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凤娥
我今年91岁了，自1942年投身革命以来，已经74年了。2005年与2015年，我曾先后荣获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每当我回眸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回忆起自己所经受的烽火硝烟的锻炼与考验，心里总是特别激动。我从当年苏中四地委民运部的一名普通队员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我由衷地感谢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关爱和培养，感谢当年的战斗生活对自己的磨练。
瞒着父母投奔革命队伍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斗争最残酷的一年。当时，日军“扩展清乡”，从丁埝镇向东到海边，沿串场河100华里的北岸公路北边，筑起了竹篱笆，三五华里就建一个碉堡，并有日伪军驻扎，封锁我苏中抗日军民同启东、海门、南通、如皋南部的联系，企图把这一地区的地方武装围困起来消灭掉。1942年6月12日起，日伪军4000人，采取驻扎式扫荡，从四甲坝、掘港向海门、启东清剿。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一部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坚持原地斗争，大部跳出封锁区。6月20日，苏中区党委、第一师师部和苏中军区联合发出反清剿指示。6月25日，苏中军区各部向日伪发动反清剿攻势，到7月中旬，歼敌2000余人，粉碎了此次日伪军的军事清剿。就在这次反清剿后的9月，17岁的我高小毕业了，就和我最要好的同学邵岩（后任南通妇联主席）商定投身抗日，实现革命理想。为了防止父母阻拦，我们悄悄从家里跑出来，背着一个小包袱，去找南通县三余区区委女书记朱汉章（朱汉章是梁灵光同志的夫人和战友。梁灵光是福建永春人，黄桥决战后，先后任苏四区抗日游击队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南通县长兼警卫团团长，苏中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等职）。由于朱汉章等曾到过我的家乡南通县东沙社镇（今通州区），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和邵岩费了好大的劲，跑了好多路，终于找到了朱汉章。朱大姐热情欢迎我们参加抗日，安排地下交通员陈敏同志（尚健在）连夜把我们送到以徐万和为站长的十中队郊区地下交通站住下来，等待分配工作。
四地委民运部最小的民运队员
当时，有些领导主张把我们送到新四军一师文工团当团员或到师部医院去。苏中四地委副书记兼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洪泽说，现在我们地区正在深入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斗争，这两个小鬼都是高小毕业生，有一定文化，就把她们分配到地委民运部吧，让她们深入农村，搞民运工作，在斗争中成长。就这样，我们成为四地委民运部年龄最小的成员了。
当时，四地委民运部有100多人，主要负责人是姚力、胡洪。1918年出生的姚力是启东县人，他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入党，后来，历任新四军团政治处主任、政委，解放军师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杭州市副市长，国务院警卫处处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综合组组长，现离休在杭州。
搞民运工作，我们开始一无所知，也不知如何搞法。姚力、胡洪这些老同志，就手把手地教我们。到单高桥搞“二五减租”之前，他们就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有关党的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讲如何接近群众，如何访贫问苦，如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如何组织群众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四分区的减租减息，是从1941年夏收开始的，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相继颁布了减租减息的有关法令，召集地主开会，要求他们合作；对顽固地主则组织农民进行说理斗争。1941年秋收开始，在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废除旧租约，按佃耕田亩的实际面积及等级换订新租约，使广大佃农得到了实惠。1942年夏收期间，苏中四分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以法定形式规定了土地租佃制度和业佃合法效益。到1942年下半年，苏中四分区完成减租的田亩达69.9万亩，使业佃双方都比较满意，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和支前的积极性。
在农村参加“二五减租”工作的同时，我们民运工作队还和当地党政组织一起，宣传、发动群众，在有关区、乡先后建立了农抗会、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此期间，根据四地委的指示，为了保卫根据地、保卫减租减息的胜利成果，我们还积极协助地方组织民兵队伍，以各区、乡为重点，建立区武装分队和基干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保卫家乡、打击日伪的“尖刀”。平时，我们组织民兵、儿童团站岗放哨。夏秋时节，组织民兵监视和打击下乡抢粮的日伪军，保卫夏秋收。在敌人下乡扫荡、清乡时，让民兵带领群众坚壁清野，配合主力，打击敌人。每到冬闲季节，组织民兵普遍开展“三冬”运动，即冬防、冬学、冬训，使各区、乡民兵提高了军政素质，增强了战斗力。1944年3月，新四军一师在三师的策应下，发动了车桥战役。在此期间，我们就发挥妇救会的作用，组织农村广大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方战士打胜仗。在二甲镇、曹家镇，我们还动员党员、干部和民兵20多人参军，出现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的动人情景。
当时，我们民运工作队所处的环境、工作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与群众打成一片，还经常帮助群众干活，靠他们的掩护，坚持抗日斗争。由于徐港的敌人据点离我们住的村子只有三华里，所以，我们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有时一晚上要转移好几个地方。冬天身上穿的只有一件薄棉袄和薄棉裤。伙食费都是发粮、草，趁着赶集折换成钱给房东；经常没有菜吃，吃饭时只能沾点盐吃，而且经常吃不饱。尽管这样，我们没有人叫苦，思想乐观，信念坚定：只有赶走日军，取得抗战的胜利，我们的生活才会安定幸福。
分散到老乡家“打埋伏”
1943年年初，在日军扫荡之前，四地委实行精兵简政，我调任南通县金沙区民运工作队队员，后任区农抗会秘书。为保存实力，我们青年同志奉上级之命，于三四月份分散到老乡家里“打埋伏”，隐蔽起来。4月的一天上午，我与战友陈洁芳正在圩西区忠义乡八甲的季家林大爷家里学习，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喊声：“日本鬼子来了！”原来，有十多个日军正从西向东来了。我和陈洁芳立即推门出去，我向东跑，陈洁芳向北跑。日军在后面不到半里地，鸣枪向我射击，我就势趴在麦田里。枪声一停，我跃上田埂奔跑到东边七甲的马路上，日军又向我开枪，子弹“嗖嗖”地从我身旁飞过，我又拼命向南跑。由于麦苗和芦苇掩护，日军看不到我的身影，就停止了射击。当时，我脚上的布鞋都跑掉了，赤脚奔了两华里。待日军撤回东社据点后，我才回到原地，得知陈洁芳向北逃脱，北邻一位青年妇女没有逃脱日军对她的污辱。这更加深了我们对日军的无比仇恨。
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
抗日战争是一座伟大的革命熔炉。在火热的抗日斗争中，我得到了锻炼与考验，并在战斗中成长。我曾先后担任过南通县第一任妇联主任、中共南通地委妇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妇联干部训练班指导员、南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副院长。1954年至1955年到北京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后任中共启东县委政法部长、副县长，中共海门县委常委、县长、政法委党组书记、政协副主席，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1983年6月光荣离休。
回眸当年的战争岁月，我非常怀念曾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老领导朱汉章、洪泽、姚力、胡洪等同志以及牺牲的战友，非常怀念并感谢人民群众当年对我的关爱、照顾和支持。如今，我虽然已到了耄耋之年，但光荣的革命传统依然要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愿发出一名老党员、老战士全部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