷于发战争横财，隔洋观战。
但是，正直的人们总会挺身而出，伸张正义。此时，以美国退役上尉陈纳德为首的一批英勇斗士，不顾一切地支援中国空军对抗日军。后来，陈纳德应宋美龄的邀请来华，受聘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顾问，并得到了当局最高领导人蒋中正的接见。1940年11月，陈纳德回美国招募美国空军志愿人员来华参战。我的这位亲戚的老父亲就是那时来华的。
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件，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数以千计的美国大兵瞬间葬身海底。此时美国政府才醒悟过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才发生改变。陈纳德提出的美国空军志愿队计划终获总统罗斯福批准，在昆明正式成立。这样，大量美国陆海军后备航空兵驾机越过喜马拉雅山，来到中国，直接参与对日作战。陈纳德时任志愿航空队队长。因其飞机头部均绘有老虎图案，中国老百姓称他们为“飞虎队”。
在中国和缅甸上空，“飞虎队”给日本空军以有力打击。后来“飞虎队”移师湘西芷江机场，1944年后，曾参与从芷江机场奔袭日本本土的战斗。此时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的大片领土均为日伪占领区，所以飞越该地区是十分危险的，时有飞机坠毁、飞行员跳伞的事件发生。为了“飞虎队”人员的安全，中国当局制作了“救护证”，以便中国军民协助救护。当时，“救护证”犹如“护身符”。据史料记载，在一年多的时间，仅新四军和华中抗日军民就救护“飞虎队”坠机（跳伞）驾驶员和机组人员12次24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两枚老佩件，传递了不同的情感，让我们直面历史的丑恶与美善，再现了昨日的耻辱与荣光。
1934年设立在山海关附近的伪满州国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