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中，新四军在华中创建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涉及到苏、浙、皖、赣、鄂、豫、湘七个省，面积约25.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20万。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的“家”，也是新四军生存发展的基地。没有根据地，就没有新四军的安身之所、生存之源、发展之本。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培养锻炼了众多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名人，为建立解放后的城乡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根据地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所锻炼培养的优良党风、政风、民风，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政民关系，都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腾飞的法宝。
抗日根据地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是深厚的、无穷的。挖掘和利用这一丰富的宝藏，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个重大课题。
《铁军》杂志创刊11年来，虽然对革命老区进行了诸多宣传，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新年伊始，由本刊记者采写的《记者老区行》与读者见面了。希望通过这个栏目，更好地反映老区的光荣传统，老区人的精神风貌和老区发生的巨大变化。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原貌
纪念馆现貌
新四军从这里出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表示要团结抗日。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0月12日，江西省政府主席转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将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
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叶挺于10月23日离南京，经武汉，于11月3日抵达延安。叶挺在延安接受任务后，于11月9日离延安，12日到武汉，第二天即正式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祈盼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决抗战到底。接着叶挺带着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改编的初步方案到南京，由叶剑英陪同于11月21日见蒋介石商谈改编有关事宜。
11月下旬，叶挺由南京返回武汉。在日军全面侵华战争打响以后，武汉日本侨民开始撤退。这时，整个日租界的日本侨民已全部撤走，房屋贴封上锁，路上人烟稀少。在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不远处的大和街，叶挺选中临近大正街（今芦沟桥路）的一排三栋房子，作为新四军的办公用房。他带着先期招募的沈其震等人，撕掉封条，撬开门锁，破门而入。在那一排三栋房子的26号（纪念馆现址）门前，挂起了“新四军筹备处”的招牌。
1938年1月4日，项英率部分工作人员乘船离汉赴南昌。行前，
叶挺（中）与项英（右二）、张云逸（左二）、曾山（右一）、周子昆（左一）在汉口合影
12月23日，项英一行从西安乘火车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下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当晚，他就到大和街26号同叶挺会见。两人互相交流了各自的情况，对同国民党谈判新四军组建方案统一了认识：先组建新四军军部，再集中整编红军和游击队；汉口军部成立后，迅速迁往南昌；军部的机构设置，按国民革命军统一规定，但要扩大政治工作机构；军部各机构及下属组织的主要领导骨干配备等。
12月23日中午，叶挺设宴招待从延安调来的干部，欢迎大家调到新四军工作，带来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充实了新四军的领导力量。项英向大家介绍叶挺说，叶军长是北伐名将，为新四军的建立作出了努力，希望大家要尊重叶军长的领导，在叶军长领导下，加快部队集中整编，早日开赴抗敌前线。
1937年12月25日下午3时，叶挺、项英和张云逸（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同国民党谈判代表、拟任新四军参谋长）召集头两批从延安调来的干部和叶挺在武汉招募的干部在大和街26号开会。到会的有拟定的司令部参谋处长赖传珠、军需处长叶辅平、副处长宋裕和、军医处长沈其震、侦察科长李志高、通信科长胡立教，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李子芳、民运部副部长余再励、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等40多人。叶挺、项英分别报告了抗日战争形势、上海和南京失陷的经过及原因，布置了当前的工作任务。这次会议是汉口新四军军部的第一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
一张地图揭开历史真相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武汉就开始了新四军在汉军部的研究，但军部旧址的查找一直没有下落。
1997年，纪念新四军组建6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到武汉拍摄文献纪录片《铁军》。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邮政部门还发行了武汉新四军诞生地的首日封。首日封上印有新四军诞生地：汉口胜利街332-352号的图景，还配有江泽民同志的题词：“北伐名将，抗日英雄，铁骨铮铮，浩气长存”。
但是在文物管理部门的眼里，仅有老同志的回忆资料，是不能肯定汉口胜利街332-352号是新四军军部旧址的。
汉口日本租界全图（1930）
直到2001年10月底，武汉方志馆资料室提供了一本武汉勘察设计院编、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历史图册》，其中有一幅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汉口市政府工务局摹、汉口日租界居民制做的《汉口日本租界全图》，让这个问题“柳暗花明又一村”。
根据《汉口日本租界全图》标明，在大和街路段的南侧，中小路（今大连路）以东，大正街（今芦沟桥路北段）以西，一排3组房子，也就是现在的胜利街332-352号，即当年的大和街26-44号，正是当年的汉口军部！
同年12月14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武汉找到新四军诞生地》。2002年，新四军军部旧址被确立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旧址修复解决两大难题
将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按1937年成立时的原样进行修复，并以此为依托开辟纪念馆，是人们心中共同的愿望。然而，这个愿望的实现不得不面临两大难题。在武汉市人民政府和新四军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难题最终得以解决。
其一，原始资料和文物严重匮乏。为此，有关研究人员四处寻找。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还联手《楚天金报》寻找相关文物。遗憾的是，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时间很短，留下的资料很少，加上当年知情的老同志多已去世，查找工作难度很大。几经联系，得知南昌有一位叫汤光恢的老人，曾是叶挺的副官，在汉口军部工作过。据汤老讲述，当年他住在一楼，叶挺、项英住二楼；军部挂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木牌，是黄底黑字，很醒目……目前旧址复原的布局、陈设，基本上按汤老的回忆。政治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及叶挺、项英、郭沫若的房间等，得以一一复原。
其二，自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这里就成为了普通民宅，最多时甚至住进了几十户人家。到建国后，这些房子已几易其主，后来成了中原电子通信学院的宿舍。房子里住过形形色色的居民，他们对房子的一次次改造和加固都增加了修复的难度。一些砖块被印上、刻上了字，木头门和楼梯等被刷了好几层油漆。2006年，武汉市政府拨专款700多万迁出其中居民，并开始按原貌修复。经过紧张的抢修，加固了大木构架，更新了一些建筑构件，就连油漆也按照最里面那层颜色进行修复。
2006年12月25日，适值汉口军部成立69周年之际，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旧貌换新颜 再现当日风采
走进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内部，吱呀作响的楼梯、鲜红的地毯和麻质的壁纸都给人以淡雅节制之感。
一楼复原的主要有会议室、政治部、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和军医处等。政治部作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机关，负责管理全军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副官处主要负责军部机关的行政管理和生活保障；参谋处负责制定新四军军部机关编制、部队集中组编和作战的方案；军需处负责部队粮秣、被服、装备的筹办供应；军医处负责部队的医疗保障和医务人员的培训。
二楼复原的是新四军将领们的办公室兼卧室。当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新四军将领有叶挺、项英、张云逸、周子昆、曾山等，还有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的郭沫若。将领们卧室内的陈设都极其简朴，一张书桌、一张床、一个书柜，仅此而已。书桌上的那盏灯、那方墨陪着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床前的火盆里也总是灭了再续。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汉口新四军军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集中整编、干部任命、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问题，确定了红军游击队的整编办法，确定了新四军的作战部署并从多方筹集款项、武器、物资，补充了新四军给养供应的不足。
叶挺的住处挂着“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对联，是郭沫若所书赞扬叶挺坚忍不拔的革命斗志的。郭沫若和叶挺是好友。1938年1月9日，郭沫若应陈诚的邀请从广州乘火车到武汉，对是否就任第三厅厅长还举棋不定。叶挺将郭沫若从小客栈里接到汉口军部住下来，白天陪他到璇宫饭店拜会候任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晚上到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见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董必武等人。大家一致意见：现在国共合作打开了政治机关的大门，门虽然开得很小，但我们应该挤进去，用力把它挤大一些。这不是为做官，而是抢工作阵地，多做工作。郭沫若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同意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
叶挺办公室兼卧室中悬挂着郭沫若所赠题词
后来，叶挺和郭沫若进一步深谈，从工作谈到时局，一致认为：只要团结抗日，国家是有希望的。叶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沫若兄，我很快就要到前线去了，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你给我留个墨宝吧。”郭沫若问：“写点什么呢？”叶挺说：“《论语·子罕第九》，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郭沫若说：“好。”提笔，饱蘸浓墨，凝神片刻，一挥而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12个大字。将论语原文，加了一个“以”字，减了两个“也”字。叶挺拿起条幅，左看右瞧，连声夸赞：“真可谓力拔山河，气贯长虹啊！我一定好好装裱，挂在办公室里，每天必看，以铭我志。”
纪念馆内同时举办有包括《新四军在这里诞生》在内的三个专题展览。《新四军在这里诞生》展览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成立汉口军部，完成部队集结；第二部分，挥师东进敌后，转战大江南北；第三部分，坚持华中抗日，五师战功卓著。专题展览运用了声、光、电等技术手段，配以图片和实物，简要反映新四军军部诞生的过程和迁移情况、新四军七个师八年抗战毙伤俘日伪军47万余人的丰功伟绩以及新四军第五师华中抗日取得的卓越战功。
馆内的陈设基本保持原样，收藏着200多幅原始照片和30多件珍贵文物，再现了当年新四军在武汉抗战中的丰功伟绩。
铁军精神激励武汉
开放至今，纪念馆除有游客个人参观外，还有不少团体预约和团体活动，入党入团、爱国主义学习和一些挂牌活动等经常在这里举行。
在市民、游人和团体“走进来”的同时，纪念馆也坚持“走出去”，通过举办音乐会、故事会、宣讲会等形式进学校、进部队和进企业，以及不定期在市民中举办流动展览等，都使得新四军的铁军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
正在参观军部旧址纪念馆的学生
汉口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的时间不长。新四军筹备处、汉口军部和驻汉办事处在武汉的时间总共不到一年。但是对新四军组建、配合保卫大武汉在外围消耗日军兵力、支援东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以及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汉口新四军军部诞生于武汉，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铁军精神激励着武汉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创新武汉”、“和谐武汉”做出更大的贡献。
老通城的“豆皮之旅”
十月底的武汉，“乍寒还暖”。《记者老区行》栏目同新四军一样，从这里出发。刚抵武汉，记者一行就被这座城市浓厚的历史气息感染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巨幅宣传画屹立在长江边，马路旁隔不了多远就会有灯箱循环播放有关辛亥革命的视频……一切仿佛都在诉说，这是座革命的城市，是座英雄的城市。
短暂的舟车劳顿，伴着一丝丝寒意袭来，为了更好地完成采访任务，我们一致认为吃饱肚子才是硬道理。常听人家说，到了武汉一定要吃这四样东西：老通城的三鲜豆皮、蔡林记的热干面、小桃园的瓦罐鸡汤、四季美的汤包。其中，尤以老通城的三鲜豆皮为最，因为毛泽东主席1958年吃过这里的三鲜豆皮之后，明确地说：“豆皮是湖北的风味，要保持下去！”
我们慕名来到位于菱角湖万达广场内的老通城新店，这里是2011年初开始营业的，始建于1929年的汉口大智路的老通城酒楼在2006年因长江隧道施工已被拆除。吃着金而黄、方而薄、香而醉的豆皮，我们听到这么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1929年，蔡甸人曾厚诚租下汉口大智路3号湖北省银行的一个门面，开办了通城饮食店。后来，曾厚诚又向湖北省银行租了二楼，开办了大智旅社。曾厚诚同情革命，经常为旅居的共产党人免费提供食宿方便，还把经理室和与通成饮食店后门相通的公新里6号住宅，作为中共秘密接头和开会的地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机构迁至武汉。郭沫若、冼星海、田汉等文化名人都曾光顾大智旅社，其中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与曾家的儿子曾昭正、女婿李行夫是好朋友，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他们编印的《抗战歌曲集》和《大家唱》深受民众欢迎。1938年1月17日的《武汉日报》上，冼星海发表《救亡歌咏运动和新音乐的前途》一文，其中称赞了“湖北武汉之曾昭正、李行夫”等人的成绩，并把自己的许多作品交给曾、李二人刊登在《大家唱》上。冼星海的《游击军歌》就是在通城饮食店的楼上谱曲的。
1938年6月至10月,武汉会战爆发，曾厚诚不得不解散员工，关闭店铺，携带家眷逃离武汉。在撤出武汉前，日本汉奸私底下找到曾厚诚，以商会会长的身份引诱他，希望他留下来为日本人服务，曾厚诚严词拒绝。他舍弃多年心血积累的店铺，将家庭分散避险。曾昭正带领海星歌咏队徒步到宜昌、重庆进行抗日宣传，还应征飞虎队当过翻译。曾厚诚给了幼子曾幼诚7000元法币，让他去上海投奔姐姐曾子平（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地下党员）。曾幼诚拿出3000元捐给革命组织，带上剩余的钱和姐姐曾子平参加了新四军，屡立战功。1988年，曾幼诚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这是从老通城走出去的共和国将军！
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厚诚回到武汉，在原址上复业，其后历经数十年风雨至今。
听完这段故事，我们被深深地打动了，不仅是因为老通城悠久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从它身上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趟武汉“豆皮之旅”真是收获颇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