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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直将军的作战指挥艺术——纪念父亲王直百年诞辰
作者:王东炎 责任编辑:党亚惠 来源:《铁军》2016年第6期 日期:2017-02-17 浏览次数:7768
我的父亲王直,在军队长期担任作战部队的政治工作领导,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但他的作战指挥艺术,却是鲜为人知的。他直接参加和指挥的大小战斗有100多次,其中独当一面指挥作战有50余次。
王直
我的父亲王直,在军队长期担任作战部队的政治工作领导,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但他的作战指挥艺术,却是鲜为人知的。他直接参加和指挥的大小战斗有100多次,其中独当一面指挥作战有50余次。他的作战指挥艺术有鲜明的特点:
审时度势巧用战术
1941年11月28日,日军3000余人、伪军800人,并配属有炮兵、骑兵、坦克,突然袭击新四军第十六旅旅部及苏南党政机关驻地江苏溧阳塘马。敌军八倍于己,实施三面包围。新四军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在敌进攻发起时,当面命令时任旅政治部组织科长的王直率苏南党政军机关1000余人,向唯一的缺口正东方向转移突围。向东转移实为权宜之计,因转移方向上有一条宽大的长荡湖阻拦,没有办法渡过或绕过;更危险的是,日军一部避开罗、廖首长率部坚守的阻击阵地,迂回尾随撤退的我党政军机关人员。要想突围,只有坚持到天黑。但要坚持到天黑,必须阻击尾随之敌。王直在撤退中不是盲目地奔跑,而是注意观察地形,选择了戴家桥这个追敌必经之路,且地形有利于本方防御的地点作为阻击阵地,并临时指定了阵地指挥员,组织了不足百人的战斗队伍,坚守戴家桥。从下午3时到9时,他们硬是顶住了400多日军的攻击,坚持到天黑。
阻击虽成功,但如何突围?一是强行冲出,二是各自分散,三是隐蔽钻隙。王直选择了第三种战术。隐蔽钻隙,只能一路纵队走田埂小道,千余人的行军纵队有一公里多长,要想不暴露目标钻出去谈何容易?另“钻隙”之路怎么走,如果指挥员没有一个“定数”,也只能是碰运气了。许多人不知他这时手中还有个“王牌”,即他曾负责做过一位统战对象陈练生的工作,知道陈练生是戴家桥附近张村人,对当地地形道路十分熟悉,而陈练生就在突围的党政机关队伍中,时任溧阳县县长。由陈练生带路,经过了只有当地百姓才知道的“水下”桥,沿着田埂、沟渠小道,先向西,又向北,再折往西南,一气走了70多华里,千余人巧妙地从敌包围圈的缝隙中钻了出来。一位亲历者后来回忆说:“这次突围是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突出来的。”王直在突围中指挥若定的表现,战后得到了六师师长谭震林的肯定,并由组织科长提升为旅政治部副主任。他是因塘马战斗唯一被提升的团职干部。
冷静沉着妥善应对
1943年日伪军清乡期间,在茅山地区筑起162个“梅花桩”据点,把根据地分割成一块块的。坚持内线的新四军十六旅四十七团领导,只有分头各带若干连队分散在“梅花桩”间打游击。一天晚上,时任团政委的王直带着两个连在茅山脚下叶家棚子山凹树林中隐蔽宿营。凌晨,大雾缭绕,他起来查哨,突然发现周边高地布满了日军。他命令部队不准乱动,并亲自爬到树上用望远镜观察。日上三竿,大雾散尽,各个山头的敌人纷纷下山。他注视着敌人,心里盘算:敌如朝我来,用一个排做掩护,其余从山沟里偷越,或许可以突出去。他随即命令三连长,如敌进攻,带一个排在树林里阻击,等部队越过山沟,你们才能撤。三连长信心十足地要首长放心。不久,敌人下到山脚集结队伍。这时,有个同志轻声对他说:“政委,看样子敌人是准备进攻了。”父亲却笑着说“紧张啦?从闽西到皖南,从皖南到苏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也没上西天嘛!”这位同志一听乐了说:“政委,你真沉得住气。”敌人朝西旸阳村方向走了,但没走多远又停下了,拿军刀的日军指来指去,又指到部队隐蔽的地方来了。这位同志一下又紧张起来。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没事啰,你没看到敌人是站在三岔路口么,他们在认路,没有发现我们。”说着,敌人已认准了方向,直奔西旸。
1952年2月,时任志愿军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的王直将军,在朝鲜平康前线坑道内起草战时政治工作文件。
急中生智巧妙突围
1943年反清乡期间,一天,王直率四十七团两个连队在句容高资茶场夜宿。清晨,他来到哨兵处用望远镜观察时,突然发现一个太阳照射反光点,判断出这是敌人钢盔反光,立即命令三连两个排占领附近有利地形。不久,枪声大作,他已判断出敌人的战术是“围三缺一,虚留生路”。缺口是一条山谷,出谷口处有伪军碉楼居高临下把守,强行突围肯定是突不出去的。危机之中,他竟想出了如何突围的办法。
新四军曾批准时任镇丹县民主政府县长洪天寿,可以通过结拜把兄弟方式搞统战工作,而洪天寿此时正在队伍中。正巧,洪天寿也找他来了,说谷口碉楼伪军指挥官是他的“把兄弟”,他可以写一张纸条送入碉楼,“掩护”新四军突围。这一招果然奏效,碉楼上的伪军见到突围的新四军时只往天上放枪,于是他率部顺利突出了包围圈。
果断坚持既定决心
如同克劳塞维茨所言:“这个原则就是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而且决不放弃,除非另外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信念说服我们放弃它。”还是1943年反清乡期间,王直率四十七团二营夜袭包巷,袭击前,摸清了敌人的情况,日军40多人,全部住在一座两层楼里。黄昏,18人组成的突击队出发了,但等了许久,听不到任何动静。又过了一段时间,突击队回来了,原因是摸进包巷后,发现敌人数量增加了一倍,已经是80多人,但还是全部住在那座两层楼里。
因敌情变化,突击队长不敢“擅作主张”,所以又静悄悄地带着突击队回来请示。王直对突击队长分析说,虽然敌人数量变化了,但全部挤在那座两层楼里,这个突袭的基本条件没有变,只要突袭前没被敌人发觉,敌人再多也不足为虑。
结果仍旧是这18个突击队员进行袭击,向楼内投了几十枚手榴弹,将80多个敌人全部炸死,一个也没有逃掉,自身无一伤亡,打了一场漂亮的突袭歼灭战。
根据敌情敌变我变
1944年下半年,新四军十六旅领导对四十七团与四十八团谁上升为主力,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遂决定两个团各打一仗,谁打得好,就上升为主力团。不久,周城战役打响。王直同副团长张强生、一营长邹志成率一营(三个连)担负对社渚之敌的阻击,保障四十八团攻占周城。
社渚守敌有伪军第三营的三个连,但该敌只出动了一个连增援周城。当得知情况后,王直即与张、邹两位领导研究,决心将阻击部署变为伏击部署,结果全歼了伪军这一个连,生擒伪军团副陈劲飞。接着,他又率部主动出击社渚,社渚伪军吓得作鸟兽散。随后,他又迅速将生俘的伪军团副陈劲飞带到周城(周城守敌是伪军第一营,陈兼该营营长),向困守在碉楼里的守敌喊话,使敌军心大乱,纷纷投降。战后,王直带的四十七团毫无悬念地上升到主力团。
充分发挥部属作用
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二阶段,王直调华野十二纵队三十五旅任政委。到任后直到淮海战役结束,由于旅长缺位,他成了军政一把手。一上任,部队就担负攻占徐州城的任务,并最先攻进徐州城,紧接着在肖县追击战中又获得重大战果。敌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后,部队又担负主攻并全歼驻刘庄的敌“王牌”第五军二○○师,并生俘师长周郎。三次战斗部队兵员猛增5000多人。
连续作战的指挥是千头万绪的,但王直是忙而有序,主要关注作战基本决心的确定,其余都放手给其他军政领导分工负责,战斗中出现问题不埋怨下级,而是团结大家共商办法解决。很快他在部队建立了威信,大家都有在他手下工作心情舒畅的感觉。
敏锐把握作战关节
1950年11月初,王直与师长余光茂率九兵团二十军第八十九师入朝作战(王直时任师政委)。军列从山东兖州出发时,冬天的寒气已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要求师团政治机关战前动员中要加强宣传防寒防冻的重要性。军列在沈阳站停靠的一天里,他令师为所有指战员配发棉大衣。(后续到达的某师就没有这么重视,将配发到的棉大衣弃之不带,认为这是累赘增加负重。)但因停靠时间短,师里仍有部分人没有配发到棉帽、棉鞋和棉手套。进入朝鲜后,气温骤降(最冷时山顶零下40度,山谷零下30度),师首长即令没有棉帽和棉手套的战士将棉被拆掉,自制棉帽和棉手套,宿营时,号召大家相互关爱,拥挤在一起取暖睡觉。由于八十九师是兵团最先入朝的,与美军陆战一师第七运输大队遭遇,缴获羊毛毯3000条。王直当即下令将毛毯撕开(按以往惯例要上交),分发给没有棉鞋的战士包脚。作战时,他要求80%师团政治机关干部帮助供给部门工作。
结果在第二次战役东线长津湖作战中,八十九师因冻伤减员仅40多人(全师1万余人),有效地保存了战斗力。在最后阶段的追击战中,成为九兵团唯一能成师建制开展追击的部队,并取得重大战果。
适时靠前亲自督导
部队前指一般是指定军政副职前往,正职通常情况下是在基指指挥。但王直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也要靠前指挥。所谓必要的时候,就是下属思想不稳定,存在胆怯畏缩等心理时。八十九师东线长津湖地区作战时,下属某团在第一阶段社仓里地区进攻时,由于“恐美病”心理作怪,居然没有按师的部署行动,造成全师进攻受阻。第二阶段敌从社仓里地区撤退时,又是该团对撤退之敌没有截击。
为此,王直对该团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与副师长曾昭墟一起,亲率该团追击逃敌。该团在师领导激励督导下,冒着漫天大雪,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抄近路追上了敌人。在长津湖追击战中,全师共歼美陆战一师运输第七大队一部、美三师七团二营大部、美陆战一师一团一部;共毙伤敌1245人,俘敌300余人;缴获坦克6辆、击毁7辆,打下敌机1架;缴获汽车100余辆、击毁100余辆;缴获各种火炮28门,各类机枪40挺,各种枪支259支。其中俘敌数量占志愿军二十军俘虏总数一半。战后八十九师受到兵团嘉奖,王直被提升到志愿军二十六军任政治部主任,成为九兵团唯一在二次战役结束后提升的高级政工干部。
勤于总结认真思考
在父亲现存的笔记本中,记述着他从1939年到1952年的军政经验总结近百篇。其中作战指挥方面有:《莱芜吐丝口我师村落攻坚战之经验教训》《豫东战役在战术上有几点体会摘要》《八十九师渡江、淞沪两战役总结》《关于八十九师咸镜南道战役总结》等。在他政工总结中,也贯穿着很多作战指挥方面的记述,而且叙述得相当具体。
解放战争时,父亲时常请教他的上级,善于总结经验的华野六纵副司令员郭化若;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写过《论指挥员的修养》登载在《解放军报》上,受到皮定均司令员的夸赞。
父亲在陆军二十八军任政委时就曾说过:“政工领导也应当认真思考作战指挥,因为不懂作战指挥的政工领导,就不知道在作战指挥中该说什么话,怎么去说话。”以政工干部为主角的影视他只看到过一部,这就是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电影《英雄儿女》,并认为这一部电影反映得比较切实。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因为这部电影的主角——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与他太相像了。
父亲去世两年了,他是活到近百岁的开国将军,留下的精神财富很多,他给了我太多的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