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竹雯老人，人称“蚕奶奶”，因为直到年过90，她仍然忙于桑蚕事业。她既是革命者，又是科研工作者。1938年，她16岁时投身抗日斗争，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四军的一名女战士，她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11年。1949年5月苏南行署成立，丈夫管文蔚担任行署主任，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革命胜利了，她不愿做一名纯粹的“干部家属”，那做什么好呢?因为投身革命前，她已在丹阳正则女子职业学校蚕桑专业学习，她决心要用自己的所学服务于人民，这一干就是60多个春秋。
朱竹雯2006年荣获全国茧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
参加丹阳游击队
朱竹雯原名张耘，从鸣凤小学（现丹阳实验小学）毕业后，被母亲送进吕凤子先生创办的丹阳正则女子学校。在许多女孩子都选择刺绣、师范、烹饪专业时，她选择了蚕桑专业，她喜欢蚕宝宝，更爱大自然，她要一生与绿桑、蓝天、白云相伴。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事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鬼子打到了丹阳，她毅然投笔从戎。当时丹阳四乡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管山有位抗日志士管文蔚，他将各村16至50岁的青壮年组织起来，编成抗日自卫队，保家卫国。张耘听说后也想去报名，但得到的答复是不收女性。她便去找管文蔚，管文蔚见是位女青年，有点诧异，站起身来问：“你有什么事？请坐下来讲。”张耘心情有点紧张，说道：“打日本鬼子，人人有责。如今怎么不收我们女同学呢？”管文蔚温和地说：“我们欢迎有抗日救国热情的青年参军，只是抗日自卫团刚刚成立，像工作分配、吃饭住宿等事情尚未安排好。等我们准备充分了，你们再来参加，好吗？”“好的！”听到这些，张耘高兴地告辞了。
1938年5月，张耘正式参加了丹阳游击队，被分配到抗日宣传队工作，任务是到各乡镇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等思想。一次，她在丹阳访仙地区遇到了当年鸣凤小学的同学殷逸，殷逸那时在游击队从事军需工作。张耘想向他要些手榴弹打鬼子，但殷逸不给，说他无权分配，要领导来安排。张耘心里蛮佩服这位同学，认为他很守纪律。当时武器稀缺，生活条件也很艰苦。战士们居无定所，常在老百姓家里打地铺，用稻草铺起来就是床。
嘉山下美丽的爱情故事
丹阳县城东北有一片丘陵山地，最高峰名为嘉山，海拔虽然只有149米，却“横卧长江边，壁立千仞，状如伏牛”。山势逶迤，颇具特色，在一马平川的江南倒也并不多见。嘉山南部山明水秀，幽雅清闲，有名噪千年的古寺——嘉山寺。嘉山寺又名龙庆寺，初建于北宋绍圣年间。寺前有数亩大的水池，池上有亭，传说是白龙的化身。寺内有一古井，上窄下阔，地下最阔处有半亩大小，井水甘冽，且从没干涸过。嘉山寺依山傍水，远近闻名。乾隆皇帝三下江南，两次到嘉山寺，并御笔亲赐“龙庆禅寺”匾。管文蔚的家就在神奇嘉山西北角的倪山村。
张耘参加丹阳游击队以后，一直非常负责地从事着抗日宣传工作。她活泼大方，擅长演讲，受到群众欢迎。有一天，管文蔚找张耘单独“谈心”，他说：“听说你们宣传队到离丹阳城6公里的东洋桥去宣传，6个人中只有你1个女同志，是吗？深入近敌区工作，是要有勇敢精神的，你做得很好。”张耘低着头说：“做这点儿工作，不算什么。”管文蔚问道：“打败日本后，你准备干什么？”张耘说：“我学过蚕桑技术，可以到农村指导农民养蚕，也可以当小学教师。”管文蔚沉吟了一会儿说：“你这是为个人谋出路的人生观。我们要为全体劳动人民都获得彻底的解放而奋斗。”接着，管文蔚望着张耘说：“革命工作是长期的、艰苦的，我需要有人帮助，你帮助我好吗？”张耘迟疑了很久，好不容易说道：“我还年轻，文化低、能力差，不能胜任。”管文蔚回答说：“这没关系，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而且我可以帮助你。”就这样，张耘留在了司令部工作，她开始了新的生活。
白天，张耘随管司令前往各个连队视察并指导工作，晚上则坐在油灯下学习政策与文化知识。他们二人有时会去攀登村旁的嘉山。有一次在嘉山山顶，管文蔚向张耘提到了陆游《夜泊水村》一诗中的“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他指着嘉山山麓北边的镇澄公路告诉张耘，自己当初是如何默念着这首诗而立下抗日救国的远大志向的。那是个晚霞出奇美丽的傍晚，在嘉山脚下倪山村西桃园，那里的景色美如世外桃源，管文蔚停下了脚步，神情庄重地向张耘“求婚”，她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
1938年10月，金秋送爽，稻穗飘香，管文蔚在喜庆的鞭炮声中迎娶了与他心心相印的姑娘。婚筵就设在管家的厅堂上，一共请了三桌客人，有亲朋好友，也有挺进纵队的同志们。送什么给她作为新婚礼物呢？管文蔚愣了半响，随即便快速冲出了门外，不一会儿，他双手擎着一束红得滴血的鸡冠花对新娘张耘说：“对不起，院中只有它。相信我，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会将天下最美丽的鲜花一起采来献给你！”那晚宾客散尽之后，管文蔚紧紧抓住张耘的手说：“从此以后，你我将风雨同舟，相依为命。”张耘用力地点了点头。她明白等待她的不会是荣华富贵，不会是养尊处优，而是出生入死，南征北战。
朱竹雯与管文蔚在南京梅园新村45号庭院内
与江都百姓鱼水情深
1938年7月上旬，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丹阳延陵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约见了管文蔚，后派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前往管部视察，授予丹阳游击纵队番号。9月，改番号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对外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员。部队经过整训，军政素质大幅度提高，成为开辟丹北地区的主力。陈毅司令员又制定了以江苏扬中为跳板并向苏北发展的战略计划。
1939年，因为抗战需要，新四军挺进纵队北上至苏北江都吴家桥小荡村，张耘随丈夫同行，与部队一起住在当地地主李家。陈毅司令员特地下令，部队不准随便走动，不准惊扰村民，很快打消了当地群众的顾虑，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虽然李家家宅硕大，但部队住进李家时，上至陈毅下至战士，一律打地铺。他们将稻草铺在地上，再铺上席子当作“床”。李家老太爷见新四军军纪如此严明，便腾出一间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厢房，方便陈毅居住和开会。
张耘和管文蔚是新婚，按照当地风俗不能住在一起。那个年代的爱情美好而单纯，张耘能每天看到丈夫就很开心、很满足了。作为司令员夫人，她严格遵守纪律，不搞特权，还经常帮助村民，积极与当地人搞好团结。张耘后来回忆说：“虽然现在我已经记不得当时小村的样子了，但我们当时跟当地人相处融洽，没有发生过一点不愉快的事情。特别是陈毅司令员，更是得到了他们的尊重。”在抗战艰难的时候，许多村民纷纷送来粮食并鼓励家人加入新四军，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日。
在吴家桥李家的短暂时间里，张耘发现当地有养蚕的传统，但没有先进的饲养知识作指导，她便按照上级指示，主动出面，用自己掌握的蚕桑专业知识为村民做技术指导。张耘后来回忆说：“我住在李家的时候，跟李家几个女儿相处得很好，那时候除了帮助村民养蚕，还四处宣传新四军抗战的重要意义。”
许多年过去了，张耘依然牢记着江都人民，因为江都人民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她怀着6个月身孕的时候，前方战事紧张，她不得不和弟妹转移到丹阳。那天天气阴沉，她们从吴家桥出发，到达江边后，发现一群日伪军老远就向她们喊话，让她们停下来接受检查。张耘等人被迫躲进江边的一家茶棚，茶棚的男主人了解情况后，将张耘身上携带的介绍信和钢笔等物件藏进茶桶，让她们装扮成自己的亲戚，日伪军前来搜查时，一无所获，只好离开。张耘后来感慨地说：“当时如果被日伪军逮住，肯定没命了。茶棚的男主人很勇敢，也很聪明，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可惜我忘了问他的名字，现在也无法报答他了。是江都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参加郭村保卫战
张耘随管文蔚到郭村后主要负责民运工作。做好民运工作需要细心，加上男同志要上前线，因而做民运工作的大多是女同志。民运工作主要有发动、组织群众，如组建儿童团、妇女队等，宣传团结抗战、人人有责的思想。张耘常教孩子们和年轻妇女们唱歌，比如《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太行山之歌》等。张耘是首长夫人，群众看到她如此平易近人，跟国民党官太太不一样，就把她看作自己的姐妹，很支持她的工作。
发生在1940年6月底的郭村保卫战是新四军东进后遭遇的第一场比较大的战斗，顽军有上万人，比新四军多达10倍。战斗打响之后，部队需要什么，群众就送来什么。有的群众还帮着挖战壕、削竹签、送茶饭，担架不够用，群众就把门板拆下来送上前线……张耘回忆说，当时国民党顽军反复攻打新四军阵地，打完了东边就转而打南边，新四军发现这一特点后，就发动周围群众帮着守战壕，民兵们将帽子放在扁担上，在战壕里担着扁担走来走去，让顽方误以为战壕里有部队，便不敢贸然进攻。其实新四军主力部队都到另外的地方阻击去了。
保卫新四军金库
后来，张耘在苏中金库负责财经工作。1943年春，日军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和清乡，部队的财产没有固定的存放场所，如何才能保全这些财物呢？当时，财务人员大多是十六七岁的女战士，几乎每人身上都背着一个20多斤重的袋子，里面装着钞票和金条、金砖。在扫荡最严酷的阶段，她们几乎天天搬家，夜夜行军，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以钱袋为枕头。每当遇到日伪扫荡，她们就得跟随部队撤退，为了不暴露目标，她们甚至献出了生命。所以，每半年召开一次的财经会议犹如一场盛会，大家相聚在一起嘘寒问暖，残酷的斗争使人无法预料是否还有重逢的机会。
随着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地区税收也不断增长。如何保管好这些钱财让财经部门的同志们动了很多脑筋。后来部队选择了一艘大渔船,把整个苏中的金库都转移到渔船上，以便减少部队的保护消耗。如果遇上扫荡，就让装满钱财的渔船漂荡在海上。船上工作很辛苦，渔船四面摇晃，不少战士都晕船呕吐，有的战士甚至连黄水都吐了出来，根本吃不下东西。但为了保证部队和根据地的供给，张耘与她的战友们毫无怨言。
为了革命，张耘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46年夏，七战七捷第三战期间，她身怀六甲却遭遇叛乱，和母亲、三个孩子一同被劫持，当时她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粟裕将军得知消息，立即下令营救，张耘等终于化险为夷。
援外的科学使者
解放战争终于胜利了。那年张耘27岁，身为无锡军管会主任管文蔚的夫人，张耘不愿凭借着革命经历当领导干部，她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去。夫妻俩谈了一夜，管文蔚说：“你是学蚕桑专业的，还是去搞蚕桑吧！”张耘有些迟疑地说：“以前学的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管文蔚用鼓励的眼光看着她说：“不要怕，你一定能行！”就这样，张耘坚定地投入到了蚕桑事业中。
为了不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是管文蔚的夫人，她改名朱竹雯，把孩子们统统送进寄宿学校和全托幼儿园后，只身前往与无锡城隔着一道山的蚕丝试验场，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要么打地铺，要么和实习生、技术员住在一个房间，一边工作一边向她们学习。就这样，朱竹雯不仅把学过的知识重温牢记，还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很快就成了行家里手，当之无愧地担任了无锡蚕丝试验场场长。针对江苏缺少培苗技术的状况，朱竹雯组织场圃育苗试点，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创造了多种先进的桑树育苗技术，使桑苗繁育技术迅速普及。江苏省成为全国的桑苗供应基地，并多年保持蚕桑生产全国第一。
20世纪60年代，朱竹雯两度受国家农业部派遣，担任援外任务。1966年5月，她以专家组组长身份率队赴阿富汗，援助该国蚕种场建设项目，将中国历史悠久的桑蚕技术远播国外。从场所基建到蚕种培育技术传授，她都身体力行，甚至像钢筋工一样上脚手架绑钢筋。她还连夜亲手为阿富汗工人缝制劳保手套，替工伤人员维权，第一次把劳动权益保障的观念引进阿富汗，得到了该国政府和当地工人农民的高度评价。朱竹雯身在阿富汗，与管文蔚和孩子们相隔万水千山，只能每月和他们通信一次，互相问候，互报平安。半年后，朱竹雯载誉归国。临别时，阿富汗农业部官员竟不舍其行，一位司长深情地说：“中国人民是勤劳、聪明、勇敢的！朱竹雯女士一个人抵得上我们这儿的三个人！”1967年4月，阿富汗政府果然请求中国政府，诚邀朱竹雯女士再次赴阿。这一次，阿富汗农业部官员和同行朋友们，更把中国专家们待若上宾，热情接待，视为家人，并虚心求教，诚恳学习。朱竹雯和专家组成员一道，更加努力，更加勤恳，为阿国的桑蚕和丝绸业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他们向阿富汗人民传授了知识和技术，也传播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工作一年半以后，才于1968年9月返回祖国。
获蚕桑丝绸界终身成就奖
朱竹雯后来担任江苏省农林厅蚕管局局长，直到担任农林厅副厅长时，仍分管蚕桑工作，1984年到江苏省丝绸公司当顾问，1994年离休后，担任江苏省老区开发促进会常务理事、江苏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中国蚕学会名誉理事长、江苏省蚕桑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促进了省内、国内蚕桑事业的发展。江苏省蚕茧产量1949年为13万担，1954年为25万担，到1984年发展到120万担，人们不会忘记蚕奶奶所做的贡献。
朱竹雯在花甲之年参与了国家黄淮海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项目，任黄淮海平原发展蚕桑子课题组长，随之获得国家科技推广一等奖。此后又主持了国家星火计划中的优质桑蚕茧丝绸综合开发和应用项目，获得国家星火科技进步一等奖。朱竹雯说，一棵桑树的经济效益相当于一亩田地。为增加农民收入，她不辞劳苦，奔波于种场、丝厂、田间与农户之间。
2000年是新四军黄桥决战胜利60周年，当年10月，蚕奶奶应邀参加纪念会。会后，蚕奶奶又奔赴姜堰、苏州、吴县、丹阳、镇江等地调查指导蚕桑产业化经营，受到各地干部与茧农的热烈欢迎。2002年以来，她还担任了优质雄蚕丝的开发项目的技术顾问，研制出了高品位织物，创新了品牌。2008年2月22日的《新华日报》刊载了《春蚕之梦：一位八旬老人的不懈追求》一文，赞誉了这位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桑蚕事业的可敬老人。从蚕姑娘到蚕奶奶，朱竹雯默默地无私奉献着，终于荣获了蚕桑丝绸界的最高奖——终生成就奖，赢得了业内的广泛尊敬。朱竹雯赢得这份荣誉是当之无愧的。当时，获此殊荣的只有两人，另一人是江苏吴江人费孝通的姐姐——蚕桑丝绸专家费达生。两人都为中国的蚕桑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有所不同的仅是：费达生是朱竹雯的老师，费达生从学校毕业后便一直为蚕桑工作呕心沥血，直至103岁去世；朱竹雯则参加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历时11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继续从事蚕桑事业。
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写过这样一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2012年10月5日，朱竹雯因病告别了她热爱的事业和亲人，享年91岁。病重期间，她和友人、亲人谈得最多的依然是桑蚕。蚕奶奶朱竹雯正像春蚕一样无怨无悔地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了毕生，她曾写过一首《七绝·桑赞——桑树夏伐后视察所见偶感》，正是她一生的写照：
乐哺春蚕献此生，罄将枝叶赋真情。
满园尽见桑拳举，为表赤诚作誓盟。
朱竹雯（右）与老师费达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