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这就道明了“共产党”是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为什么说“共产党”是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呢？笔者认为，长征历史证实了是党的组织机制（党内各项制度有机结合所形成的规律性运行）和党奉行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路线从根本上保证了长征胜利。
党的组织机制保证了党在长征中不会分裂
长征正是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政治危机之时，为什么没有分裂？原因如下：
长征前党内已形成了重视入党者的政治信念，防止帮派产生的信念机制。中国共产党初建之时，就对入党者严格把关，特别重视入党者的政治信念。因此，保证了大多数党员政治信念一致。长征时的党中央政治局成员中，绝大多数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能从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思考问题，以致在中央没有形成帮派的思想条件。由于大多数党员信念一致，这就使张国焘这类信念缺失的人，在党内没有“市场”。
长征时党内已经形成了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机制。长征中，从湘江之战后的通道会议开始，直到遵义会议，以致后来党中央的多次重要会议，对于重大问题，都是以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来达成决议的。长征中，中央红军内虽然有下级对中央提出过质疑和意见，但被否定后，能做到服从中央，保留意见，在行动上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这个纪律机制，也严重地约束了帮派思想严重的张国焘。虽然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是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下级；虽然他是中革军委副主席，但还是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下级；虽然他是红军总政委，有指挥红军作战行动的最后决定权，但红军军事战略行动的决策权在政治局占有多数的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集体成员的手中。张国焘之所以要另立“中央”，就是要利用“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机制来反制合法的中央。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反而使全党更加看清了张国焘篡党夺权的野心，最终使他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不得不在1936年6月6日宣布撤销另立的“中央”。
长征前党即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机制并在长征中兵权得以正确掌控。红军的组织系统是由军队编制系列和党的组织系列从上到下双重融合而成的，这是“党指挥枪”的组织保证。然而，“党指挥枪”的关键是兵权的掌控者。由于“全党服从中央”，兵权在党中央，党的总书记（总负责人）的权位是举足轻重的。张闻天曾提出过将总负责人的位置让于张国焘，被毛泽东等否定。长征中，彭德怀等人开始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历史证明，由于总书记之位没有旁落于张国焘，最终保证了三大红军主力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后来齐聚于党中央的旗帜下。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我们不要争个人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人民的兵权。”
长征时党中央形成了民主渐进、水到渠成对主要负责人的更换机制。长征中，党中央总负责人的更换是在民主讨论争辩，分清是非由来，基本产生共识，并且犯错误主要负责人有所认识的情况下逐步进行的。首先通过通道、黎平、猴场会议，将军事指挥权从中央“三人团”回归中央政治局；其次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中央主要的人事变动也仅是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常委；直到2月的扎西会议，才正式宣布张闻天接替博古出任中央总负责人；3月的苟坝会议，才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中央“三人团”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避免了党内因党中央高层剧烈变动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长征时党内形成了以团结教育为主，组织措施为辅的挽救机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是中国共产党至今最大的一次分裂行为。这个分裂行为最终没有成功，这是党中央能够清醒认识矛盾性质，采取了团结、教育、挽救方针所致。首先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以明确的态度坚决反对；其次党中央对张国焘还是采取了团结、教育、挽救的方针。表现在：不对张国焘做出组织处理（因其性质是路线斗争，还不是叛变革命的性质）；对张国焘仍称为同志（因他还不是脱党性质的分裂行为）；规定文件只发给中央委员等（可以控制不良影响扩散）；划清张国焘的错误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之间的根本界限等（红四方面军并没成为张国焘的私家军）。这使得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最终又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党的组织机制保证了党在长征中能自我纠正错误
无论中、外，近代史上，不犯错误的政党是没有的。政党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政党能否自我纠正错误。党在长征中为什么能自我纠正错误？这可以从以下几点原因来阐释：
长征前党内就形成了不同思想路线博弈的斗争机制。什么是思想路线斗争？特指党内由于思想上、政治上或工作上思路途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但各方动机和出发点是一致的。一个政党无论有无外部因素帮助，只要党内思想路线斗争形成，就会产生互为监督，互为影响和互为作用的功效。一旦正确路线占上风，就会产生纠错效果。长征时，党内思想路线斗争虽十分激烈，由于“利益”是共同的，所以最终党中央能统一到正确路线认识上来。
长征时党内逐步形成了以辨明是非视为党的生命的民主机制。长征时，党内路线斗争实际是党内民主的体现，但不是仅以开会来呈现形式上是民主，而是在思考出发点一致的前提下，以争论来辨明是非，争论的目的，是弄清楚什么是正确或错误（这与帮派利益或个人意气之争有质的区别），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长征中，最典型能说明党内路线斗争的目的是辨明是非，就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党中央成员能主动认识错误。例如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作副报告，就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博古虽然一时对错误严重性认识不足，但在长征后期，逐步意识到错误，而能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说明长征时，党就已经形成了以辨明是非为目的的真正的民主机制。
长征时党内形成了吐故纳新、推陈出新的核心领导机制。长征前，党内主要负责人的更换机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例如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是更换前任“上台”的。但是长征前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是在长征前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并且由此逐步转化为党中央绝大多数成员所拥护的核心人物，这使党中央绝大多数成员团结一致，使正确路线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成为了可能。史实证明，正是党内确立了毛泽东为党中央的核心人物（即使毛泽东不是党的总负责人），才使与党中央对立的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以失败告终，使北上的正确路线最后得到全党的认同，使党在长征时期的政治危机得以化解。
长征时党内形成了下情能够上达、影响上层纠错的贯通机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认为：“国民党没有严密的组织，它是由上而下组织起来的，所以这个党的上层领导机构比较健全，比较严密。从国民党中央越往下，组织越混乱，越是没有一定的目标。下层群众无法对上层人物施加影响，他们从来都只能间接地发挥作用。”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从上而下都有严密的组织。长征时，党的章程内容就有：“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所以，中央红军中最基层党支部的意见都可以转达到上层。长征时，毛泽东同志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很大程度上是下层党员的普遍意见促成的。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毛泽东指出：“实事求是中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探寻潜藏于规律之中的方向、途径、原则和方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路径去认识问题。这是人类思维的正确路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体包括三项内容：
研究探寻事物运动的历史规律。长征时，党中央大多数成员与张国焘最大分歧之一是红军行动的战略方向，即红军主力是北上还是南下？以毛泽东等多数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只有北上才是正确的。根据是什么？即中国历史规律：战国时，秦国是雄居关中后东出，最后统一中国的；楚汉相争时，汉王刘邦是经“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北上出川占关中后东出才夺取了天下；三国时，蜀国诸葛亮的战略也是北上六出祁山图谋出川占关中；唐朝李渊也是占关中后东出占中原；明朝李自成起义，还是最终占关中后东出攻陷北京……所以红军必须乘国民党军还未部署重兵阻住北上之路时出川，在陕甘建立根据地再图谋东出。毛泽东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北上是将历史规律作为重要依据之一作出的战略决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长征胜利，就是党和红军能以实践结果来辨明是非并加以纠错的结果。例如，长征中湘江之战使红军损失巨大，使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才产生了毛泽东同志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由于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失败，其高层领导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张国焘也是被动地不得不承认），继而产生了红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就长征时的境况，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领导能认识到错误并加以纠错，这是中国其他任何政党所做不到的。“实事求是”也是一种美德，坚持真理标准也是道德水准的一个试金石。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践结果出来之后，如何正确地认识结果，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不仅要认识到事物的一般性，还要认识事物的特殊性。例如湘江之战，红军战役目的是渡过湘江，军事顾问李德认为湘江渡过了，战役目的达到了，因此湘江之战就是胜利的。这仅是局部一般性的认识，特殊性认识要从全局来看。红军长征开始，一路上遭敌围阻。湘江之战后，红军被敌围剿态势还在延续。史实证明红军打破敌围剿是在四渡赤水之后。从战略上看，湘江之战实质是仍未打破敌围剿且损失巨大的一场败仗。红军渡过了湘江，但红军指战员对党中央高层的指挥已丧失信心，中央高层也开始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
综上所述，为什么长征之后，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党的建设？为什么建党95年至今没有出现分裂？为什么党能不断地纠正错误？为什么党奉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始终不动摇？从长征历史中可以窥视分析出来，这是党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