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银行钱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内使用）

1942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五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日、伪军连续在华北地区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集中强大兵力以“铁壁合围”、“篦梳清剿”等战术，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与此同时，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无情地袭来。华北地区尤其是太行山地区蝗灾蔓延，旱灾肆虐，不少地方还流行霍乱、疟疾等传染病，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老百姓和抗日军队的生活极端困难。1942年5月，日伪军集中2.5万余人对太行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八路军司令部、中共北方局、新华社、党校等单位不少干部。这是抗战爆发后我军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副校长的滕代远因军情紧急，没有交代完工作，就随来接他的一行人上路了。他的新职务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

滕代远一到任，除协助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太行军民粉碎敌人的扫荡外，主要抓精兵简政，开展多种形式的生产自救活动，闯过1942年。

年初，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这里军民度荒的情况后，发电报向彭总表示：我们苏北、山东地处沿海，物产丰富，有粮食、海产品等，除我们自用外，可抽调一部分支援你们。随后，陈毅又两次给八路军前总发电报，询问是否接收支援物资？

彭总曾考虑过这批物资如何接收的问题。江南和太行山远隔千山万水，还有敌占铁路、公路相阻，要想顺畅地把大批款项和物资从新四军地区转运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困难可想而知，因此迟迟未复电。接到第二次来电催问，彭总与滕参谋长、罗瑞卿主任等商量后，给陈代军长回电：接受新四军方面的援助，希望派出得力人员与我方联系。

彭总亲自找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王兴让商谈。王兴让30岁，1932年入党，1941年任太行区第四专员公署主任，同年7月调任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对边区经济工作的情况熟悉。由于他先天缺一只右臂，人们称他“独臂局长”。

彭总见到王兴让，把这次任务的大概情况和总部的决心向他作了交代。王兴让听后感到责任重大，表示回去马上了解一下情况，提出一个稳妥的方案后再汇报。临走时，彭总嘱咐他：“调款一事事关重大，丝毫马虎不得。具体工作你去找滕参谋长。”

几天后，滕代远在办公室约见王兴让。王详细汇报了此次调款工作的初步设想。从整体上看，北方地区条件比较成熟，天津、青岛两地均有我们的商业网点，可充分利用现有的关系。而南方地区有些困难，需要在上海建立一处商业网点，还必须物色一位合适人选，坐镇上海并能够长期潜伏，负责接收和交接的联络工作。滕参谋长指示：原则上同意这个设想，派往上海负责联络工作的人选由总部情报处物色。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钱币（平津日本占领区内使用）

此时的滕代远心中已有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此人就是晋冀鲁豫区党委研究室研究员吴青。29岁的吴青，1938年在抗大总校校部秘书处工作。吴青生长在上海一个富有爱国思想的家庭，父亲是辛亥革命的一员战将，中华民国成立后，被民众推举为上海旧城的第一任县长，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滕代远找来吴青，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个重要任务，华中新四军要支援华北八路军总部一批款项和物资，需派人到上海接收后，转运到太行山根据地。考虑到你是上海人，我们想派你去做一些联络工作，你看有什么困难吗？”吴青沉思一会儿说：“我已离家六年，只要老母在，总可以掩护我住一个时期。我服从领导决定。”参谋长听后十分高兴，嘱咐她去找情报处派遣科林一科长具体商谈。

不久，我约吴青面谈。我和吴青1941年都在八路军总部秘书处工作过，这次见面感到特别亲切。我说：“你回到上海后，先妥善安置住下来。会有新四军地下交通员与你接头，他把有关款项物资交给你，由你再转交给天津派驻上海的人员。此款有多少接多少，有多少交多少，双方接触时不必过多交谈。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吴青说：“我身体虽然有点小病，现已好了。请组织放心，我会设法完成任务。”两天后，吴青调到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遣科给她照了相，以便进入敌占区用在“良民证”上。

前面提到的天津方面的负责人，“独臂局长”选择的是刚从敌占区天津回到太行山根据地的赵有德，39岁，1942年被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1943年4月入党，是一位经验丰富，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同志。

9月10日，滕代远参谋长在办公室接见了赵、吴两同志。他首先提纲挈领地把调款任务阐述了一番：“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到上海、青岛两地分别将那里汇总起来的款项，分批提取出来汇到天津。然后再想办法分批汇回太行山根据地。具体工作你们找边区工商管理总局王局长详谈。”接着，王局长同他们一起研究了一些具体事宜，他对吴青说，一、从现在起，你不能与周围同志来往接触，不能让认识你或不认识你的人知道你将去何地；二、你需要自己制作一套可以去敌占区穿的衣服；三、离开边区时不能携带根据地的用品，片纸只字都不能带；四、有交通员伴你一起去上海，到上海后把你介绍给新四军的交通员，你把在上海的联系方法告诉双方交通员；五、你除了接交款项的任务外，没有其他任务，不同上海地下组织联系。

1943年夏秋之际，经过周密策划的、有近百人参加的东款（新四军）西调（太行山八路军）工作有序地展开。

王兴让，坐镇河北省涉县索堡镇，全面指挥；

曲介甫，代表王兴让去新四军军部接头，转告接款安排；

赵有德，敌占区调款负责人；

王磊然，协助赵有德做好接款准备；

姬忠忱，先去上海与新四军交通员联系并为吴青探路；

吴青，以阔小姐身份为掩护，潜回上海准备接款；

曹中枢，林县任村德兴货栈经理，等待接款、接货；

李汝修，武安县阳邑德庆隆货栈经理，准备收款、收货。

在根据地里，为配合这次“战役”行动，虽然涉及了很多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内情的。在敌占区里，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和交易场所不计其数，但都是各种款额和货物的交易，根本想不到这是新四军支援八路军的抗日救灾款。

赵有德火速回到天津后，急忙约见“晋泰昌杂货庄”的总经理苏绳武（化名宋庆祥）、经理马振华。赵向他们传达了八路军前总的重大决策，提出了调款任务和具体安排。他布置说：“我们的任务是到上海、青岛两地收款。上海是重点，时间长，款项多，还要倒换银行和币种，由宋庆祥亲自去。为掩护起见需要在上海开设一座门面，也由老宋主持。青岛方面因款额较小，可派伙计苏丕芝去。马振华留在天津，负责接待处理上海、青岛方面来人、来电、来函。”任务分工明确，大家分头行动。

宋庆祥即刻动身前往上海，经过朋友举荐，很快在上海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庆丰号货栈”，等待接款。派去青岛的苏丕芝，打着为东家接收一笔财产的旗号，在一个朋友的店里设立内庄，取名“隆泰号”，自任经理，负责把收到的现钞就地采购成杂货，囤积待运。

陈毅（左）和滕代远在一起

不几天，他们收到情报，称山东地区派出的人员已到天津。赵有德随即与来人见面，对上接头暗号后，赵有德让他即刻返回，到青岛找“隆泰号”经理苏丕芝，当面交清钱物。几天后，苏丕芝传来喜讯：“青事顺利，款肥物丰，不日到津。”

10月初的太行山，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王兴让局长派交通员姬忠忱护送吴青去上海。二人经林县任村进入安阳敌占区，把假“良民证”换成真的“良民证”后，登上南下的火车，经徐州、南京，奔往上海。

吴青回到阔别六年的故土，按响门铃后，一位女佣打开院门：“你找谁？”“我是四小姐！”“哎呀！真是四小姐回来啦！”吴青快步进到屋内，见到久别的母亲，心情万分激动。

吴青简要向母亲讲了近年来的情况，说她现已结婚，家在河南安阳，丈夫是个教书的，人很老实，对她也好（实际上她的爱人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同志在1942年5月反扫荡中已牺牲，她为了安慰老母，才编造出这段话）。这次回家是特意为母亲祝60大寿的，顺便到上海医院看看妇科病。老太太听了不住地点头。家里除母亲外，三个姐姐早已出嫁，只剩一个比她小五岁的弟弟吴天荫，在一个私人开的“企工银行”任职。

吴青回家后就换了服装，无论是旗袍还是手饰，都是大上海流行的式样。

时隔一日，吴青乘三轮车到大东亚旅馆找到同来的交通员姬忠忱，告诉了自己家中的电话号码，嘱咐他有人来联系时，一定要先用电话联系，以便约定见面地点。

几天后，新四军军部派出的联络员陈祥生，打电话约吴青见面。陈祥生把新四军汇总的第一批款子当面交给吴青，说明这批款是华中根据地边沿地区的商号向根据地税务机关交纳的税款。商号与上海的银号、钱庄有经济往来，所以用的是由钱庄签发的庄票，凭这个票可到指定的钱庄提取现款。

吴青想到，这种庄票来历与新四军根据地有关联，容易引起日、伪人员注意，不如换成与根据地无关的银行支票更为保险。她借助弟弟在“企工银行”任职的便利，说这是丈夫生意往来中的款项，暂存“企工”几天，等待合伙人来取。

几个月之中，吴青多次在各种不同时间、地点和新四军联络员陈祥生见面接款，及时请弟弟在银行存、取，并转换成支票，再将支票交给天津方面派来驻上海的“庆丰号货栈”经理宋庆祥。就这样运作了八个月的时间，由于工作细心谨慎，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为了掩人耳目，吴青还为母亲办了60大寿，去医院治病等。

2005年6月，林一（88岁）与吴青（91岁）在一起

调款行动中规定的两个交款地——上海、天津均交接顺利，外地的款项源源不断汇入天津。上海方面为稳妥起见，把敌占区内“中央储备银行”的钞票兑换成华北通用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货币。青岛方面又接款，又收货。除汇款外，还有大批货物运到，有大料、白糖、纸张等。这些货物带着新四军及华中人民对华北地区抗日军民的深厚感情，源源不断从青岛运往天津。

从1943年秋至1944年秋，新四军先后给太行山区汇来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伪币和部分货物约折合800万元。按当时敌占区物价5元购40斤一袋面粉计算，此款可购买160万袋面粉。

1944年10月，根据上级指示，总指挥王兴让发出命令：调款行动胜利结束。

大调款行动除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和几个做具体工作的人员知道外，抗战时期从未向外宣传过。八路军、新四军互相支援，共渡难关，情深谊厚。

1943年11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1944年1月下旬到达八路军前总所在地——晋东南左权县麻田镇。滕代远参谋长向陈毅通报了接受新四军款、物的进展情况，最后说：“太行山军民真诚地感谢新四军的支援。这些钱、物对太行山抗日军民将起到极大的作用。”陈毅还接见了指挥这次调款行动的王兴让局长，王局长代表太行军民送给陈毅一件用最好的羊羔皮做的坎肩御寒。（滕久昕整理） 

【链接】

王兴让，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正部级）。1997年7月去世。

赵有德，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对外贸易经济学院外贸系行情教研室主任（局级），1992年1月去世。

吴青，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员、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对外友协常务理事。1982年底离休。

曹中枢，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监事会监事。2001年10月去世。

曲介甫，曾担任北京商业学院副院长，1972年9月病逝。

林一，河北武邑人，滕代远夫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铁道部干部处处长、劳动工资处处长，北京铁路分局副局长，北京铁路管理局副局长、政治部主任、党委第二书记，北京铁路局顾问。1984年离休，2007年8月病逝。此文是林一2005年撰写的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