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初，刚到北京履职的肖劲光以海军司令员身份第一次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研究打捞“重庆”舰。

　　“重庆”舰原是国民党海军的一艘轻型巡洋舰。1949年2月25日在上海吴淞口起义，开到解放区烟台。该舰舰身长154米、宽15.5米，满载排水量7500吨，最高航速32节，续航力4000余海里。舰上不仅火炮、高炮、鱼雷齐全，而且均由雷达控制指挥，炮弹自动装填。

　　这种战舰在军事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虽不属先进行列，但在国民党海军中是绝无仅有的。对刚刚起步的人民海军来说，当然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所以从起义后，它就受到百般的呵护。先是锚泊在烟台港外，由于国民党空军不断派飞机侦察轰炸，3月4日移至辽宁锦西葫芦岛港。为了使“重庆”舰免遭国民党飞机炸坏，东北军区组织驻地部队与“重庆”舰官兵一起就地取材，以渔网、松枝、麦秸秆等对舰体进行了伪装，同时调了三个重型高炮连在码头外侧驻守。就是这样，它还是被国民党飞机发现了。3月18日、19日，国民党空军派出多架飞机轮番到葫芦岛港轰炸。“重庆”舰留守护舰官兵和前来护舰的高炮部队，对敌机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在护舰战斗中，沈桂根、韩志铭等6名士兵壮烈牺牲，17人负伤。“重庆”舰舰体也多处中弹，严重受损。为防止“重庆”舰遭受更大损失，经上级批准，官兵拆除了舰上的一些重要设备，于3月20日打开海底门，将其自沉在葫芦岛码头外侧。一年过去，新中国成立了，正在组建的人民海军急需军舰，打捞“重庆”舰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过去的这一年的时间里，“重庆”舰虽然沉在了水下，但中央军委没有忘记。1949年8月，军委派张学思为筹建海军院校赴苏联考察时，就指示他向苏联海军部提出请派专家来华协助打捞“重庆”舰的要求。在海军领导机关成立之际，军委又专门召开会议具体研究打捞“重庆”舰问题。会议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主持，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有关部门，重工业部、铁道部等部门，均派人参加。解放军总司令员朱德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要组织一个统一的机构，集全国的力量来办理。所需经费可由作战费内开支。”聂荣臻说：“把准备工作做好，技术方面的事情，可委托苏联专家办。”经过研究，最后决定，由海军司令部、总后勤部和重工业部、铁道部，及辽西省政府、某部一○七师等单位，分别派干部组成“‘重庆’舰打捞委员会”。由“重庆”舰起义后曾在舰上担任过政委的朱军任主任委员，负责领导、协调整个打捞事宜。

　　作为初上任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尤其重视“重庆”舰的打捞工作。会后，他根据此次会议决定致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希望能在1950年年底前将“重庆”舰打捞上来。周恩来接受肖劲光的建议，亲自致电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提议请苏联于同年8月份以前派专家来华，启动“重庆”舰打捞工作。

　　1950年6月下旬，周恩来告诉肖劲光，布尔加宁已正式回电，表示同意协助打捞，但时间要往后推——年底前摸清情况，准备材料，明年春天才能正式投入打捞。此前，首先要由两国贸易部签订一个合同，中方须向苏方支付打捞费约55万卢布。

　　考虑到海军建设对装备的急需，海军和外贸部通过多种渠道一再向苏方争取按我方计划打捞“重庆”舰，并如数交付了打捞费。最后，苏方终于同意按中方要求启动打捞工作。当年8月1日，由打捞队长弗·恩·格里高利也夫率领的苏联各方面专家、工程人员一行205人抵达葫芦岛，开始进行现场勘查、准备。

　　10月11日，开始潜水检查。“重庆”舰沉于葫芦岛港2号码头北侧，右舷倾斜90度，右后侧卧于8至11米深的海底。打捞时采取边扶正、边上浮的办法，各个岗位上的绞车、浮筒协同动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翌年6月初，进入打捞的最后阶段。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各方人员共同努力下，“重庆”舰终于于6月13日被打捞出水。接下来，舰体清理施工组即登舰进行测试、清扫等工作。

　　14日，朱军和格里高利也夫分别代表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结束舰上工作之证书》，随后，“重庆”舰被顺利地拖到了大连海港。

　　6月20日，为感谢苏联政府的支持，肖劲光亲自给苏联海军部长尤马谢夫哥洛夫将军发了感谢电：“在你们关怀和帮助下，已将重庆号轻巡洋舰顺利地打捞起来，并安全地拖抵大连港。特此致谢并祝阁下健康。”之后，海军装备部门与苏联专家一起就“重庆”舰的修复问题，进行了多次论证研究。由于一方面缺少配件，二则技术方面有难度，同时考虑到真正修复起来，花费经费数额也相当大，“重庆”舰最终未能修复。

　　这件事给肖劲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他谈起来仍然嘘叹不已：“重庆”舰打捞上来却未能修复，我非常遗憾。但中央和军委领导对海军建设的关心、参加打捞工作的指战员和职工们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却让我感动不已，铭记终生，鼓舞着我为海军装备发展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