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西花厅的海棠花含苞待放，我由中南海警卫局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在此期间，我亲眼见到他工作超负荷，早起晚睡，不是开会，就是接见外宾，还时常到外省市搞调研。各项文件及报告，接二连三地由秘书送来。周总理竭尽全力为国家建设和人民幸福呕心沥血，但从不搞特殊化，凡是要求普通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都先做到。
花工周师傅在庭院的墙根地角和废水池内种了一些玉米、豆角。一天，我拿了一些豆角交给厨师桂焕云炒好。总理和邓大姐吃了以后，便我问从哪儿买的，这么新鲜。我说是从周师傅那里摘来的。“给钱了吗?”我说没有。总理教育我后，又把卫士长成元功叫来批评道：“以后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用公家的东西一定要付钱。”何谦和成元功商量后便通知大家，今后凡是用公家的东西，一律向他俩报告：从周师傅那里拿的菜，要按斤计算，一部分钱交公，一部分给周师傅作劳务费；以后总理请客，食材要按斤两折算价钱，从总理工资里提出来交公。
三年困难时期，一天，成元功同志找我谈话。他说，总理决定你的工资由他支付，为国家资金不足尽点微薄之力。我说总理和邓大姐的工资收入，既要用作他们的生活开销，又要补贴侄子侄女们的生活，有时还要解决身边工作人员的临时困难，再给我发工资，还能剩多少?他说这是总理的一贯作风，立党为公。当时我是行政23级，每月工资是49元5角。自1959年1月份开始，我的工资都是总理支付的，一直到1961年我下放到军工125厂为止。
总理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内衣坏了补好再穿，办公时带着套袖，睡的是木板床，吃饭时饭粒掉在桌上捡起来再吃，有时菜剩下了，邓大姐也留着下次再吃。联想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揪出来的大“老虎”和拍打出来的“苍蝇”，他们贪污受贿成千上万甚至数亿元。而敬爱的周总理严以律己，廉洁奉公，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他和邓大姐的工资和积蓄全部交了党费，他们的骨灰撒在祖国江河大地上。周总理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人民敬之!而那些“老虎”、“苍蝇”，是人民的罪人，国家的蛀虫，人民斥之!
我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工作期间，亲身体会到他们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他们经常询问我们的学习、工作、家庭等情况，给予表扬或批评教育。
1959年我回东北老家探亲，总理问起农村情况，我如实汇报。我们村几个小队吃大锅饭，有的人出工不出力，牛马喂养得不经心，瘦得拉不动犁，粮食收成不好，农民有怨言。总理听后心情很沉重，说：“你将这些问题向许明(秘书)说一下，她正在收集汇总。”而后我向许明做了汇报，她认真做了记录。
为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中南海办起了夜校。我参加了文化课学习，又报了中央广播电台教授的俄语课。邓大姐为鼓励我学习，送给我一台收音机和一个座式闹钟，收音机是周总理1956年访问匈牙利时，匈牙利领导人送给他个人的礼品。
总理和邓大姐对我的家事也十分关心。1957年我父亲因病去世，邓大姐派秘书张元来慰问，又从工资里拿出40元钱，让张元转交给我。我把这笔钱寄回老家，用作父亲的安葬费和所欠药费。1963年10月我结婚，这时我已离开西花厅，邓大姐让霍爱梅送来两条香烟和一盒糖果，表示祝贺。漂亮的漆木盒上，用红布条扎成蝴蝶结，可见邓大姐的用心，我非常感动。喜糖虽已吃完，但木漆盒至今仍光亮照人；收音机虽已用旧了，但仍完整无损。见物如见人，这两件文物我一直精心保存，给我留个念想，也给女儿和孙辈们作为励志品，代代相传。
(原载《丰碑》2016年第1期，本文有删节，作者为周恩来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