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秘密会见张学良，达成逼蒋抗日口头协议
1936年4月9日之夜，在延安清凉山下的天主教堂，周恩来与张学良初次会见。两人一见面，张学良便紧握着周恩来的双手，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周恩来一听忙说：“张将军，好眼力啊！”张学良谦逊地说：“不，不！谁人不晓共产党著名的美髯公啊！”说罢，大笑不止。
周恩来见张学良如此豪爽，不无感慨地说：“初次相见，有着一种故人相见的亲切感。”张学良听了一愣。周恩来解释道：“张将军有所不知，我少年时代曾做过你父亲张大帅三年的臣民，对东北人的性格还是熟悉的，而且打心里也是喜欢的。”张学良说：“难怪周先生如此痛快，称得上是半个老乡了！”
张学良又认真地说：“诸位可能还不知道，我和周先生还是同一名师的弟子！”在场的人都有点不知就里，就连周恩来也有点不解。张学良接着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既是你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周恩来问：“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学良停了一下，如实相告：“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周恩来道：“张伯苓先生一生爱国，迭次声明反对内战。我们这两个弟子当遵从师教，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谈，就在这十分亲切友好、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
会谈的中心内容是抗日救国道路问题。张学良首先快人快语：“不瞒周先生说，两年前，我认为中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把朝野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的力量统一起来，才能抗击日寇、应付国难。但我现在已认识到过去那种想法错了……”
周恩来耐心静听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和善而庄严，他说：“中国要抗日，要收复东北，必须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才能调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把中国引向光明。搞个人独裁，不要民主，不要人民大众，只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张学良赞同周恩来的看法：“周先生讲的极是。但对于蒋介石，我本人和你们有不同看法。”“蒋介石是有抗日思想和打算的。据我这两年观察，蒋介石确实有民族情绪，有抗日的可能。蒋介石目前处在岐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错误国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本人同意张先生‘逼蒋抗日’主张，如果抗日战争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将是个大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
而后在谈判中，张学良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参与酝酿此事。（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三）如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通知在直南、平汉路西的东北军与红军联络，可使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四）蒋介石现在歧路上，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目前他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周恩来也提出：（一）释放被捕的共产党人。（二）划陕北区为红军后方。（三）抗日胜利后，共军与国军同等复员遣散。（四）准共产党人为合法政党，等等。张学良应允待机将这些条件向蒋委员长转陈。
周、张初次会谈，双方都感到非常满意。周恩来对同行的李克农说：“想不到张学良是这么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张学良也说：“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啊！”
周恩来协助张学良实现逼蒋抗日
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见面，是在西安事变之后。
12月4日，蒋介石在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甲、乙两个方案，逼张、杨选择。甲案：服从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剿共；乙案：如果不愿执行甲案，那么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将陕甘两省剿共任务让给中央军来完成。这两个方案，张、杨均不能接受。张学良、杨虎城既不愿再打内战，也不肯离开西北，于是下定决心走两步棋：第一步苦谏劝蒋，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不听，就实行第二步，兵谏扣蒋，将蒋介石捉起来，逼蒋抗日。
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工作。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五间厅蒋介石住处，声泪俱下哭谏，蒋介石拍桌怒斥：“现在你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我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杨虎城从旁婉言劝蒋，蒋介石也不为所动。12月9日，蒋介石与“西北剿总”将领商定，12月12日颁布总攻陕北红军命令。如张、杨不从，就先解除张、杨的武装。至此，张、杨已别无他法，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毅然对蒋实行兵谏。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
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和罗瑞卿、童小鹏一行18人，从保安出发，骑马风雪兼程170多华里，赶到延安机场，坐上张学良派来的专机，于12月17日晚行色匆匆赶到西安。
为了稳定局势，周恩来与张学良当即商定：在军事方面，东北军、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主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必要时侧击甘肃的胡宗南以及支援关中。红军加入西北抗日联军。这样，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巩固了西安的地位。
在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周恩来赞同张学良的对蒋方针，并就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置办法发表意见。周恩来指出，事变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形成举国一致的抗日局面；一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但这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制造有利条件。我们应该争取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也就是要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同意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翌日上午，周恩来又拜会了杨虎城，交流了他与张学良商谈的情况和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由于张学良和周恩来意见一致，因而杨虎城没有表示异议，但他很担心蒋介石阴险毒辣，被释放后会翻脸不认人，实行报复。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虑表示理解，但他认为，现在抗日已是大势所趋，蒋介石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只要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一致，力量强大，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成。
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根本利益为重，不仅使张学良、杨虎城折服，也推动了西安群众接受和平方针。西安的和平方针又有力地支持了南京政府内主和派的斗争，迫使主战派头子何应钦派宋子文、宋美龄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到西安谈判。
12月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飞到西安，即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谈判。周恩来代表张、杨和中共“三位一体”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双方同意以此作为基础，谈判相当顺利。蒋介石虽不参加谈判，但以“领袖人格”担保实现诺言。
谈判虽然有了结果，但双方在何时放蒋介石及撤军问题上仍有分歧。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怕蒋出了闪失，于国家民族不利。于是他在25日下午3时，既未同杨虎城商量，也没同周恩来通气，独自决定立即放蒋，并亲自陪蒋飞回南京。
周恩来念念不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功臣张学良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聚，前后加起来总共只有8天9夜。但就是这短短的8天9夜，却使二人建立起恒久弥长的革命友情。周恩来不止一次地称赞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铁血男儿”，张学良也说：“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周恩来”。
张学良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幽囚岁月里，曾避开戒备森严的看守特务，亲笔给周恩来写过两封密信。周恩来也一直惦记着囚禁中的张学良。1937年1月10日，周恩来曾有一信致张学良，信中写道：“汉卿先生，自兄伴随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成文发表，愈是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及周，蒋先生休假故里，中央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临颖神驰，伫候明教，并希为国珍摄万岁！”
同年2月17日，囚禁于奉化溪口的张学良，背着戒备森严的看守，给周恩来写了第一封密信，交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带给周恩来。信的全文是：“恩来兄：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张学良在信中对周恩来“一本初衷”挽救危局的“大无畏精神”表示“钦佩”。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为中共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发言，他说：“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这时整个会议厅异常沉寂。这番话使在座的一帮国民党军政要员们一个个闭目阖眼，满脸羞愧，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同年4月19日，囚禁于贵州桐梓的张学良，又给周恩来写了第二封密信：“恩来兄：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指叶挺等飞机失事遇难），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一”。
1946年12月，在延安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大会上，周恩来严正指出：“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和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囚了10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了。”
1956年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
1975年9月，周恩来病情已非常严重。但此时此刻，他仍然关注着台湾的张学良。当他从一份《情况反映》上得知张学良患了眼疾，且有失明的危险，就立即提起笔来，用颤抖的手写下批示，要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想办法给予帮助。周恩来还不放心，又在批示上连加了三个字：“托！托！托！”这是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所作的最后一份批示。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病逝。那时张学良已定居在美国夏威夷。当他获悉邓颖超病逝的噩耗时，曾经以掩饰不住的悲哀语气对身边的人说：“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没能再见到周先生和夫人，这是我的终生遗憾啊！”张学良给他在香港的侄女打电话，要求她一定前往北京，替他给邓颖超送一个花圈。
7月14日，就在邓颖超遗体即将火化的前一天，张学良的花圈终于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的灵堂前。花圈的雪白缎带上写着：“邓大姐颖超千古张学良赵一荻敬挽。”
如今，张学良将军也在美国作古了，但是，周恩来、邓颖超和张学良之间的革命友情，却仍如他们生前的事迹一样，长留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