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位于安德门大街48号。吴先斌，是这座博物馆的馆长，因其民间性质，人称其为“草根馆长”。这里，在南京城算得上偏僻，但前来参观的人群却一直不曾间断。
“一个人”的博物馆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是由吴先斌个人投资创办的，从临街酒楼旁边的大门走进去，才看到后面刷成漆黑的墙壁上博物馆的标牌。入口处墙上镌刻着田汉的警句：“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无望和无救的。”博物馆在三楼，馆藏文物2700多件，500多平米的陈列厅内展览着“南京城的控诉”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两部分内容，使人们从独特的民间视角来认知“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和南京城在抗战中的文化精神。四楼作为资料室，整排整排地陈列着馆长吴先斌从各地搜集来的关于抗日战争的书籍，吴先斌的办公室也在这层楼上。
吴先斌
在南京，吴先斌和他的博物馆，已经渐为人们所熟知。该馆建于2006年12月，七年来，每周周二至周日，这里免费对外开放，迄今已接待各界人士七万多人。七年来，他以他的展品和客观视角，强化着民族记忆，为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增添了一处了解真实历史的窗口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吴先斌是个热心的讲解者，只要人来，只要他在，他就自然而然担任起“讲解员”。眼前这个喜欢穿卡其色休闲服、戴红星鸭舌帽的男人，这个看上去十分平凡的南京市民，干了一件不平凡的事：他自掏腰包建立并维持着这座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并长期致力于收集南京大屠杀史料，积极支持民间公益组织，坚持走访和慰问抗战老兵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除了为人熟知的馆长身份，他还是南京东华装饰材料厂的厂长。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南京企业委员会的委员，是南京市工商联执行委员，是南京市青联委员、雨花台区政协委员、区工商联副会长。他还曾获江苏省春蕾爱心奖、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南京市希望工程特别贡献个人奖、南京市关心下一代优秀个人等荣誉称号……
因为从小住在朝天宫附近，耳濡目染之下，吴先斌渐渐开始喜欢上收藏。“也谈不上什么古董，就是喜欢买一些老南京的玩意儿。生活在这个城市这么多年，我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城市的过去。”买的东西多了，吴先斌在同样喜欢收藏的朋友中也小有名气。他在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一位老师给他看了一段录像带，这段时长14分钟的录像带记录了南京大屠杀那段残暴的历史，打那时起，吴先斌更加相信南京大屠杀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接触了录像带以后，他开始有意收藏与南京大屠杀以及抗战有关的历史资料。有一次，他手上的几件抗日战争时期的资料让研究抗战历史的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都大感意外：“这样的资料国内非常少见，有机会应当多收集一点。”从此，吴先斌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专门搜集抗战方面的史料。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筹建博物馆，倒过来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做这个事呢？这段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苦难史，现在还有人在诬蔑和歪曲它，我作为南京市普通市民有责任维护这段历史，我们多年来一直搜集整理挖掘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抗战的史料，目的就是想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只有牢记历史，才能够教育我们的后代，不断地通过研究历史教训致力于我们民族的强大。再加上我作为企业家比一般的民众更有条件，所以我才更应该担起这份责任。”
吴先斌馆长（右一）陪铁军杂志社王清葆社长（右二）参观博物馆
弘扬抗战精神
吴先斌为博物馆已先后投入了500多万元，每年维持博物馆的运转还需投入20多万元，而收集文物的费用就更没法计数了。为了节省资金，吴先斌自学了博物馆学的陈列课程，观摩了其他许多博物馆，自己完成了这个博物馆的设计、装修、陈列。这个博物馆装修非常简朴，但从陈展的各类文物、图片、解说词，观者可清晰地看到战前南京的美好风光、战争中中国人所蒙受的苦难、侵略者的疯狂，以及抗战结束后普天同庆的喜悦。
“我一共收集了300多张抗战时期侵华日军所用的作战地图，这些地图都是进行历史研究的最好资料。”吴先斌指着墙上的地图对我们说，几十张地图陈列在展厅的各个部位，就像一个个醒目的脚印，正如吴先斌所言：“如果把这300多张地图连在一起，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日军侵华的整个路线，它们能让今天的青少年居安思危，形象地懂得为什么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吴先斌最中意的一张，是放在博物馆展览结尾处的那一幅1946年出版的“胜利第一版”中国地图，因为“每个字都洋溢着胜利的激情”。
历史没有旁观者，每一件藏品后面都是故事。吴先斌为我们讲起1937年中国士兵张士元的烟盒。这个烟盒用水牛角做成，是用来装烟丝的，还有开合自如的盖子。这位战士用小刀在盒上精心刻下“共赴国难”四个字，一个奔跑前进的抗战士兵形象也镌刻其上。他手持步枪，义无反顾、同赴国难的形象，令人不禁想象到当时的情景。
中国士兵张士元用水牛角自制的烟丝盒 馆藏抗战类图书四万余册
“这一实物，真实记录了被日军侵略暴行所激起的中国人民高涨的抗战激情。”吴先斌说，“我们特意模仿烟丝盒上镌刻的人物和文字，制作了本馆的馆徽和图章，每一个参观者都可以用盖一个章的方式，把它带回家。”
吴先斌多次想找到张士元本人，也发动过媒体，可并没有找到。“那只一看就能写一手好毛笔字的多才多艺的手，最后拿了枪，后来他怎样了？整个抗战史，无数细节就是这么湮没在时间长河里。但是他的名字留了下来。我看到资料，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直接阵亡的将士，伤重不治、失踪的都不算，有170多万；负伤的是180多万。350万人里，能留下名字的有几个？”
馆内几千件藏品吴先斌如数家珍，这一件件宝贝却也来之不易。“收藏的过程主要以我个人的力量为主，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的帮助，这些朋友有大学的老师，有海外的留学生，还有我在收藏界的同道。大家对于搜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和史料，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为了让资金更多地用于收集史料，吴先斌十分节约，他省下火车的卧铺费，千里迢迢坐硬座，甚至站着去外地“淘宝”，一站就是10多个小时，下车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文物和旧货市场。
博物馆才是我的事业
近年来吴先斌带着20多个青年志愿者，陆续走访了一些幸存者、见证人和新四军老战士们。交谈中吴先斌拿出一摞厚厚的册子，里面印着他们拜访过的新四军老战士的手模，见到这些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老人们的口述历史，吴先斌拿摄像机的手经常颤抖。老人叙述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给人们带来的震撼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也是博物馆内最宝贵的文物之一。
博物馆拜访新四军老战士时留下的手模 馆内场景
现在，这个民间博物馆已成为雨花台区、南京大学、三江学院等多个单位、院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过这里的孩子们的稚嫩感言已经写满了楼梯间的墙壁。民间博物馆不似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般凝重，常有学生集体组织前来参观。但吴先斌却不过分提倡孩子们的到来：“他们来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我主要鼓励高中生和大学生来看，我们经常到高校宣传，希望他们能来，但是我们没有对小学宣传，因为孩子和青少年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
有些人不理解吴先斌，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不好好挣钱，去办什么博物馆，有点不务正业；也有人问他，生意之外办馆，是不是为了更长远的经济利益。吴先斌回答：“天天干活干得一头灰，幸福指数哪里来呢？我觉得吧，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把职业和兴趣结合在一起。现在企业那边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工作，博物馆才是我的事业。”
藏品和史料数量的不断增多，也给吴先斌带来了不小的烦恼：因为人员的缺乏，博物馆的管理和文物的开发越来越跟不上，这也是所有民间纪念馆面临的问题。吴先斌希望能借助《铁军》杂志这个平台呼吁：希望更多专家、学者能参与到对历史的维护与研究中来。他希望他的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能最终成为一个社会公共平台，馆内的资源可以共享，“千万不能让博物馆变成一个仓库”！
“不拿关爱老兵当成自己人生的一场政治秀，这里我们没有掌声，我们没有鲜花，我们只有感恩，只有深深的思考。”
这就是吴先斌和他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