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的人生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种过地，也做过工；扛过枪，也当过“账房先生”；做过企业老板，也当过公仆。至于业余喜好，天生有缘的就是“书”。
听母亲说，我在满周岁的时候“抓周”，桌上摆苹果、玩具、钱和书四样东西，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抓书。这个测试，按说只是游戏。但对我来说，却是灵验的，因为我一生中最爱做的三件事就是：读书、说书、著书。
先说读书。记得幼儿时，我就特别喜欢看那些幼儿拼图、看图识字、看图说话之类的小画册。稍大一些，上小学了，每天除课堂上不厌其烦地熟读和默写老师所教的生字之外，课余时间则会沉迷于《黄继光》《董存瑞》《神笔马良》《八仙过海》等小人书中。
上初中时，开始看那些大部头的书，如《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昙花梦》《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日》《红岩》《烈火金刚》等。那时，看书是不加选择的，只要借到一本书，就如获至宝。一本四五百页的厚书，几天就看完了。
在高中和大学阶段，读书的方向略有转变，开始有重点、有选择的读一些经史子集如《论语》《中庸》《大学》《法言》《诗经》《茶经》《孝经》《春秋》《二十四史》等和一些中外名著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红与黑》《悲惨世界》《红楼梦》等。通过读这些书籍，我对读书的内涵有了全新的认识和领悟，而且对我以后的人生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读书的时间虽然少了许多，但酷爱读书的习惯却丝毫没有改变。每天即使工作再忙、再累，到了晚上，临睡前我都会捧一本书，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无拘无束地、身心放松地在浩瀚的文字中徜徉，在穿越时空中，或与李白对诗，或与徐达下棋，或与曹操斗酒……每每及此，不仅会忘掉一天的疲劳和烦恼，而且总能获得超然空灵的向上力量和莫大的精神慰藉。
其次是说书。我在与书相伴的过程中，还养成了一种说书的习惯。我所说的说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从艺人员的专业说书，而是侃大山，把阅读过的故事讲给周围的人听。
记得幼儿时，每看一本图画，我都会把其中的故事如《小蝌蚪找妈妈》《龟兔赛跑》等绘声绘色地地讲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听。每讲一次，不管爷爷奶奶，还是爸爸妈妈，都会夸我“讲得好”。长大后才知道，这是大人们对我的鼓励，可当时，不仅使我幼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还极大地激发了我说书的热情。
读小学时，我就更能“显摆”了。每天下午放学，同村与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十几个小伙伴就会不约而同的聚集到村头的大树下，围坐成一圈听我说书。当时，我大都是现学现卖，课余时间读一点，放学后就给他们讲一点。由于肚里的“存货”不多，所以每天只能讲一两个故事。小伙们听了觉得不过瘾，常常要求我多讲点。每当这时，我就会故弄玄虚并模仿说书人的范儿对小伙们说：“今天就说到这，说多了你们也记不住，要想再听，且等明天吧。”
再者是著书。在阅读了大量的文字之后，我不仅对作家的思维套路、写作方式以及文字风格等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还逐渐萌发了著书的梦想。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开始把冲动变行动，先试着向报刊投稿。40多年下来，先后码成并被《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报》《中国财经报》《中国审计报》《管理科学》《会计研究》等100多家市级以上报刊采用千余篇。其中有40多篇在各级政府、各级学会、各级报刊组织的论文评比、征文竞赛、成果评选中获奖。
当变成铅字的文章有了一定的累积之后，1996年，我开始着手对以往的写作成果进行归类和梳理，最后编撰成一本22万字取名为《理财实践与探索》的论文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我又编撰成一本31万字书名为《财会实务思辨》的论文专著，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退休赋闲后，对报刊上已发表的但未选入上述两本书的剩余篇目，我又编成了一套丛书，取名为《大道至言》《大道明言》《大道诤言》。目前，这套丛书已通过吉林文史出版社的审定，即将付梓出版。
除了出专著以外，2005年至2012年在县政协工作期间，我还先后主编了《泗阳书画集》《泗阳文物》《泗阳风情》《泗阳非物质文化遗产集粹》《中国意杨之乡》等七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