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竹波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抗战救国运动风起云涌。这年5月刚从国民党监狱出狱的管文蔚，随即在家乡成立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简称自卫团），这时，年仅16岁的郑竹波在“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的思想指导下毅然参加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2012年年底的一天，记者来到郑竹波老人的住处，听老人讲他过去的烽火岁月。
难忘皖南之行
我们自卫团刚成立时装备差，弹药不足，训练又差，遭遇日军时不能恋战，只能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再加上队伍中多为农民，这就必须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当时的我作为高小毕业生，同自卫团队伍中的私塾老师、小学教员、失业的知识青年、师范生和少数失业工人一起，参加了自卫团第二期基层干部训练。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我从这里学到了军事政治常识，得到了锻炼，增添了信心，更加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
1938年6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一支队到达茅山地区，自卫团与之会合后，先后改编为丹阳游击纵队、新四军挺进纵队。我也由自卫团科员变成了新四军挺进纵队三支队八大队政治指导员、四团青年干事。
1939年10月，我因参加新四军首届青年代表大会，到了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当时新四军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活动正火热，加上当时庞大的菲律宾华侨慰问团正在军部慰问，军部和军部驻地到处洋溢着热烈、欢庆的气氛。1939年5月我刚由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惠浴宇同志介绍入党，在听了项英副军长作的指示和袁国平主任作的报告后，增强了抗战胜利的决心，提高了政治觉悟，对艰苦奋斗有了新的认识，更加认识了青年工作的重要性，我在心里确立了“青年工作重要，干青年工作光荣”的思想。
我从皖南军部回到家乡丹阳后，继续做地方工作，除了个别动员外，还包括抓俘虏和做地方武装的工作。半年内我先后在武进、江阴、丹阳和扬中等地工作。
骗过狡诈日军
1940年秋天，我在（江）苏南澄（江阴）、武（武进）、锡（无锡）三县抗敌委员会（简称三抗会）的抗日自卫团二支团担任政治协理员。不久，我又调到七支团工作，担任政治指导员。
一次我与七支团团长俞德研究工作，讲到战士张银生请假未归，商量后决定由我带名向导到张的家中去找他。张家住在双牌村，是接敌边区。为了方便和安全，我并未带枪，由团部的侦察员带路，我换上了便衣，带了伪“良民证”便出发了。双牌是个大村，我们进村没多久就碰到了张银生，正说着话，村的东南方向有四个穿短衣的男人向我们跑来，将我们两人抓了起来，这时我才明白张银生已经当上了伪军。
伪自卫团驻在一个庙里，最先由敌翻译冯荣大向我发问，我一一回答了他：我是梅光迪司令（“江抗”部队司令）的部下，担任文化教员，教士兵识字、唱歌；“良民证”是梅光迪的姑母替我所办，我到双牌是找张银生归队的，我不知道张已经参加了你们伪自卫团……
正说着话，一个日军少尉进来了，他和翻译说了一阵话就径直走到我的面前，日军少尉看了看我的前额（如长期戴军帽，额前的皮肤应白一点），但日军少尉不知道我们自卫团戴军帽的时候不多；他又用手摸了一下我的右手虎口，如使用步枪，虎口的皮肤应硬而粗糙，但日军少尉不知道我作为干部，平时不用步枪。日军少尉又看了我的伪“良民证”，然后摇摇头，笑了笑，嘴里哼了下“新细棍”（新四军）便走了。这时我心里暗喜：日军虽狡诈，但还是被我骗过了，不相信我是新四军。就这样没过多久，我就被当地的两面派乡长沈子文保了出来。
思想麻痹被砍
1940年底，我到了镇江（山北）县任军事科长，五个月后任镇江县副县长。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日军在苏皖地区也频频对新四军进行扫荡，苏南丹北地区的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紧张的阶段。
4月，镇江县二区常备队战士韦押才、殷裕龙叛变，还带了埤城的日军包围二区区委、区公所驻地樊村，接着常备队战士殷金波又叛变去了埤城，和韦押才、殷裕龙混到一起，甘做日军的走狗，危害人民。这段时间二区的工作困难增多，干部群众的情绪也比较消沉。于是县委决定由我去二区帮助工作。6月24日，我与警卫翟华到埤城西乡的华士村找二区领导干部联系，我们在村西南约两公里的桃园里休息。这天埤城镇逢集，四乡的农民纷纷上镇赶集。10时许，翟华竟押着殷金波到了桃园。我见了一怔，县委对这三个叛徒的决策是坚决镇压韦押才，孤立打击殷裕龙，争取殷金波。把殷金波抓回来对我们未必有利呀！
下午3时许，我们感到又饥又渴又累，便下山到一个老乡家休息。这家老人摘了一些桃子放在堂屋八仙桌上，还放了一把削桃子的菜刀，让我们充饥解渴。这时，翟华担心家里的房子被日军烧了，便出去看看，只剩我和殷金波在屋子里，我先问了殷一些埤城的情况，还未来得及向他说明我们新四军拟对他采取宽大的态度，就累得在小凳子上打瞌睡了。殷金波见状顿起杀意，用桌上削桃子的菜刀向我猛砍。我迷迷糊糊一面站起来，一面用驳壳枪向上遮挡。屋里的老人见状也过来拉拽。当菜刀落在地上，殷金波夺门而逃时，我才清醒过来：我们没有绑你，准备对你宽大，你倒下毒手了！于是我立即出门追他，也许是太紧张了，虽血流如注，但一点没觉得伤口疼痛。追出门来是丘陵起伏地，四处是山芋田，我在后面紧紧地追着殷金波，总算追上了，枪竟打不响了。殷金波趁机继续往东跑，幸好此时翟华赶了回来，将殷抓住。这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才结束，我也随即被人抬走接受治疗。
依靠人民脱险
从1942年夏天开始，镇江、武进等地的敌伪不断放出风声，说马上要对丹北地区进行清乡。可是每次风声过后，敌人并没有采取行动，久而久之，有些同志对敌伪的清乡宣传就不那么重视了。
1943年春节一过，清乡之风又紧了起来，地委领导因我在镇江县当过副县长，兼管过敌伪军工作，又在敌工委工作过，就要我暂时离开部队，专门负责镇江、丹阳一带的情报工作。
2月28日晚，埤城新四军两名地下党员印根生、张恒山派人送来紧急情报说：“今天下午天刚黑时，镇江大批鬼子已到埤城。”我觉得这很不寻常，便向地委书记作了汇报。因为全局不明，最终决定全体转移到段家桥镇东北二三里的小王家埭，那里偏僻，群众条件好。部队机关开始转移时，已听到正西方向传来隐隐的爆炸声，这是侦察员遭遇敌伪时向机关报警的信号。
部队刚到新营地住下，天就开始蒙蒙亮。这时西边、西南边有稀疏的枪声，由远而近，看来敌人是边搜索边前进，无目标地打枪，推进速度不快。部队的领导忙着看地形，机关同志分头找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做动员，要他们对全村的人打招呼，可在门前左右走动，但严禁去段家桥镇，不能泄密，只要敌人不下河堤进庄就不会有大事。还派了少数人在庄南的菜地里假装拣菜，监视敌人行动。
上午八九点钟，庄南的河堤上出现了日军和伪军。全庄的老乡们包括老人和小孩个个听招呼，多数呆在家里，个别在庄前庄后走动，但都保持着安静。当时我方干部、机关人员和一个警卫连仅300人，而敌军有两三千人，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敌伪折腾了一天，没有发现一个新四军，下午三四点钟陆续撤离，领导决定地专机关和团部率领部队跳出敌伪包围的中心地区，按原计划分散行动，团部和警卫连则暂时撤离丹北地区。
段家桥被围是极其危急、惊险的，之所以能虎口脱险，是因为新四军抗日得道多助。而印根生、张恒山这两名地下党员，正是我在镇江县任副县长时介绍入党的。
兵不血刃获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根据国共双十协定，新四军在江南的干部大部分要转移到苏北去，我自此离开丹阳，来到苏北继续我的革命事业。1945年12月，华中野战军首长决定发起高邮战役。当时我在华中二分区特务营任政委，奉命率部参加解放郭村之役，特务营的任务是攻占王家营据点。王家营位于扬（州）泰（州）公路东段，东距塘头镇数公里，在郭村西南约七八公里。
守敌是一个步兵连，原是伪军，日军投降后变成了蒋军。王家营和塘头、郭村，大体上是一个三角之势，防御工事较强。
战斗开始，特务营按作战命令进入阵地。我和营长赵万和、副营长骆逸明等商量，在高邮、扬泰线战役打响后，敌军的士气必将大大低落；新四军以四个连攻敌一个连，兵力上占有优势；但敌人依靠工事固守，新四军无重武器参战，强攻虽可获胜，但要付出一定伤亡。我于是提议以军事压力作后盾，一方面准备攻击，同时采取政治劝降的办法，即通过村长、保长，对敌军连长的家属做工作；见效后，再对敌连长做工作。搞得好，可能不战而胜。
我在江南做过敌伪军工作，便立即找来村长、敌连长家属的房东和村里的老人二三个，向他们介绍了这次战役必胜的情况，要求他们协力做通敌连长妻子的工作，最后做敌连长的工作。条件就是要敌连长下令全连放下武器，新四军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由村长、房东和老人们作担保。
历时三个小时的谈判，动用了机枪轮番扫射和喊话相配合。特务营谈判干部再三向敌人说明：“塘头、郭村、彭家庄等据点已被我军包围，他们自顾不暇，不会来援助你们；你们放下武器，对你们和全村居民都有利，如果顽抗到底，我军发起总攻，你们必将被消灭。”敌连长在妻子哭诉，村长、房东规劝和特务营干部说服下，终于无奈下令缴枪。就这样，我军兵不血刃，解放了王家营，敌军一个连150余人携机枪3挺、步马枪百余支向新四军投降。
郑竹波爷爷在给少先队员讲新四军的故事
郑竹波介绍说，他之后离开了江苏，参加淮海、渡江、上海、福州、漳厦等战役，先后担任苏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科长，中共华中第二地委社会部科长，华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溱潼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九军八十六师二五八团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二五八团政治委员，十一师政治委员，空八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等职，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我坐在郑老家中的沙发上听他讲述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心里一阵阵地紧张。我坐在郑老的左边，郑老左脸上的那道长长的疤痕正落在我的视线里，他那样平静地讲述着，我的心里更添几分敬意。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像郑竹波这样的革命战士，才有了我们今天和谐的社会、幸福的生活，唯愿这位和蔼的老人与我们共沐党的十八大的春风，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