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7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将南京利济巷原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正式定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年6月25日，举行了文物保护单位立碑揭碑仪式，我作为研究专家，被邀请参与揭碑。经过近一年的修缮，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在2015年12月13日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式对外开放。
利济巷“慰安所”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日军“慰安所”旧址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目前有9幢楼房，约2000多平方米，是南京、中国乃至亚洲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日军“慰安所”旧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在对中国军民实施大屠杀的同时，对中国妇女进行了疯狂的强奸与轮奸，使得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保存日军战斗力，同时为应付国际舆论的谴责，乃下令迅速征召“慰安妇”。从1937年12月底开始，“慰安妇”制度迅速在南京建立与发展起来。南京，由于其极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又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日军各重要机关与驻军众多，因而使其不仅成为日军在华最早设立“慰安所”的地方，而且成为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实施“慰安妇”制度最完善的地方。除初期建立的临时“慰安所”难以统计外，日军在南京城内外长期设立的“慰安所”就有40多家。南京的日伪报纸《南京新报》上，常常刊登“大优惠皇军——人民慰安所、倚红阁妓院、广寒宫妓院露布”之类的整版广告。南京的大街上，公然张贴着这样的海报：“支那美人 兵站指定 慰安所 第四日支亲善馆由此循河边前行600米”。在这40多家“慰安所”里，先后有日本、朝鲜、中国等各个国籍的“慰安妇”数千人。她们作为日军的性奴隶与性工具，每天每人要“接待”日军官兵数十人甚至上百人，但却经常挨打、受冻、受饿，过着牲口般的生活。她们的血泪流满了秦淮河。还有许多“慰安妇”被日军当作“军需品”，从南京调往伪“满洲国”与东南亚各战场。许多“慰安妇”被摧残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还有许多“慰安妇”在日军临近失败时被集体屠杀。
据多年调查，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地方：一是城北下关，因是交通枢纽与商业集中地区，驻军多；二是城中心商业区，既是日本侨民聚居的“日人街”所在地，又靠近日军的兵营与许多军事机关。利济巷“慰安所”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开设的最大的“慰安所”，位于南京城中心中山东路与太平南路、长白街的交汇处。利济巷北口是中山东路，隔马路就是著名的中央饭店和国民政府所在地；南口与科巷、太平南路、长白街相连接，直通夫子庙。利济巷2号与利济巷18号的“慰安所”旧址相邻，在抗战前是一位名叫杨普庆的大户人家新建的高级住宅区与一座旅馆，称为“普庆新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就把这片房屋占据，改作两家“慰安所”。
利济巷2号叫“东云慰安所”。这是一座长方形的水泥砖瓦结构的二层洋房，一楼与二楼的中间都有一条狭长的通道，通道两边是两排分别朝南、朝北的小房间，一间连着一间，房门对着房门，就像旅馆一样。一楼有14个房间，二楼有16个房间。房间里的床位也很奇特，都凹陷在里面，是当年日本人放榻榻米用的，可以起遮挡的作用。在二楼一个房间的上面有一间狭小的阁楼，是当年禁闭处罚不听话的“慰安妇”的地方。在一楼进门处设一吧台。在这座洋房外的西南面，是一座临街的二层楼房，一楼中间有一条过道，有大铁门，在大铁门口设一售票处。战时南京居民称这家“慰安所”为“高丽窑子”，因为他们看到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都是年轻的韩国妇女。日军官兵到这里时，要在大铁门口购票入内。每天晚上都有许多穿军装、挎军刀的日军官兵来此，周末来的更多，老板千田都要到门口迎接。
利济巷18号叫“故乡楼慰安所”，位于利济巷2号的北面数十米，以前与利济巷2号相通。这里有8幢格式相同的二层洋楼，规格设备要比利济巷2号要高。这里面的“慰安妇”，多是日本年轻姑娘，专门“接待”日本高、中级军官。当地中国居民看到那些日籍“慰安妇”都穿着日本和服与木屐。穿着军装的日本人一般都是晚上来，周末时人更多。“慰安所”门口有日本人收票，大门口挂着“故乡楼”的招牌。中国居民称它为“日本窑子”。
与利济巷“慰安所”隔街相望的有“吾妻楼慰安所”，位于科巷南寿星桥口，这是为日军普通士兵设立的、级别较低的“慰安所”，由日侨娼业主经营，里面的“慰安妇”都是中国妇女。当时这家“慰安所”大门上方高悬大横幅，上书“扬州姑娘”四个大字，以作广告宣传。“吾妻楼慰安所”现在房子都已被拆除了。
利济巷“慰安所”是朝鲜“慰安妇”朴永心的三年伤心地
目前，在中国和亚洲各地，发现了许多“慰安所”遗址。但由于日军的摧残、屠杀，能活到战后的“慰安妇”并不多；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慰安妇”相继去世，能被在世“慰安妇”指认过的“慰安所”建筑旧址，几乎没有。2003年11月20日，抗战时期曾被日军诱骗到这里充当了三年“慰安妇”的朝鲜老人朴永心，在其81岁高龄时，在中日学者的帮助下，重回南京利济巷，指认了当年日军“慰安所”旧址，指认了她遭受日军侮辱与摧残的伤心之地。
2003年11月朴永心被接到南京重回“东云慰安所”
朴永心，朝鲜人，1921年12月15日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平安南道南浦市后浦里的一个贫苦人家，自幼丧母，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到当地一家缝纫铺里做工。1939年8月，刚满17岁的朴永心听到日本警察来招人，说是去医院做女看护，收入不菲。贫困中的她心动了，便去报了名。随后，她被日方人员带到平壤火车站，装进一列货车，在一名日本宪兵的看押下，经过几日几夜的颠簸，糊里糊涂地来到了中国长江边的一个大城市。后来她才知道，这是南京，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城内城外到处可见日军官兵。也只有到这时，她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她被日方召到这里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什么女看护，而是做日军的“慰安妇”。她被送进一家“慰安所”后，开始她反抗，她呼喊，她挣扎……但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她才是一个17岁的女孩啊！一个弱女子岂能抗拒日本政府与日本军队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犯罪？她在遭遇多日的关押、挨饿与多次的毒打、强奸以后，不得不屈从了。从此，她在南京开始了牲口与奴隶般的“慰安妇”的生活。她被日本老板改称“艺名”为“歌丸”，在刺刀与皮鞭的逼迫下，每天都要“接待”几十个日军官兵，稍有不从，即遭打骂、禁闭、挨饿、受冻等等非人的虐待。有一次她来了月经，下身流血不止，但“慰安所”的日本老板仍要她“接待”一个日军。她不愿意，那日军竟然拔出挎在身上的刺刀，猛地捅向她的脖子。朴永心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之中。幸好有几个中国杂工将她送到邻近的一家中国小诊所医治，才逃过一死……
朴永心在南京地狱般的“慰安所”中熬过了约三年的时间。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将战火燃遍了东南亚各地。1942年5月底，日军从缅甸攻入中国云南省西部地区，与中国军队隔怒江对峙两年多。日本当局为维持滇、缅前线官兵士气，下令从后方抽调大批“慰安妇”到滇缅前线建立“慰安所”。朴永心就是在1942年春夏间，被日军带出南京，途经上海、新加坡，送往缅甸，后又被送至滇西松山新设立的“慰安所”中。她被改名为“若春”，与许多熟识的、不熟识的“慰安妇”同伴一道，成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官兵专用的性工具、性奴隶。直到1944年6月，中国驻云南的远征军向怒江西岸的日军展开了猛烈的反攻。9月，战败的日军司令官在最后下令，杀掉全部“慰安妇”，然后集体自杀。这时，朴永心已怀孕数月，腹部隆起。她与几个“慰安妇”同伴东躲西藏，竟奇迹般地逃了出来。但连日的奔波与惊吓，当她与几个“慰安妇”同伴被中国军队俘获与解放时，已是身心交瘁，几乎晕瘫在地。她腹中的胎儿成了死胎，下身流血不止。她被送往中国军队战地医院抢救，逃过一死。战后，她被遣送回朝鲜，在医院中被切除子宫，永远地失去了生育能力。她一生没有结婚，在1955年从孤儿院中领养了一名男孩。养子长大后结婚成家，朴永心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2000年12月，在东京召开“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模拟审判大会。日本女学者西野瑠美子与中国电视人朱弘调查了解了朴永心的身世，确认她就是寻找多年的滇西那位“怀孕的慰安妇”，将其邀请到会。朴永心老人在会上讲述了自己一生惨痛的历史。
朴永心向朱弘与西野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到南京与滇西寻访她当年被关押、受凌辱的地方，寻找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证。但由于她当年到南京时年轻，不懂中国话，不熟悉南京的环境，又受到日军的严格管制，因此对于在南京的那段经历，只有一些很不完整的片断记忆。她只记得她当时所在的南京那家“慰安所”，位于南京市中心不远处，是一座二层或三层的水泥构造的楼房。楼房附近有水，是河是湖还是江，她记不清了。她住在楼上，房间是19号，窗户朝北，从窗户向外眺望，可以看到附近有一个日军兵营，有军人进出与操练，外面围着铁丝网。楼房离铁路很近，她常常听到火车开过的声响。
利济巷“慰安所”是唯一的被在世“慰安妇”指认过的“慰安所”旧址
2003年1月初，朱弘来到南京，找到在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的我，会同一位女记者，一同开始了为朴永心在南京的寻证之路。我以多年研究的结果与社会调查所得，陈述了在日军侵占南京八年期间，日军在南京所设立的40多家“慰安所”的分布情况。根据朴永心的回忆，开始把寻访的重点放在南京下关地区，因为那里是“慰安所”集中的地区之一，又邻近铁路，但我们寻访数日，找到的几家“慰安所”旧址都与朴永心的其他回忆不相符合。在苦恼中，我忽然想到，南京原有一条市内小铁路，从下关南下，穿城而过，直到城南的雨花门出城，与京芜铁路连接。这条市内小铁路在清末建造，营运多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拆除，改成马路，在城南的那段就是现在的长白街，而那里正是日军“慰安所”最为集中的地区。由此，我们确定把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太平南路、科巷、长白街一带作为重点调查地区。查访活动得到了南京许多热心市民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先后查访了位于文昌巷白菜园的“菊水楼慰安所”旧址、常府街的“松下富贵楼慰安所”旧址等，最后确认是利济巷2号“慰安所”，因为在这座楼的不远处，原来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水塘，叫丁家大塘，在1958年被填平了，上面建了一所中学，就是后来的南京二十二中（现已被并）；在利济巷2号楼房的东面，原来也不是建筑群，而是一片操场，南京沦陷时是日军的操练场；在利济巷2号附近，有许多日本人开的店；在利济巷的东面不远处，就是一条市内小铁路。——这一切都与朴永心的回忆十分相似或相近。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联系与各方面的工作，终于在2003年11月19日，朴永心老人在西野瑠美子等中日学者的陪同下，重回南京。11月20日，当她来到利济巷2号那座二层旧式楼房前时，很快就认出了她当年遭受日军侮辱与摧残的伤心之地——侵华日军的“慰安所”旧址。她只说了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儿了!”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失声哭泣。陪同人员怕这位已80多岁的老人发生意外，赶紧搀扶着极度悲伤与愤怒的老人离开了这个地方。第二天，11月21日，在陪同人员的周密安排下，朴永心老人再次来到利济巷2号那座二层旧式楼房，一边流泪，一边回忆与指认当年的遗迹。在二楼第19号房间，她无力地说：“这个房间就是我从前来过的地方，是我被拉进来的地方。我太痛苦了！我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地方。”
朴永心老人勇敢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那段不能忘记的血泪历史作证，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作证，为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慰安妇”暴行作证。朴永心老人用血泪写下的历史是任何人所抹杀不了的，它将永远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最有力的控诉！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成为唯一的被在世“慰安妇”指认的日军“慰安所”建筑。
南京市人民政府举行利济巷日军“慰安所”旧址立碑接碑仪式
为保护利济巷“慰安所”遗址的11年艰难历程
朴永心重回南京利济巷，指认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在中国和世界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日军“慰安妇”罪恶制度的企图，有力地加深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同时，它也使“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的重要历史见证意义更加凸显，知名度迅速提高，自那以后，中外学者、新闻记者、政府官员和普通老百姓，一批接一批的来访和调查，中外各报刊、电视台连篇报道。
然而，好事多磨。由于“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的建筑位于南京市中心的黄金商业中心地段，寸土寸金，因而它早就被划定在城市发展的旧房拆迁范围。就在朴永心老人于2003年11月重回南京后不久，2004年的一天，一张张封条就贴到了利济巷2号与18号原“慰安所”遗址建筑的大门上；随之，这里的原住户被安排全部搬迁，建筑工人们把四周的房屋拆毁一空，眼看就要拆到了“利济巷慰安所”旧址。
在这时，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寝食难安，四处奔走！我与许许多多的南京市民挺身而出，呼吁保护这几幢具有重要历史见证意义的民国建筑。我向社会各界和新闻界指出，我国正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的近代反侵略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而“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正是最好的教材；当前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嚣张，力图否定与美化日本侵华史，否定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否定罪恶的“慰安妇”制度，我们正与他们展开辩论与斗争，需要各种有力的证据，而“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正是揭露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和南京大屠杀的最有力证据。我们为何自毁证据，做日本右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我们不能只算经济账！我们首先要算政治账！我们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不能做只顾一时而落得千古骂名的事！
我们的努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南京市民和全国各界人士的理解、支持和声援。南京和全国的各新闻媒体连篇报道、评论和支持南京利济巷原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建筑的保护。我们还设法请日本学者西野瑠美子以“反对战争与针对女性暴力联盟”和“女性、战争与和平人权基金会”的名义，于2004年3月5日，向南京市文物局，向当时的南京市长罗志军先生，发出“关于保存南京市利济巷现存慰安所遗址的请愿书”。我们有理、有力的舆论宣传和说理斗争，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终于阻止了野蛮拆毁，基本保住了“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的建筑。根据罗志军市长的批示，南京市政府文物局和白下、秦淮区政府等有关单位召开专家座谈会，商讨对“利济巷慰安所”旧址建筑的处理与保护意见。
然而会议开了几次，却一直没有任何结果与行动。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眼看着利济巷原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的建筑，在岁月的风吹雨打中，日益破旧，在一年的春节期间，竟然发生火灾。我一次次去现场调查察看那朝不保夕的旧址建筑，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我深深感到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无力与无能！
到了2013年底，我们再次行动！为了更快地推动对“利济巷慰安所”旧址建筑的保护和修复，我和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薛冰、《新华日报》社的王宏伟、南京大学的姚远、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朱震昊，以“五位南京市民”的身份，向南京市文物局郑重提出《关于认定利济巷慰安所旧址为文物的申请》。
在这时，各方面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前了！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各级部门，对日本侵华史和历史文物重要性的认识，都大大提高。特别是在2014年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使得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到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主席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必将来南京，参加与主持国家公祭。
这一切，有力地教育了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尤其在南京社会各界激起强烈的反响。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舆论导向下，我们的申请很快得到了回应。看到多年的努力与愿望，终于成为现实，我不禁泪水夺眶而出。但我绝不会就此松懈！我知道，今后的路还很长，我要继续努力，为研究日本侵华史和南京大屠杀史，为维护历史的真实和人类的正义，贡献出我最大的力量！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日军“慰安妇”研究专家）