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青纱帐，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北方的夏季，那一碧万顷、如墙似壁的高粱地。那是北方特有的最伟岸、最粗犷、最恣肆的色彩和景色，更是当年八路军进行运动战、游击战的绝好隐身之处。

　　小家碧玉般的江南就没有这样大气磅礡的青纱帐，有的是一片片青青的秧苗，一条条如网的河流。

　　江南也有青纱帐。记得采访从水西村走出来的张铚秀（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将军时，将军曾告诉我，当年陈（毅）、粟（裕）司令挥戈江南时，毛主席曾告诫他们说，江南没有北方那样的青纱帐，但你们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是你们的“青纱帐”。

　　这“青纱帐”在溧阳体现得尤为鲜明。

　　溧阳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又位于宁杭国道中段，自古有“扼京畿之门户”之称，为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的第三天，日军的铁蹄就踏上了溧阳的土地，给百姓带来的是噩梦般的灾难。“和平军”背靠日军，祸国殃民地干着汉奸的勾当。国民党军在这块土地上一面抵抗，一面溃退。不仅如此，在这块土地上还有许多土匪武装横行乡里。就在这四股武装力量的角逐下，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于1938年中相继从皖南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要在四股武装力量交织的空间中立足，还要发展壮大，谈何容易！但陈、粟率领的新四军做到了，靠的就是江南的“青纱帐”。

　　在采访老区的过程中，我走访了许多村庄和老人，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与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新四军就是在这“青纱帐”中发展壮大的。

　　至今水西村的王腊保、杨九妹等老人还清晰地记得，1938年的隆冬，雨雪交加，村民们竟不知新四军是何时进的村，直到第二天清晨打开大门，才发现屋檐下、草垛旁、祠堂前都站满战士，许多人衣服都淋湿了。一支有着这么好纪律的部队，一支不扰民的部队，肯定是值得信赖的部队。于是家家户户开门接纳部队，架柴生火为战士们烘衣做饭。从此水西村成为苏南抗日烽火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军民鱼水情的典范。

　　一天，陈毅的警卫员放马时，不慎让马跑到麦地里吃了一大片麦苗。陈毅立即请来村里几位有威望的老先生，把警卫员交给他们，听凭发落。这几位老先生向陈毅求情，不要处分警卫员。事后陈毅不仅狠狠地批评了警卫员，还掏钱补偿了农民麦苗的损失。

　　如果说这只是一件反映新四军纪律严明，不损害群众利益的小事的话，那么水西村保卫战则是一件充分显示新四军依靠群众、保护群众的意志和决心的大事。1940年元宵节的夜晚，几百名日军乘着夜色企图偷袭水西村。陈毅对战士们作战前动员说，水西村的父老乡亲们哺养着、支持着我们，今天鬼子要来偷袭，如果我们撤退的话，村里的百姓就要遭殃，大家说水西村要不要保卫？战士们异口同声地高声回答“要”！陈毅又说，要保卫水西村，我们就要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然后一方面组织指挥战斗，一方面安排村民转移。战斗从晚上一直打到第二天的中午，村民冒着枪林弹雨把热饭送到了前沿阵地。在全体指战员的英勇抗击下，日寇未能进入水西村半步。

　　在水西村，军民鱼水情是通过具体的细节体现出来的。村民张小牛腿上生了毒疮，烂到骨头了，部队医院院长、解放后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崔义田亲手为他做手术，使多年不愈的“老烂腿”终于痊愈。一村妇难产之中，是部队的薛和医生亲自为之接生，硬是从死亡线上救出母子两条性命……

　　军爱民，民拥军，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新四军的动人之事在溧阳不胜枚举。

　　当时虽是国共合作之时，但国民党第三战区对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在给养和活动空间上，千方百计进行限制。陈、粟率领的新四军在江南如鱼得水。据水西村的老人说，当年陈毅率领的新四军将士走村访户，不仅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组织广大民众为部队做军衣军鞋、筹钱筹粮，为部队收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而且极善于做统战工作，有些村的保长被发展为特别党员，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官，实际上为新四军做事。安中里村的大地主李学书，家财万贯，富甲一方。在陈毅的宣传教育下，李学书不仅为新四军捐钱捐粮，而且把守家护院的枪支弹药都送给了新四军，成了开明绅士。

    新四军渡江北上离开水西村时，陈毅发现卫生队还没跟上，就返回水西村。这时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已经包围了村庄，于是陈毅化装成商人，在村民的掩护下顺利脱险。

　　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在溧阳大约两年多时间，到1940年6月渡江北上时，部队由原先的不足一万人已扩展到近两万人，而且人强马壮，为以后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陈毅的这首诗是江南青纱帐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