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萍
1946 年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三纵队九支队卫生队队长的金萍（左）与七连连长简进仁合影
城市：上海
时间：2014年9月25日
寻访：新四军老战士金萍
金萍，是军队离休干部。
采访到金萍，要感谢一个人：程关生。约访军界新四军老兵，时常要先征得干休所领导的同意。赴上海警备区干休所采访，警备区政治部主任程关生闻之，十分支持，委派老干办同志又联络、又陪同。在警备区干休所，有的老干部对我们说，“要采访采访金萍，他在新四军里的时间长。”
金萍的居所，在上海天山路1890弄20栋。走进金萍的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今天，金萍是我们采访的第三位对象。记者窦娟在摄像机旁已连续工作几个小时，疲惫至极，依然坚守着岗位。金萍从卧室出来，一只手总是颤抖，原来他得了“帕金森”，这是老年易患病之一。
卢沟桥事变的那年深秋，金萍参加闽西游击队。几乎在此同时，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于是，金萍所在部队编入新四军，他是新四军组建时期就来到新四军的老兵。
镜头前，一个九旬老人，记忆深处烙印着三个人。
第一个人：张鼎丞。张鼎丞是福建永定人，金萍是闽西连城人，这两个地方同属龙岩地区。张鼎丞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前，毛泽东曾对张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张鼎丞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在闽西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既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又支援了红军长征北上。金萍来到闽西游击队的时候才15岁，在司令部当勤务员，张鼎丞把金萍当“红小鬼”。
1938年3月2日，是金萍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所在部队已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从福建的龙岩出发，踏上绵绵征程，向安徽皖南集结。上路没几天，金萍就开始咳嗽，继而走路气喘吁吁，体质变得很虚弱。有的老兵看了心疼，背着金萍赶路。已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的邓子恢，在行军队伍里看到年幼的金萍，关切地说：“还是回龙岩办事处，再去念书吧。”金萍说：“我不回去，要和部队在一起。”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知道后，就把部队配给他的马让给金萍。随着病情好转，金萍咬紧牙关，长途跋涉，一直跟着部队行军。5月，到达新四军整编地皖南的岩寺。
第二个人：陈毅。金萍来到皖南，分在二支队军医处学医。
后来，他随支队开赴茅山地区，参与开辟江南根据地。有一次，时任支队教导队卫生员的金萍接到任务：随队护送陈毅同志过封锁线。原来，陈毅要去见管文蔚，途中必须穿越日伪军的封锁区。这次护送由支队教导队队长杜屏带队，杜屏是老红军，出任过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干事兼战俘管训队队长，又曾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团的连长、副营长，有作战经验。陈毅带领一、二支队离开皖南，来到江南不仅是站稳脚跟，更要团结地方武装，发展队伍。陈毅从溧阳水西村出发，秘密向武进地区行动。
护送陈毅，金萍的任务是医疗保障。在陈毅身边，他开始有些紧张。陈毅问金萍多大、家在哪里，还问他怎么这么小就当小医生，又问小医生会看哪些病。金萍看到陈毅司令员如此平易近人，心里放松很多。陈毅对金萍说：“如果头痛，吃什么药？”金萍立马回答：“阿司匹林。”陈毅笑着鼓励说，“好好学习，小医生就变成大医生了。”金萍记得，一次途中过陡坡，金萍跟在陈毅身后走，陈毅转身扶过金萍一把。
第三个人：刘少奇。1940年底，已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当医务员的金萍，被安排到抗大五分校学习。
五分校是以苏北抗日军政学校和八路军第五纵队教导队合并组建的。在分校学习时，金萍听过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刘少奇时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金萍就是在抗大课堂上听到的。共产党员修养，涉及“在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中自觉改造自己”、“要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要有伟大理想，又要做好最切实的工作”、“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克己奉公”、“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最高责任”等等课题，以前从没有听过，金萍第一次受到共产党人党性的熏陶和洗礼。刘少奇领导过安源工人大罢工，在金萍家乡当过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参加了长征，他是在革命斗争中经受过考验的党员领导干部，讲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抗大学习的这一年，金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张鼎丞、陈毅、刘少奇身上，金萍沐浴到新四军部队大家庭的温暖。再大的官，爱兵如子，和蔼可亲。这种凝聚在共同抗日基石上的融洽关系，犹如春风化雨，滋润金萍热爱新四军，激励他进步成长。他相继在新四军军部特务团、“联抗”部队教导团、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三纵队九支队任军医、医保干事、卫生队长。在苏南反扫荡、车桥战役、天目山战役、高邮战役的硝烟里，金萍把个人的光和热，汇入抗日洪流，义无反顾，一路前行。
1964年金萍任解放军85 医院院长时和妻子潘伟合影
1996年金萍夫妇金婚全家合影
张鼎丞让马，陈毅相扶过陡坡，刘少奇语重心长谈党性修养，也让金萍懂得了关怀的力量，使他终身受益。金萍的妻子叫潘伟，是新四军女兵，两人在抗战中相识、相恋，1946年结婚。两人从战争年代闯过来，携手走过了68个春秋。潘伟患有膝关节骨刺，导致膝关节持续性隐痛，金萍与潘伟互为关照，金萍常说，“人的本事有大小，可做人一定要学会善待和尊重人。”金萍曾在解放军85医院出任过院长，对医生、护士、包括医护实习生，坚持用制度管理，从不训斥人。十年动乱的黑色日子，金萍遭批斗，他没有记仇，没有伤害过他人。离了休，无论是干休所炊事员、司机，还是家里的保姆，金萍都平等相待，视为家人。在家庭教育上，金萍常说，“一个人不要好高骛远，不要盛气凌人，大事小事都要踏踏实实做好，对待家里人、外面人一视同仁，尊重人、关心人，是做人的基本素养。”女儿金小宁，排行老三，在上海科学会堂当过科长，现已退休。谈到父亲，她说，“这一辈子，爸爸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要我们并要求我们教子女，一是学会自食其力，二是学会平等待人。”
金萍与本刊记者窦娟合影
记者感言 落笔撰写金萍的故事，就自然联想到古人的话。中国南北朝时南朝有个史学家、文学家叫范晔，他著有《后汉书》，此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史学、文学地位。范晔在《后汉书·第五伦传》中有句话：“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讼，即争辩是非。这两句话的大意：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导百姓，百姓就接受你的教化；若只流于言论，说一套做一套，百姓就不接受你的教化，反而会生出是非。这也就是成语“言传身教”的出处。我总在想，一个老兵走进革命队伍近80年，坎坷风雨人生路，经历世间多少事，为何对接触张鼎丞、陈毅、刘少奇的细小往事如此的刻骨铭心？仅仅因为他们官大吗？不是。新四军的领导干部们，在敌后抗战的艰难环境里，他们对部队的思想教育，不光把道理说得通俗易通，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教会部属怎么做。战争年代的缘故，领导的文化普遍不高，然而，他们做得比说得更好，他们的样子就能让部队明白新四军投身革命该如何抗日救国的诸多道理。他们把士兵当作兄弟或自己的孩子一样，官兵肝胆相照，同甘共苦，他们用行动履行“官兵一致”的原则，这才是真正令金萍今生难忘的根本原因。
昔日的抗战，已经远离了我们，置身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部分领导干部的作风、人品，让人忧心忡忡。有的说一套另做一套，台上冠冕堂皇，台后丑恶不堪；有的官大，架子更大，高高在上，对群众、对部下的冷暖漠不关心，背地里热衷于搞团团伙伙，耍小聪明，划小圈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的靠行贿、溜须拍马当上大官，位子显赫，却没有真本事，目光短浅，更无战略思维，盲目发展，城市病日益加重，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每当正视官场的类似现象，我们内心深处愈加推崇战争年代领导干部的形象，愈加赞赏新四军领导同志的人格魅力，他们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是人民军队的楷模，是我们信赖的人，敬仰的人，永远值得怀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