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希伯

　　从上海乘上小船，顺着黄浦江航行约12至15小时就到了长江，然后，或者溯江而上，或者沿着海岸北上，就可到达通往新四军控制地区的门户了。从长江北岸进入这个地区，必须穿过一小块日本人和汪精卫控制的地方。交界线上的岗楼或碉堡里的伪军，在用检查“军用”物资的名义检查你时，会警告你说，从现在起他们不能再“保护”你了。

　　此后，你可依赖新四军的保护，它的向导和战士将会出现在某处田野上，欢迎你到他们那里去……

　　这段描述，出自20世纪40年代初的美国太平洋学会主办的《美亚评论》杂志。这是一个名叫“亚细亚人”的人撰写的关于中国苏北军民抗日的通讯。亚细亚人即亚洲人。这个自称为“亚洲人”的人其实是欧洲人，他的本名叫汉斯·希伯,一位与中国共产党人有过密切交往的外国友人。

新四军的异国朋友

　　1941年6月1日晚，夜幕降临后，苏北盐城公共体育场正举行着一个盛大的欢迎晚会，新四军军部直属机关、盐城地方党政机关和工农商学各界代表4000余人参加。主席台上，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身旁就坐的是两位皮肤白皙、身材高大的外国人，一男一女。陈毅向与会者介绍了其中一位的情况：他，汉斯·希伯，著名作家兼记者，德共党员，阅历丰富，更有不平凡的革命经历。从本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与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他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在欧洲出版过反映北伐战争的专著。中国抗战爆发后，他直接投身抗日战争，到过延安，深入过皖南。他通过种种方式全力支持新四军的抗战，在上海与中共地下组织、新四军驻上海办事机构交往密切。这一次，他又携夫人秋迪·卢森堡不畏艰险来到苏北，考察新四军和苏北人民的抗日斗争。陈毅高度评价了希伯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最后指出：“新四军的战斗决不是孤立的，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的支持。希伯和秋迪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希伯夫妇是我们新四军最可靠的朋友。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必定会胜利的!”

　　随即，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通过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的翻译，希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天这个盛大的晚会，对于我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因为我到过八路军部队，也到过新四军部队。我能在这两支中国前进的队伍里行走，研究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实在是我生平最感自豪的事了。”他接着说，这次来到新四军地区，虽然时间短促，但却惊喜地目睹到苏北根据地各项抗日事业的蓬勃发展，看到了新四军的日益壮大，苏北人民在新四军的强力保护下，生产生活秩序井然，深感欣慰……

　　希伯与新四军可算是老朋友了。1939年2月，为支援新四军抗战，希伯在上海筹募了一批医药用品，历尽艰险，将药品交给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其时，国外对新四军了解不多，只知道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希伯在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进行了许多采访，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等。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检查工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希伯与新四军干部一起在礼堂听周恩来的报告。会后，周恩来接见了希伯并和他亲切交谈，称赞他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精神。希望他深入敌后，采访新四军将士和广大群众，把新四军的抗战业绩更多地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

　　在云岭，希伯还见到了由江南敌后返回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陈毅向他详细介绍了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情况。陈毅告诉希伯：新四军开赴敌占区后，一时间，铁路被切断了，桥梁被炸毁了，道路被破坏了，给养车被夺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兵被歼灭了，人民的失望情绪没有了。日军转而向新四军游击区增援部队，而新四军则依靠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敌后抗战。

　　通过与新四军领导人的接触和采访，希伯写成了《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一文，详尽介绍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抗日的情形，文章在美国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然而，希伯不满足于获取新四军作战的“第二手”资料，返回上海后，他计划着再次赴新四军活动区，特别是直接进入新四军敌后游击区采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希伯对蒋介石反共行径极为愤慨。听说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了军部，他又为之精神振奋。  

　　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后，派员去上海等地动员各界人士赴苏北参加抗日工作。代军长陈毅听说希伯夫妇住在上海，特指示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与之联络，希望希伯前往考察访问。

　　1941年5月下旬，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接受了护送希伯夫妇赴盐城的任务。

用新材料写新文章

　　新四军领导人对希伯的到来十分欢迎，为了方便希伯工作和确保他的安全，为他配备一名翻译，还安排了两名警卫人员。

　　希伯深入新四军营地，深入农村，在新四军指战员、工人、农民和学生中进行广泛接触和采访。他以记者身份出席了盐城县首届参议会，参加了新四军军直在盐城举行的抗战4周年纪念大会、盐城各界纪念“五卅运动”16周年大会，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的多种活动、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组织的文艺讨论会以及苏北文化界举办的诗歌、戏剧活动，在苏北根据地耳闻目睹的一切，希伯都很新鲜。

　　1941年夏，正在盐城西北湖垛进行采访的希伯闻知盐城学生夏令营即将开营，便冒着倾盆大雨，从五六十里之外赶到夏令营驻地，认真考察了学生们的抗日活动。他赞扬盐城学生夏令营是“战火纷飞岁月中的新生事物”，勉励青少年努力学习民主革命理论，注重实践，争取“给苏北人民留下最佳印象”。夫人秋迪教学生唱《国际歌》，并说这是工人阶级的歌，它没有语言、种族的界限和差异，是全世界无产者战斗的歌。

　　希伯还一次次采访了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赖传珠以及盐城县民主政府领导人贺希明等。陈毅抽暇向希伯详细介绍了新四军数年来深入敌后抗日，却遭国民党顽固派政治压迫、军事打击的情形；指出了苏北顽固分子韩德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新四军，挑起黄桥战事的事实；介绍了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领导和坚持华中抗日等情况。刘少奇向希伯介绍了中共在现阶段执行的各项抗日方针政策、苏北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实施等等。

　　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刘少奇、陈毅召集座谈会专门讨论。希伯应邀出席，并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他认为，德国入侵苏联，只能加速希特勒的灭亡。中国、苏联和世界人民一起，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刘少奇、陈毅赞同希伯的看法，希望他写些文章，以帮助人民认清形势，鼓舞人民坚持抗战。7月11日起，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开始连载希伯撰写的长篇时政论文——《世界大战在现阶段的性质》。希伯指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世界反法西斯和法西斯阵线更加分明，世界大战已发生质的变化。中国、苏联与英、美组成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有了可能和必要。“只有把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团结起来，也只有在这个广泛的基础上，反法西斯的胜利才有保证。”

　　7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以消灭新四军军部为目标的扫荡。希伯和新四军战士同甘苦、共患难。艰苦的战争生活、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希伯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在持续一个多月的反扫荡中，他与战士一起行军、一起战斗并从事紧张的采访活动。他随身带着一台英文打字机，一有闲暇便坐在打字机前辛勤地写作，困了，就吃点提神药。秋迪常心疼地对别人说：“希伯与别人不同，别人在夜晚吃点药往往是为了睡好觉，希伯晚上吃药是为了夜以继日地工作。”

　　希伯所写的文章有的刊登在根据地《江淮日报》等报刊上，更多的是被寄往海外发表，如《重访新四军根据地》《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中国的内部摩擦有助于日本》等等。他还写成《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的新四军部分，长达8万多字。书稿用许多篇幅描述了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

　　这部分书稿被寄往海外。

　　希伯在文章和著作中，热情地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他说：“新四军、八路军是世界闻名的军队，他们是在中国抗日战场上最坚强、最优良的军队。特别是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是国际人士最关心、印象最深刻，也是最令人感到兴奋的中国抗日武装，因为从新四军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各阶层在抗战中的团结与合作。”“全世界关心中国的朋友都在注视着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每一个动作，因为新四军的胜利是世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人士的胜利。新四军的斗争是与世界人民联合在一条反帝战线上的斗争。”

　　希伯在文章中高度赞扬了新四军的抗日精神，“哪里有日本人的强大基地，那里也就会出现新四军的战斗中心；日本人走到哪里，新四军也就跟到那里，在其后方组织抗日，创建根据地，使日本人不得安宁。”

　　希伯记述了新四军与人民之间形成的鱼水关系。他在《重访新四军根据地》一文中写道：“我在旅行中多次注意观察所接触的人，其中有穷人、也有富人。当我们住在他们家休息，或夜里穿过日本人警戒的公路后在他们那里停留一整天时，他们总是拒绝我们付给他们的任何费用。战士们坚持要付给费用，但人民总是作同样的回答：‘你们是为我们打仗的，你们在保护我们，你们这样的艰苦，我们不能要你们的钱。’没有另一支军队像新四军这样得到人民如此充分的信任、称赞和热爱。我在这里听到了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其中唱道：‘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在敌后的长江下游流域，没有再比这句响亮的歌词更受欢迎的了。”

　　希伯还写道：“我从未见过一支军队的总部，能像新四军那样对人民如此公开，它的大门口只有寥寥几个警卫人员。他们不需要藏起来，即使处在日本战线的后面(敌后)，他们也是安全地生活在中国人民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