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陈毅元帅与人民领袖毛泽东相交、相知数十年，始终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并多次得到毛泽东的赞扬。
敦请毛泽东出山，“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一所中学内召开。由于在建军方针、根据地建设问题上存在重大争论，最后改选红四军前委，陈毅接替毛泽东当选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皎洋作调查研究。
其实，奉行“调和主义”的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就是已经写到决议上的一切，都还有待于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批准。所以，他在1929年9月1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静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8月间，前委决定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听取陈毅汇报。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上政治局讨论。
多年以后，陈毅曾几次对跟随自己工作的同志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是在周恩来主持下，三人集体讨论，委托陈毅执笔起草的。通过一个月的讨论、思索、总结，陈毅确实感到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坚定正确。于是，在“九月来信”中，他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及其危害——实际是对自己的解剖，并毫无抵触地参与确定并亲笔写下了毛“仍为前委书记”，这就从路线的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
中央政治局于9月28日讨论通过这份《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特在后面加上一段：“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
1929年10月中旬，陈毅辗转回到红四军中，即派专人把党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并两次致信毛泽东，恳请他回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从蛟洋到达红军占领的汀州，他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地接受党中央的批评（“九月来信”中对朱、毛个人的工作方式等也有批评），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
陈毅这次上海之行，使他认识到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他反复敦请毛泽东出山，并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
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黯然去职，小部分原因是陈毅，但他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却大部分归功于陈毅。晚年，陈毅翻阅党中央文件，看到毛泽东所写“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时，禁不住潸然泪下。
多受毛泽东教诲，陈毅“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
1944年3月7日，遭到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政治打击（所谓“黄花塘事件”）的陈毅，神情落寞地抵达延安。
陈毅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自1934年10月在中央根据地分别之后，他已经快10年没有见到毛泽东了。见到毛泽东，他除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还有满腹委屈急需倾诉，那当然是“黄花塘事件”。
毛泽东却给陈毅浇了冷水：“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只好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3月15日那天，毛泽东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这样好，我照办。”
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各负责同志发了个电报，内容以自我批评为主。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一同发往华中。毛泽东的电报，对饶漱石扣给陈毅的“大帽子”进行了表态：“……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注：前述红四军“七大”上取代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一事），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
饶漱石收到电报后，第二天上午就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基本态度是“顶”，不满意毛泽东对陈毅的维护。饶漱石对毛泽东尚且如此，对陈毅的复电就可想而知了。
陈毅看到复电怒火中烧，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泽东4月9日给陈毅回信，给予开导：“……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4月10日，毛泽东又找陈毅面谈，耐心劝导：你现在在延安，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陈毅被选定为中共“七大”军事报告的起草人。陈毅领受了这项任务之后，经常往返于住处杨家岭和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之间。陈毅与毛泽东的接触越来越多了，在频繁接触中，陈毅收获很大，思想上也产生了新的飞跃。
这年11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进军华南，毛泽东前去送行并发表讲话，陈毅听了启发很大。12月1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主张印发全党（指毛的讲话记录）。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
这可算是陈毅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的一纸自我鉴定。毛泽东越看越高兴，看完便回信，鼓励与赞赏溢于言表：“陈毅同志：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国共两党博弈，毛泽东致信陈毅：“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1944年11月上旬，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少将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众所周知，蒋介石是顽固坚持共产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而在《协定》里，赫尔利竟同意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他是把“中共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混为一谈了。周恩来估计，蒋介石必定会对《协定》提出修改。
果然不出周所料，当赫、周同蒋介石会见时，蒋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而提出了一个《抗战建国政策》即“对策”（对案）三条，其内容当然是旧调重弹。为便于党中央多方面考虑，周恩来试拟了一个“复案”，并附《备忘录》三条，报请党中央审示。
毛泽东收到“复案”后，即批转党中央领导人及陈毅等有关负责人研究，提出具体意见。
陈毅看了“复案”，又一次查阅了此次毛、赫谈判记录，他认为中共的策略不外两个：
第一个前途，是争取蒋介石在美国参与的《协定》上签字。但即使这样做了，仅有共产党的一两个阁员也不能挽救西南大局，更无补于全民族抗战全局。
第二个前途，是照蒋现在提出的“对策”办。这个办法只会更促进其腐烂，加速日军的进攻。
陈毅从宏观上把握国共关系大局，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蒋介石签字，反而于我不利；如蒋介石不签字，我们就拖下去，反而于我有利。从蒋介石的阶级立场分析，陈毅断定他不会走第一条路，他现时要走的是第二条路。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中共能够“就汤下面”，定能掌握时局中心。
经过反复深入的思考，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先从中国的历史故事说起：明朝末年，满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南明大臣史可法，为满清入主中原辩解：“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注：李闯王、张献忠），非取之于明朝”。同时，他又替吊死在煤山的明崇祯帝发丧。这一着十分厉害，瓦解了当时的反满阵线。满清以200余万人口、40万军队征服了中原，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此。联系当前时局，他侃侃而谈：我党抗战以来，亦是本着取之于敌寇的办法，使国民党“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非常对。过去，蒋介石利用“剿共”去“就汤下面”，搞掉各省军阀，也非常成功。因此，目前为照顾美国以及英国，照顾中间层，照顾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及其军队，仍不宜吃急酒，抛开他们搞我们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样拖下去，等待蒋帮的变化，等候德国坍台后苏联的出征远东，而我争取一、二年的大发展，水到渠成，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实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
陈毅在十行笺上书写，一连写了13张，装进用旧报纸糊制的信封里，立即派人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聚精会神地一连看了七页，看到信上提出的目前需要的行动时，习惯地拿起毛笔，边看边圈点起来：“……因此目前要周、董回车”（圈）。“同时我不入阁”（圈）。“忍耐等待”（点），“直到他断气送终”（圈）。“最好能打通交通”（点），“送一批人去两广、湘、赣”（点），“则较之入阁其利十倍”（圈）。……毛泽东悬笔凝神，细读着陈毅总结性的话：“以上我的意见：肯定蒋无望，蒋不愿自救，美救亦无望。我们照顾各方以逐渐去取得全国，吃急酒不好，拖好。我们以大力急求解决的姿态，达到拖死蒋，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毛泽东句断了最后一个圈，再在信封下写了一个“存”字，重重地在“存”字的左下角打了一个弯钩以示重要，便交秘书处存档。
很快，陈毅收到毛泽东的回信，盛赞陈毅深谋远虑：“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今日已电渝（注：重庆）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在国共两党博弈中，陈毅献上战略大计，毛泽东大为折服，国民党未战败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