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功19岁时来到中国，在东亚同文书院读书时，接受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随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中西功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情报组织，从事最危险的情报搜集工作。他不仅向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战术情报，而且还提供了日本“南进方向”的重大战略情报，后因“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牵连被捕。中西功在狱中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一书。出狱后，他依然矢志不渝地坚信中国革命必胜，并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从而创造了传奇的一生。
中西功
后名为侵华日军特务部工作，实为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召集人
1910年，中西功出生在日本三重县一户贫苦人家，从小学习勤奋，19岁时进入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以下简称同文书院）读书。这时的校长正是后来三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九一八事件前夕，随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军方委托同文书院学生对中国情况调查的增多，使得同文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间谍活动”的色彩。正因为如此，中西功发现周围的中国人常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再联系中日两国社会共有的巨大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他百思不得其解。后经王学文（中共党员）老师的讲解和对历史的了解，中西功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因日本入侵中国所致。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中西功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并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积极投身由日本朝日新闻社上海总局记者、马克思主义者尾崎秀实领导的学生反战宣传运动。
1930年底，日本海军士官生队来上海参观，实际是为侵略熟悉战场的。中西功得知内情后，立即赶印了反战传单，并向海军士官散发。他在传单上写道：“日军士兵弟兄们，你的长官在骗你们。你在外国打仗丢了命，家乡父老就没了依靠……”中西功散发传单的事被日籍学生告发，随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警视厅特高第一课（以下简称特高课）警察将其逮捕。中西功被关押9天后释放出狱，并勒令停学一年。
出狱后，中西功进一步认清了军国主义统治的黑暗，决心以革命的方式反对战争。1931年1月，中西功加入了由该校学生安斋库治组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这一时期，中西功还参加了由中共党员王学文领导的“日中斗争同盟”。九一八事变后，中西功等又组建了“对支那不干涉同盟”，继续投身学生的反战运动。翌年，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一·二八事变，强令日籍学生参战，中西功马上以“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为口号组织反战斗争，迫使领事馆同意他们回国。
1932年春，中西功在返回日本的轮船码头上，对前来送行的同学说：“请你们留在上海，替我完成学业吧。”说完，中西功告别同学，登上了轮船的踏板。正在此时，突然听到有人打招呼：“中西君！”他回头一看是尾崎秀实。在这次乘船返回日本的行程中，尾崎秀实同中西功谈了很多事情。中西功从谈话中得知，尾崎秀实此次回国是为了制止日本的错误国策，计划从事国际秘密情报搜集活动。
中西功回到日本后，秘密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继续参加反战运动，并为尾崎秀实代写论文和联络革命同志。1934年，中西功进入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工作。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正在进行对华政策大讨论。日本右翼军人认为中国是落后的封建社会，日本必须以武力将其变成殖民地；中间知识分子认为蒋介石正在建设资本主义，日本应该通过贸易方式进入中国，避免大战；左翼共产党人认为只有中共才能代表人民力量，对华工作不必以蒋介石为对象。当时“左”派的中西功，正努力通过学术论战批评右派并积极争取中间派，而尾崎秀实则通过政策咨询，试图影响日本内阁的决策。这一年，经尾崎秀实介绍，中西功还出席了“太平洋研究会美国年会”。在会上，中西功因论文——《支那经济现状》而名声大振，并成为日本学术界屈指可数的中国问题专家。
随着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在中国的尾崎庄太郎急需了解日本的对华新战略，而在东京的中西功则急需掌握中国对日动向。于是，1934年中西功再次来华。随后，经尾崎秀实介绍，中西功进入了南满洲铁道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大连总部工作，从事中国问题、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从此，中西功的公开身份就是满铁调查员，并开始用笔名“大村达夫”发表文章。
1937年冬，中西功和尾崎庄太郎等人在大连老虎滩聚会。宴会上，大家都说：庞大的中国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一头睡狮，你用侵略将其激醒，反而难保自己性命。这灭顶之灾，源自日本的错误国策。作为理性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出手制止。我们不但要保护中国，我们还要拯救日本。这时，中西功提议说：“我们的最佳战场在中国。中国各地都有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如果我们把思想进步的同学组织起来，足以形成一个反对侵华战争的秘密网络！”众人纷纷响应，以茶代酒，碰杯立志。在老虎滩的聚会上，大家推荐中西功为全国反战运动的召集人，并成立了由尾崎庄太郎联络东北、白井行幸联络华北、西里龙夫联络华中的秘密反战组织。随即又有人提出说：“成立组织不难，大家向来志同道合。但这个秘密组织如何对中国战局发挥作用呢？”中西功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关键在于取得中共的领导。现在日共遭受镇压，组织涣散，同国际失去了联系，无力指挥中国的秘密抵抗。而中共在全民抗战中取得了合法地位，正在成为东方反法西斯战线的领军者。”大家一致同意中西功的观点。
为了取得日本高层的信任和器重，中西功写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其中，有的报告把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社会性质联系起来，深刻分析了中国抗战力的消长情况，备受军方关注并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1938年，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成立。5月，特务部将中西功调到上海，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
加入中共上海情报组织，打入日军司令部，
控制军部“调查委员会”，向中共提供大量战略情报
中西功重返上海后，看到上海滩依旧歌舞升平。这时，中西功昔日的恩师洞井已升任日本驻沪总领事。为了让中西功帮日本驻沪总领事搜集中国情况，洞井热情地接待了再次来到上海的中西功。洞井还在宴席上主动说：“我可以帮你找到过去在同文书院的老师王学文，你要通过这个中国文人去搜集有价值的情报。”中西功将计就计，当即答应了洞井的提议。
中西功与王学文重逢后，他立即对王学文说：“应尽快在日本人中建立中共的秘密情报组织。”此建议很快就汇报到了中共上海情报科，但情报联络员郑文道(化名程和生)提醒负责人吴戢光说：“这个中西功虽然曾经思想进步，但6年历史不清，谁知他是不是来演苦肉计的？”不久，吴戢光转告郑文道说：“高层领导已经批准上海情报科的工作计划，决定发展中西功等日本同志，并组成日本人情报小组，由我直接领导。”郑文道惊讶地说：“你来领导日本人？这不行！太危险！日本人不可信！”吴戢光坚定地说：“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你还不信？”郑文道看已无法改变结果后，他便急中生智地说：“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则，你不能直接同日本人联系，中间必须有个联络员。”吴戢光反问说：“你的意思是，万一那些日本人诱捕我，可以牺牲联络员？”郑文道激动地说：“就是这样！”吴戢光说：“就算你说得有理，那我们找谁做联络员？”郑文道关切地说：“一定要找个可靠的人，一个不会上当的人！”吴戢光郑重地说：“那就是你了！”没想到郑文道爽快地回答说：“我接受联络员的任务。”
中西功同上海情报科的第一次秘密联络，被安排在了一家日本料理店，约定的时间是12点。中西功11点半就来了，他在店外的街面晃悠，观察动向。首次见面，两人都是西装革履，中西功胸前佩带的是满铁徽章，而郑文道佩带的是大华徽章，这是两人的接头暗号。他们相互打量片刻后，中西功首先深深地鞠了一躬，而郑文道只是点了点头。两人落座后，中西功环视座位的四周后，便小声对郑文道说：“下次我们在中国饭馆接头。”“为什么？”郑文道不解地问道。中西功回答说：“我像中国人，而你不像日本人。”郑文道有些激动地说：“我怎么不像？”中西功微笑地说：“日本人见到尊者，鞠躬一定要比对方深。在别人看来，我比你的年龄大。而我鞠躬了，你没有呀！”听到这话，郑文道有些惭愧了。告别时，郑文道特意来了个90度的鞠躬。
1938年，中西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情报组织，化名为“大王”。第二年，中西功又参加了满铁调查部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并打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他配合另一位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把包括日军统帅部的某些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日本和汪精卫勾结情况，以至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满铁编《支那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二册、“将来日本海军和美英冲突的主战场在东京东方海面”等重大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了中共的地下组织。1939年秋，中西功还提供了日本对华特务工作分为4个系统的详细情况：一是“梅机关”，即影佐机关；二是“兰机关”，即和知机关；三是“竹机关”，即土肥原机关；四是“松机关”，即川本机关。而梅机关和兰机关的“政治性”不同，影佐专门从事对汪精卫派绝对支持的“和平工作”。
1939年秋，潘汉年对上海情报科的负责人和中共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柳绍文说：“根据自己的经验，日本的同志不可靠，我们应断绝和日本同志的关系。”柳绍文和李德生都说：“日本方面的同志，都是值得信赖的好同志，没有可疑者。而且由王学文介绍，来历清楚。我们愿以生命作保证。”随后，中西功在吴戢光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对日情报侦察。
1940年，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这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的名义，为自己出入大本营、陆海军部、兴亚院等日本中枢机构叩开了方便之门。中西功又设法控制了名为满铁主办实由军部操纵的“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搜集战略情报，加以分析研究，提出决策方案供日本统治当局采纳的高级参谋机构。1941年4月，满铁为适应加强搜集情报的需要，在中西功负责的特别调查室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专门负责搜集蒋军、中共、上海租界上层的情报材料。中西功趁机安插了若干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这样，中共不但能左右这个班的活动，并且可以开出合法的敌占区通行证，经过浙赣线去西南，经过津浦线去西安，为中共建立交通线提供方便。此后，中西功利用为日军特务部做情报分析的条件，自由进入绝密资料室并外出调查。
到了1941年下半年，上海已成了国际间谍最活跃的地方。公共租界的咖啡馆，日本租界的料理店，大小间谍到处都在交换情报和热议“远东慕尼黑阴谋”、“德国东线战略”和“日本前进战略”三大情报。由于5月中共中央公开揭露了美国、英国、苏联以及中国的重庆与日本秘密媾和谈判一事，“远东慕尼黑阴谋”已经破产。6月22日，德国突然向苏联发起全线攻击，第二大战略情报谜底也被揭穿。现在，三大战略情报唯独“日本前进战略”尚未结果，而第三大战略情报必由日本发动，所以各国间谍都瞄准了日本人。
这天，郑文道把中西功约到一家小酒馆。两人坐定后，郑文道迫不及待地说：“中央指示，你不搞战术情报了，只搞战略情报。”中西功沉思片刻后说：“只搞战略情报，这我理解。现在没有比日军前进方向的战略情报更重要的了！”还没等郑文道回答，中西功又进一步解释说：“日军的前进方向将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格局。如果日军北进，与德军东西夹攻，苏联将两面作战，难以为继。也许你们会问，那与我中国何干？干系甚大！你们蒋委员长不是正在压迫共产党北上吗？新四军开往长江以北，八路军开往黄河以北。一旦日军北进，国民党大军也会全线北进，攻击中共驻地延安！国际反苏，中国反共，日军北进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东方大黑暗！如果日军南进呢？太平洋诸岛和东南亚各国因是欧美殖民地，日军南进必将迫使美英参战！这样，国际上就会形成苏联与英美合盟，在中国就会继续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日军南进的后果，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接着，郑文道小声追问道：“你能判断日军的战略方向吗？”中西功回答说：“不能！日军是北进还是南进，这也是日本统治集团很难下定决心的选择。北进试过，日军在张鼓峰、诺门罕曾惨败于苏军。不过，现在中国东北部署了强大的关东军。南进要用海军，甲午海战以来，有胜无败的日本海军，憋足劲要和陆军竞赛，并组建了强大的联合舰队。军队两派争执不下，文官系统也有分歧。外交界反对南进，认为国际上不宜树敌太多。经济界主张南进，因战略资源在南方。现在日本内部举棋不定，局外人却判定日本一定要北进。可我认为，日本南进的可能更大。目前，日本的经济决定日本必须南进。因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有了煤炭和铁矿，可石油和橡胶的产地却远在东南亚。现在不管你陆军派还是海军派，不管你北进派还是南进派，日本经济要求持续供应能源，战争机器也要求南进啊，否则就没有出路！”沉默一会后，郑文道说：“组织上也要求我们，尽快准确掌握日本下一步的战略动向。”中西功表示说：“我一定能拿到情报，请组织放心。”
这时，中西功在日本国内的密友尾崎秀实已经担任了近卫首相府的顾问。然而，在日本特高课抓捕到日共领导人佐野学后，又追查到了由苏联红军情报部派来东京从事情报搜集的佐尔格，以及他所领导的“拉姆扎”情报小组所有成员，其中就有尾崎秀实。1941年10月初，尾崎秀实为提醒在中国从事情报搜集的日本人，他以白川次郎的化名，给中西功发来了一份“速西去”的紧急密电。其意是要中西功迅速离开上海，前往中国西部的抗日根据地。中西功接到电报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选择困境。
有一天，郑文道按照约定来到静安寺。他在后院禅房里看到中西功穿着宽袍正在瞑目打坐。郑文道走近中西功小声地说：“东京出事了！”中西功仍端坐不动。郑文道又说道：“‘国际谍报团’肯定就是你说的东京小组，那首相顾问尾崎秀实肯定就是你的秘密内线，东京大案很快就会牵连我们上海，你怎么办？”中西功没有回答，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写着“速西去”的电报纸，递给了郑文道。看完电报，郑文道急促地说：“不管这人是谁，东京发来的电报表明，你已经受到佐尔格案件的牵连了！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则，一旦有同志被捕，所有与其联系的人员必须立即撤离。你现在必须立即行动！”这时，中西功睁开眼睛缓缓地说：“现在苏德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情报工作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如果自己转移，整个情报网也可能会立即暴露。而且东条英机上台后，会导致什么战略转变，我们需要尽快知道。”郑文道关切地说：“我说你，你却说他？那东条英机上台，带来什么战略变化我不知道，但他会追查你我却毫不怀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再不走就会被捕！”中西功忧虑地说：“尾崎秀实如被捕，东京小组就拿不到内部情报了。我得想想，必须找到别的情报渠道。”郑文道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最珍贵的渠道，你必须立即向西走！”中西功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是个整体，整体是第一位的，个人第二位。据我判断，东京小组成员虽然被捕，但不会叛变。尾崎秀实更不会出卖我，所以我目前尚无危险。我应该向东走，去东京才能拿到情报。”这时，郑文道焦急地说：“可他们已经怀疑你了……”中西功却笃定地说：“不用很长时间了，日本撑不了许久了，我只要再坚持一个月，就能完成任务。”
准确预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间，被捕后坚贞不屈，
加入日共，专心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国革命奋斗终身
自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已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到了1941年10月，苏联急需了解日军的确切动向。于是，中央情报部指示全党各情报系统，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侦察日本的战略动向！这时，潘汉年也从香港回到上海，设法尽快搞到日本下一步的军事动向与进攻方向。因佐尔格小组已被破获，潘汉年只能将这一任务交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为了拿到第一手情报，中西功随即离开上海，乘船回到了日本。
1941年10月25日，回到日本的中西功立即打电话给尾崎秀实，没人接。再打，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中西功只说是打错了电话。随即，他又打电话给尾崎秀实的一个助手，并从电话里得知尾崎秀实已于1941年10月15日被捕的消息。中西功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以找朋友的名义，大胆闯入军方的报道部。他坐在记者中听那些记者高谈阔论，并从中得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大连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同时，日海军舰艇己经在濑户内海集结完毕，只等日美谈判的结果。而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日本当局还把日美谈判的最后期限定为11月30日为止。接着，中西功又找到一个在东京银座开小书店的朋友，此人的姐夫在海军军令部当通讯参谋，知道的内部消息很多。中西功通过这位朋友打听的信息进一步证实了日美谈判一旦破裂，日本即将对美开战的情报。中西功在东京还亲眼看到：时近冬季，国内驻军却在配发夏装，而且还有短裤；另外，向来相互竞争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还并肩参拜了伊势神宫，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中西功根据这些异常迹象判定，日军战略意图极有可能是要南下。
随即，中西功返回中国大连。这时，大连满铁的同事告诉他说，从日本来的轮船，其实都是空载，返回日本却装满了关东军的士兵。中西功在大连、旅顺港口还了解到：一方面大批日本军舰驶回国，并隐蔽去向；另一方面，虽然东北的关东军在大连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但演习的课目不是陆地进攻，而是抢滩登岛。日本陆军记者认为这是针对苏联开战的前奏，而中西功却认为，进攻苏联不需要演习滩头登陆。这场所谓的演习很可能是一出声北击南的演戏。
随后，中西功又返回上海。他在路过南京时，西里龙夫在火车包厢里将一份日军南进的情报交给了他。中西功看完这些情报后，就对西里龙夫说：“日本的战略方向已经基本判定是南进，我们的情报任务完成了！我们赎罪了！我们以自己的秘密行动，代表善良的日本人民，支援了苦难的中国人民。”这时，西里龙夫乘兴说道：“完成这项战略任务，你可以向西走了。”听到这话，中西功又犹豫了起来，他说：“战略方向是有了，可开战的时间呢？袭击的地点呢？我还是不能走！”
中西功回到上海后，立即去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资料室查阅资料，他在综合分析各种资料和情报后判定，日军即将南进，并迅速将这一情报向上海情报科作了汇报。随即，潘汉年在给延安的电报中写道：日军南进作战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迟可能是在12月15日，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同时，上海情报科又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中的程克祥、彭寿两名特工，将这一重要情报发给了重庆，并转给了美国大使詹森，但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1941年12月7日，果然日军向美国的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这时，日本东京警察厅根据破获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的线索，立即派出了多名特高课成员来到上海、南京等地，对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进行秘密侦察监控。1942年3月，有人告诉中西功，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已向上海日军司令部提出了“秘密逮捕，送来审讯”的要求。5月，日本驻上海的第十三军与驻武汉的第十一军配合，发动对浙赣线中国军队的进攻，中西功已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身份与证件，原本打算到了浙江前线后寻机前往抗日根据地。但日本特高课抢先一步，于1942年6月16日派员在杭州逮捕了中西功，并押往东京。随后，中西功被关在东京都内的巢鸭拘留所。
在狱中，中西功经受了漫长的审讯，也受到了严刑拷打，甚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但中西功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只承认自己是出于信仰才向中共提供情报的。他在东京警视厅的审讯中说：“我们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行列，是因为现代的日本遭受着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日本的革命活动受到严厉镇压而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促使日本侵华失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中西功还利用掌握的大量数据，说明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他说：“再过三年，日本将败。然后我就会大模大样地(从拘留所)出去。”1943年，中西功被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起诉，判处死刑，等待执行。宣判书以惊叹的语言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在狱中，中西功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一书。
日文版《中国共产党史》封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中西功也在经历了漫长的审讯之后迎来第一次公审。在东京法庭上，中西功反驳“叛国罪”的指控时说：“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日华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和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9月，法庭宣判中西功死刑，等待执行。仅仅一个月后，根据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中西功被释放出狱，继续从事着革命活动。第二年，中西功即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创立了中国研究所。1947年4月，中西功作为日本共产党员，参加了第一次参议院议员选举并当选。1958年至1963年，中西功任神奈川县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他因领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曾于1960年被捕。
自1966年后，中西功专心研究中国问题，著有《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的再探讨》《来自死亡的墙壁中》《现代中国的政治》《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在革命的上海》等。1973年，身患胃癌的中西功，在弥留之际还对夫人说：“我真想去看看上海……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办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